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崢嶸：200元足以改變世界

2013年8月16日 蘋果日報

美國freelance作者Bob Harris，接了一個六合彩頭獎夢幻筍job：替商業雜誌實地考察全世界最豪華酒店，試住試食（當然還要寫評論）。幾個月的免費旅遊加奢華享受，還有錢賺，夫復何求？

他在旅程中卻發現，各地的奢華和赤貧，往往只是一街之隔，越是大吃大喝就越感內疚，結果想到贖罪方法：把那個job的二萬多美元酬金（等於他半年收入），全數捐出做善事。他希望這筆錢用得其所：能幫助發展中國家貧困人士，不只是短期救濟，而是長期改善生活，由本地人主導找適合當地情況的出路，最好還能讓他知道錢的確切用途。結果，他找到了網上微型貸款平台Kiva（www.kiva.org）。

網上微貸　助窮人改善生活
孟加拉經濟學者尤努斯（Muhammad Yunus）創立「鄉村銀行」（Grameen Bank），為數以百萬計貧民提供小額創業貸款，更得了諾貝爾和平獎。Kiva則把微型貸款發揚光大，夥拍各地志願機構，收集及甄選需要借款人士，替他們上載「計劃書」（例如是買兩隻乳牛來賣牛奶，買種子肥料種田，開小雜貨攤檔，或擴充家具工場）；有心人便可選擇合心意的「計劃書」提供貸款，最低消費25美元（約200港元）。

和傳統捐款最大不同之處在於，貸款會分期償還，「善長」可以收回，或再借往其他人士，善款便可生生不息（Kiva微貸壞賬率只有1%）。套用Bob的講法：就像管理自己的慈善基金一樣；我認為更似個人創投基金。

借出他的幾百宗貸款後，Bob希望近距離觀察微貸的作用，於是去了肯雅、盧旺達、波斯尼亞、柬埔寨、印度等多國，探訪接受自己貸款的人士（過程中並沒披露身份），及當地志願機構工作人員。他既是旅遊作者，理所當然把經過寫成《International Bank of Bob》一書。親眼目睹借款人的積極生活態度，憑微貸做生意改善生活、供小孩上學，以及志願機構工作者的無私奉獻，令他深受感動。但他也不會盲目唱好，報喜不報憂：書中也講述一些微貸業害群之馬，胡亂放貸和脅迫追債，令債仔走上絕路的悲劇。

貧窮和微貸本是沉重的題材，但Bob除了分享感人觀察外，筆觸亦不失幽默。他特別奉勸讀者，千祈不要心思思效法他去參觀這些地方，因為交通飲食住宿溝通都非常困難（Bob也曾在旅途上患登革熱險些送命），當地志願機構人士也忙着做實事，難以分身招呼遊客；讀這本書，就當精神上走了一趟好了。

讀到這裏，你或者有此疑問：微貸能幫助香港那過百萬窮人嗎？我不是專家，但對此頗悲觀：假如你上Kiva網站，會發現微貸能做的生意，大多是農業和零售。香港僅餘的鄉郊土地紛紛「被規劃」作發展，哪裏還有農業？零售則面對天價租金，小販亦早已被政府取締，難道去租政府辦那些「XX墟」拍烏蠅嗎？不過，世界其他角落倒是仍有千百萬人可以受惠，而且只要花200元，和十分鐘時間上Kiva網站，就可以改變世界，你無理由不加入吧？

（申報：我也是Kiva用戶，至今借出共58宗貸款，詳情可看我的Kiva個人專頁
http://www.kiva.org/lender/yiujanwayne）

 

反智動物：要改變，先思考

2012年1月20日 蘋果日報

自從轉行為動物謀福利，發現這個工作實在比想像複雜千倍。除了周旋在內地官員、動物保護機構之間、努力搞教育宣傳、籌款印書之外，這份工作附送的是一大堆人和動物之間的道德倫理哲學問題，往往要我扭盡腦筋，翻書上網，尋找更好的答案（永遠沒有最好的答案）。

直至最近讀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康納曼的《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帶給我很多啟發。從心理學家對人類思考的研究，審視香港人一路以來對動物議題的思考方式，可以拿一些出來討論，目的只有一個：要改變，先思考。

要數最熱最值得討論的動物議題，大家都會想起「動物警察」。先旨聲明，我目前對「動物警察」的建議並不否定，只是聽着看着現在的討論，發現充滿偏見、情緒，不沉澱思考，不可能理出一套方法。

