黃英琦：是身份 是尊嚴

2014年10月28日 am730

雨傘運動發生已整整一個月。金鐘有逾千帳篷，夏愨道成為夏愨村，木製雨傘人矗立村口成為標記；旺角則有各方神佛繼續守護，十個橙色垃圾桶路障則眼仔碌碌，有著不同神態。這場運動在膠著，社會在撕裂，看不到策略、妥協、出路。運動由學生帶領，他們在佔領區展示了文明關愛，會在怎樣情況下回家？

中大在10月初做的民調，發現只有約7%年輕人(25歲以下)反對佔領，且在樣本中沒有拒絕回答或無意見的人士。據學者說，這在一貫研究中極為罕見，因為社會上總有模稜兩可的觀望者。這調查顯示的，正是一個跨代的斷裂和隔膜。中大學者籲年長一輩多了解年輕人的想法，於是我這位中年也就每天在面書中尋找，年輕人在想甚麼？大學未畢業已贏得社企挑戰賽大獎的鄧敏琳在獨媒的文章說：「雨傘運動令人重新找回自己」。

她認為這不僅是一場追求民主的運動，「我們出去留守，也是出於對未來生活的詰問，對於無法輕易移民離開我城的年輕人，我們問自己，到底想要怎樣的生活。」學聯領袖岑敖暉寫的也異曲同工：「雨傘運動標誌的就是香港人要告別過往的時代，告別過往對政治的冷漠，告別過往對我城的漠不關心。我們是香港的公民，我們對這個城市，是有感情的，我們對香港的前景，是關心的。」
類近留言和緊張香港的心情在面書多不勝數，年輕人的身份認同，令他們願意為香港爭取最理想的政治制度。當上一代人最緊張的是賺錢和養家，遠離政治，新一代卻認為可以走出來，影響香港的命運，為香港去到盡。他們追求的，除了民主，還有尊嚴。

雨傘運動如何完結，需要跨代的同理心。社會要理解年輕人的情懷，他們不是被利用，只是醒過來了。年輕人也需要思考廣場以外的香港，既然夏愨村有的是關心和文明，如何讓這精神正面影響社區，而不是令一般市民受苦？例如，為何仍要守著銅鑼灣，佔領中信大廈出口又是為了甚麼？

 

黃英琦：以人為本

2014年10月14日 am730

我曾是十多年的地區議員，在社區推動改革時曾這樣寫：「民主不是四年一票這麼簡單，在日常生活中，居民有機會討論政策，完善政策……以民主程序落實區政，就是為地區和居民賦權，是『天天民主』。」

過去兩周，我輾轉從社區歸納的聲音和感覺，是佔領並沒有癱瘓政府，卻癱瘓了社區。面書上不斷有人勸說，請「領導者」考慮讓電車重開，但這中間溫和聲音太弱了，無人聽得進去。電車對港島區基層居民和老人家很重要，過去兩周，堅尼地城的電車不能駛至筲箕灣，嚴重影響了居民的生活。再者，讓電車重開，根本不是甚麼撤與不撤的問題，只是以人為本的考慮。

雨傘運動不是「佔中」和三子當時的想像：那本是非暴力公民抗命，畫面是大家坐下堵路，然後是警察來抓，大家不抵抗不還手，不是要用鐵馬佔據。如今運動並無明顯領袖，佔領的規模和時間也未經思考，只是當晚即時的決定，社交媒體的「物以類聚」性質也讓人企硬，於是沒有人敢說：也許我們需要的是同理心，是以人為本的思維，不能把「人民置於在人民的對立面」？政府的策略是螞蟻鬥螞蟻；參與的朋友應盡早跳出零和思維：道路不是籌碼，因為市民不是籌碼。

過去幾天，我與幾位前區議員朋友都很焦急。我們理解年輕人真心、平和的爭取民主，但民主精神不僅是公民提名，而是要為社區充權，要讓街坊知道他們都可以付出和參與，政策由下而上決定。同學要多落區，理解社區情況，謙卑聆聽社區的聲音。把想像拉闊一點，傳媒報道在佔領區發生的美好事情，不就是理想社區的展現？這不是烏托邦，應該每天都在社區發生：大家互相照顧，可以和而不同；公共空間有共享的家具，老人與年輕人有跨代對話，居民自動自覺把垃圾分類，讓社區可持續發展。

覺醒的市民都不是螞蟻，應有能力以新思維回應現時的僵局。如何以人為本，實踐天天民主，是大家急切需要思考的事情。

 

黃英琦：以我為先

2014年2月11日 am730

大年初二深夜，我到了那個被視為一年一度「香港奇景」的深水埗「桂林夜市」(圖)，我看到了街上的熟食檔和上千的趁墟者，但也看到了夜市的垃圾堆積如山並發出酸臭味，垃圾桶滿溢後，食客把膠碗竹簽隨處丟。看著網上的討論和大家有點濫情地懷緬這種「街頭風味」，我在面書上載了一幀夜市的垃圾照及文章，被近二萬人看過，但也惹來一些評語，認為我不支持市集和小販。

我從未間斷的倡議街頭文化，期待著市集和排檔的重現，政府能有公共空間革新的想像和新的小販政策，在這租金阻礙創業的年頭，讓年輕朋友嘗試擺檔。我珍惜和捍衛市集文化，但也希望香港人累積多年的都會文明和公德心可以持續，有街頭夜市，但也有注重衛生和市容的公民，就像年復一年的七一遊行般，大家會檢起紙張水瓶，不在維園留下垃圾。

數天後，香港出現了另一「奇景」：數以百計的遊輪旅客因不滿未能在越南下龍灣落船遊玩，要求賠償，並因此佔領遊輪十二小時。他們在甲板呼喊，行徑令人搖頭嘆息，因為這些都是香港人。旅遊行程有偏差可以與旅行社交涉，香港在這方面有良好的監管和中介機構，但為何解決的方法是扮演「旅霸」，還影響了最無辜的人，阻礙下一批旅客的啟航時間？

這兩個截然不同事件的共通點，是以我為先的心態。自私自利以我為先，一直在我們的移民基因中，也直接促進了香港的繁榮。在沙士一役後，香港曾出現守望相助的情懷，民間願意自發解決問題。但隨著環境的變化，香港人積累了大量怨氣，在這個連為孩子取得幼稚園學位也艱難、在地鐵內每天要與「喼臣」搶位的年頭，社會瀰漫著不信任，已沒太多人認為應該守規矩，「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太理想化了。最壞的是，大家和應說香港在向下沉，但卻看不見有許多人願意與這向下沉的力量角力和拔河。

這是以我為先和公民的分別。若我們著緊桂林夜市，也該有一股蠻勁去與政府爭取夜市有秩序的常態化。無論香港有多少問題，氣氛有多不好，我們也不應失去最基本的文明和禮儀，因為這文明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作者為香港當代文化中心總監，wongyingkay@gMail.coM

 

黃英琦：如何重燃創意？

2013年10月22日 am730

離港一星期，想不到社會氣氛會變得如此低沉和無奈。

廖啟智的分享令人動容。他談到一台獨大帶來的劣質工作文化：「大台為了提升生產力，白天外景，晚間廠景，同一班演員早上六時開工，凌晨三時收工……但人是機器，觀眾可以看到畫面裡的演員好唔夠瞓……」。閱後，我驚訝和氣憤，感覺似曾相識，與幾個月前知悉碼頭工人的無人性工作環境無異。

香港的電視圈早已一潭死水，演員和幕後工作人員都擔憂出路，唯有委曲求存。那裡早不是創意產業，只有缺乏競爭為少數人帶來的可觀盈利；那裡也沒有創意。創意是怎麼來的呢？只要你看看Google的辦公室設計，是如何關顧員工，那裡的工作環境舒適和具啟發性，雖然Google的員工也是忙得不可開交，要長時間工作，但Google鼓勵他們每周hea一天，做一些與工作無關的事，這樣的信任文化才能產生創意和創新的意念，讓員工感覺到工作的意義。

香港電視的作風並非如此具變革性，只是把長期的扭曲正常化，讓電視人重新燃點久違了的工作樂趣。王維基也不是慈善家，他只是重視人，明白香港的電視欠缺甚麼，明白創意產業的推動必須以「人」為核心。人不是機器，人也要開開心心的工作，才有幹勁和創意，才會進取。廖啟智說，在大台，太進取會與「氣氛不夾」，這種行屍走肉，總之公仔箱有畫面就行的心態，其實已扼殺了電視行業的進步。

香港能夠有今天，全因為政府一向秉公辦理，締造level playing field，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不會隨時改變制度和規則，不會特別為某人設陷阱，也不會偏幫某些企業。這「平坦的競技場」概念是我初踏入政圈就聽到飛哥莎姐講述的重要施政理念。但今天的政府變了，決定是如此的不合理，是間接支持一台獨大和另一台的茍延殘喘。

但我不會因為萬多名市民出席集會和有四十多萬個like就感到高興，因為我們仍在逃避，集會很難持續，但我們仍沒有創意的辦法。有人建議罷看電視一天，算了吧，為何不從此罷看呢？按掣表示like是「卸權」，只是給自己的良好感覺。我們要思考的，是怎樣的行動才能促進改變，讓電視重燃創意。

作者為香港當代文化中心總監，wongyingkay@gMail.coM

 

黃英琦：在總統府前種稻

2013年8月13日 am730

香港的公民社會和公民參與近月來似乎失去了理性，溫和改革力量全面消失，剩下來的「公民」參與場面像批鬥，像反智的謾罵，而不是可令社會更有能力創新的行動。在這些場合出現的「公民」都經過組織動員，有些像是全患了感冒般戴上口罩的，有些是衝入論壇跳上桌子叫囂拉扯令論壇必須腰斬的。他們的目標不是想尋求答案，也不想平靜的討論建議。公民社會的兩極化現象，令大家非常沮喪。

昨天與一位資深台灣傳媒朋友談起近兩周的事件，我苦笑說：現在回看反高鐵和菜園村，都覺得他們的手法溫和進取了，你看他們仍在積極建村，希望能為生態農村打造典範。她說，也許那個在旺角街頭的只是「偽公民社會」，真正成熟的公民社會其實是想改變政策的，且手法愈來愈能夠牽動人心。她告訴我一個例子。三年前的夏天，為了抗議台灣各地不當的土地徵收，台灣農村陣線發起了遊行，齊集在總統府前，他們將來自被徵收土地的秧苗，象徵性地種在凱達格蘭大道上，並把它命名為「凱稻」。這行動觸動了無數市民和傳媒，贏得了輿論的支持。農民後來和平離開，把「凱稻」和社會的期待帶回農村，與青年人一起守護種植。在凱稻成長的同時，民間也開始倡議新的「土地徵收法」，推動政策的改變。

我聽後很感慨，尤其是昨晚聽到特首說，有人濫用廉署舉報機制，必須道歉這些話。廉潔是香港不能失去的核心價值。廉署植根社區，為市民作防貪教育，又鼓勵舉報。自古以來，任何舉報系統都有可能出現「公報私仇」的現象，若有人濫用公器，我們要相信廉署多年來建立的不偏不倚精神和調查檢證的能力，總不能假設投訴發自政治動機，更不能用任何手段嚇怕市民，讓他們不敢舉報。其實，在每年數以千計的舉報中，只有不到十分一會被跟進和檢控。

香港社會一夜之間變得不可理喻，本來清晰的「是」、「非」、「曲」、「直」尺度都一下子模糊起來，領導者指鹿為馬，公民對質用盡各種身體語言和眼神，卻不想求同存異。

甚麼時候我們可以由旺角街頭的場面變成「在總統府前種稻」？

 

黃英琦：被卸權的傳媒和立法會

2013年5月21日 am730

這陣子傳媒不斷揭發貪湯的惡行：他買了多少瓶茅台，他與賓客吃得貴喝得好，超過政府規定的每人四百五十元上限；他有多少次攜女友一起赴會，他送贈了多少紀念品和曲奇餅予內地官員，他去了多少次美其名是「考察」但大部分時間卻是遊山玩水的旅程等等。這些報道令我和不少市民每天看報時都會氣憤莫名。

傳媒不斷從消息人士口中得悉新資料，面對疑似腐敗和違規內容，立法會議員不斷表示遺憾，咬牙切齒誓要跟進；政府決定由廉署組成小組嚴查貪湯的行為。輿論沸沸揚揚，準備聲討，但當事人卻可以基於調查正在進行中，在立法會封口。

我可以想像這事件的結局，就如去年的貪曾事件一樣，立法會問不出甚麼，政府就算願意提供更細緻的購買國酒洋酒清單，更「開誠布公」，立法會也很難做些甚麼，大不了只能「表示遺憾」，或「極度遺憾」，只此而已。

近年來，傳媒和立法會都有點「被卸權」 (disempowered)，明明知道事件只是冰山一角，最終也只能被程序所縛緊和規限。一位退休資深公務員跟我說，貪湯其實沒有犯甚麼錯，他是買禮物給人，不是收禮，超支的他已自己批自己，可能只是「公職人員行為不當」。

聽完真感到洩氣。有這樣公然違反香港的誠信廉潔核心價值的官員已丟人，但原來他可能「沒有犯甚麼錯」。我困惑的是：為何數人之下數百萬人之上的官員質素那麼差？他是如何被培育的？他在政府三十多年，由低做起，當過政務官、海關關長，在每次升遷前都有嚴格培訓，他的上級也要寫全面評鑑，難道這些都是馬虎的官樣文章？曾幾何時，香港人相信官員的廉潔，貪曾貪湯是個別事件還是蘋果心已在腐爛了？也許，這才是我們恐懼的問題核心。

傳媒和立法會經常用最大的力量去鞭撻一件醜聞，但每次都是愈跟進新聞的篇幅愈少，草草收場，立法會也只能重複自己，未能有效提出改革措施，為飽受困擾的社會帶來改變的希望。傳媒和立法會需要創新，重新想像如何做新聞、當議員。除了找出問題和揭秘，是否也可以幫忙「解困」，深入討論不同觀點，提出改革方向？

作者為香港當代文化中心總監，wongyingkay@gMail.coM

 

黃英琦：黃色膠鴨的反思

2013年5月7日 am730

在登陸香港之前，荷蘭藝術家荷夫曼已帶著黃色膠鴨到過日本、澳洲和歐洲各地，他的網頁上載了鴨子抵達各地的照片，悉尼達令港的岸邊人流疏落，大阪港口也沒多少人，這些大城市看來沒有香港人這般瘋狂。黃色吹氣膠鴨熱的首個反思，是究竟我們是甚麼人？為何一只高16米浮在維港旁像是對著遊人傻笑的膠鴨，也會令我們樂不可支？我們喜歡膠鴨的甚麼？ 我們擁有羊群心態，凡事一窩蜂，又愛拍照獵奇，把甚麼都當成消費主義(起碼這是從主流媒體所得的印象，不是說餐廳多了生意就是說市民把小膠鴨弄髒了，沒有公德心)，我們的瘋狂，是在反映我們的大驚小怪，以及膚淺？

這是個公共藝術的項目。荷夫曼原來喜歡大件的作品，除了吹氣鴨，他曾在不同的大型展覽中以環保物料砌成大灰兔、大熊，他希望膠鴨帶出沒有界限，沒有歧視的信息。他更認為膠鴨有其「療傷」能力，因為牠容易親近、更非常可愛。究竟有多少在海運大廈外拍照的人想過鴨子的意念？於是，鴨子熱的第二個反思是：我們看來需要藝術教育，令大家見到藝術品時可以「處變不驚」，反應不會像看「奇趣錄」般。那我們應怎樣推動市民可參與的藝術活動，特別是公共藝術？

這些年來，我和不少朋友一直倡議文化藝術發展，可是文化始終是小圈子的事；而香港這城市缺乏公共藝術，不去博物館的人根本沒機會接觸藝術品，那是否可由公共藝術做起？例如今次在西九文化區空地舉行的M 充氣展，雖然那個「複雜物堆」提早洩氣了，但可能是膠鴨的漣漪效應，參與的市民也有數萬。

公共藝術是創意城市的組成部分。早年，著名公共藝術家基斯杜把橫跨巴黎塞納河的一條橋包裹了，他用上數以百匹的白紗布，讓百年老橋突然顯得飄逸嫵媚，人踏上那白紗，感覺像是做夢。我當年刻意到巴黎觀看，走過老橋的感覺很震撼，是難忘的愉悅記憶。

如果香港的本土藝術家也把充斥港九新界的醜怪行人天橋包裹了，那會引起怎樣的騷動和話題？於是，鴨子的第三個反思是：如果國際藝術家可以，為何香港的本土藝術家不可以？

作者為香港當代文化中心總監，wongyingkay@gmail.com

 

黃英琦：企業的三條底線

2013年4月2日 am730

讀過碼頭工人罷工的新聞後，我想的是，為何某些資本家一定要露出如此猙獰的面目？香港是個如斯繁榮和進步的國際都會，為何有些工人仍要接受如此不人道的工作條件？

這幾年，學術和評論界都在著書討論資本主義的嚴重形象問題。不要搞錯，他們不是放棄資本主義，就像民主般，這可能是個最不壞的制度。學者想像的，是如何令資本主義的運作包含社會和環境責任。

「三條底線」的倡議，是其中的論述。21世紀的創業者，除了為股東創造利潤，更要遵守「三條底線」，盈利是第一條底線之外，還有「社會」和「環境」兩條底線。企業的長遠發展建基於它對社會和環境的責任。

能夠嗎？這建議相當理想化。我最欣賞的是美國戶外時裝品牌Patagonia，它的創辦人決定把「環境底線」計入成本，在生產過程中減少污染，改革採購政策，採用有機或循環再造物料，尋找公平貿易供應商，減少碳足跡，更主動回收舊衣物，讓「環境成本」成為其品牌的組成部分。環境成本對不少企業來說一向是事不關己，是政府需要負責的開支，這些年來，只是「污染者自付」的概念已引起不少爭議。

在假期間我參觀了以深圳為基地，在全中國開設了三十多家子公司，僱用近萬名殘疾工人的「殘友集團」。工人大部分是肢體殘障，但他們獲得了有尊嚴的工作，為不同客戶開發軟件或設計動漫程式。公司為他們安排宿舍，每天有車接送，關心員工發展，決策層年輕化。這是「社會創業」的營運模式：鐘擺傾向員工福利和社會責任，盈利與「社會底線」並行。

這幾天來，貨櫃碼頭負責人與外判商劃清界線，道德形象很低，涼薄發言引來網民謾罵。要知道，社交媒體是受害者的發聲平台，把這些不公義都曝光放大了，企業得不償失。

許多香港的公司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是「發財立品」，每年支持某些慈善活動。但反過來說，「立品」可在營運過程中實踐，例如縮小社會的不公義，人性化對待僱員，承擔對地球資源的傷害，不是更好嗎？剝削思維已落伍，只會造成社會分化，貧富鴻溝，更會令整個社會都要負上沉重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