康納曼把思考系統一分為二，我們有快思系統（系統一），也有慢想系統（系統二）。系統一是快速的判斷，產生印象和感覺，例如愛動物的人聽到「動物警察」這個詞語，立即會有正面的印象。而系統二是需要花心智力量和時間的分析思考，例如試列出10個設立動物警察的好處，你需要停下來動腦分析，這時候你心跳會加速，瞳孔會放大。只依賴系統一，不一定引致判斷錯誤，但容易流於偏見，需要系統二協助分析，監控我們的思想行為。可惜，啟動系統二是費力的，而人性喜愛走捷徑，快速用系統一來下決定省時省力，所以偏見很難避免。

當人們不斷強調一些血肉模糊的動物照片是虐待所致，我們理應要思考：如何解決？可是當我們將「動物警察」這個很形象化的詞語同時提出來，系統一會自動把意念聯結，形成一個容易理解的因果關係（解決）：動物警察＝停止虐待。這讓你的心智放鬆，減少啟動系統二的需要。而重複地看到某些人把「動物警察」和「停止虐待」聯結起來，你們對這個因果的戒心放下，更加深信不疑。回想起來，你可能忽略了一些理據？例如不改變法例，誰人執法的後果都差不多？

經常聽說，歐美已經有動物警察，香港是時候急起直追。奇怪的是，當我認真翻查資料，發現世界上唯一有具規模動物警察隊的國家，只有荷蘭（洛杉磯有一隊聯合其他部門的動物專案組，不自稱Animal Cops）。幾年前開始，當地的一些組織發佈了一些不嚴謹報告，指荷蘭是世界其中一個虐待動物最嚴重國家。雖然當地虐待總體情況其實沒有惡化，但透過個別案例，用情感渲染增強讀者的危機感，和現在香港的情形近似。然後透過網絡主導輿論不斷重複議題，甚至成立「動物黨」（The Party for The Animals）殺入國會，最終推動動物警察成立。

心理學有所謂「月暈效應」：你喜歡一件事，你傾向喜歡它的全部，包括你沒有觀察到的東西。「我告訴你，動物警察可以制止虐待動物，外國很流行……」你自然傾向喜歡所有有關動物警察的概念。可是你不會花心力留意，甚至刻意忽略有違你喜好的細節：荷蘭本土增加動物警察數量的同時，破案率未見提升，反而削減巡邏警力，導致社會對動物議題兩極化。更荒謬的是，荷蘭動物黨這個「動物警察先驅」公開承認：動物警察的理念來自Discovery Channel的一個電視節目《Animal Cops》。

看到這裏，矛盾越來越大，系統一會告訴你不要看下去，也可能你啟動了系統二，分析以上的資訊。但康納曼也解釋：系統二除了批判系統一的偏見，更傾向於找證據支持系統一的良好感覺。於是乎，有記者打電話給紐約的「動物警察」（2012/12/18 AM730《動物警察全球大勢》），找證據印證香港的「落後」。可是，紐約的「動物警察」事實上不是警察，甚至從未自稱「警察」（你可以上他們的網頁看看），他們是美國防止虐待動物協會（ASPCA）的人員，其背景（由前警官領導的NGO）、職責（負責搜證再交由警察介入），基本和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的人員一樣。和香港不同的，是他們部份有槍（注意美國槍械管制跟香港不同），以及破案率比香港低。這位記者寫的故事是否完整，對受眾未必最重要，重要是他把故事和偏見編出連貫性，贏了話題，卻經不起驗證。

單從否定外國動物警察成效，不足以否定其可行性，但如何做、誰人做，必須要有人提出更有建樹的建議。有些人在推動這個議題期間，經常誤導和流於情感，有時更用憶測和武斷的方法，批評以往的案例，質疑攻擊警方、漁護署、SPCA，甚至政府法證。面對複雜的問題，人類傾向找最簡單的答案。動物警察看似解決虐待動物的捷徑，可是了解越多就越清楚：改善落後的法例、要求市民更主動協助舉報調查、管制動物買賣和過度繁殖等等，更複雜、更難「口號化」的問題，才是更好的答案。

大家同為動物出力，也是非牟利機構辛苦經營，理應是共同進退的朋友，不應在真相缺席下互相攻擊。避開情緒化、即食思考、避免被偏見左右，才能共同為動物謀福利，共勉。

作者：柳俊江
（mailto:ryanlau88@gmail.com）

 

潘國靈：北韓式洗腦教育

2012年8月6日 頭條日報

在書展行逛，偶然聽到身邊兩個女孩子在尋找一本談北韓的書，白封面的，我想，她們正在找的，應該就是這本由美國《洛杉磯時報》記者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Demick）寫的《我們最幸福》。此書中文版由台灣麥田出版社出版，在台灣甚受歡迎，在香港則剛獲香港電台第五屆「香港書獎」，或者愈神愈越令人好奇，香港人對北韓這「幸福」奇異國度，興趣也不缺。

不像一般歷史書寫或報道文學，此書寫得十分小說化，據說德米克訪問了為數約一百名「脫北者」（逃離北韓投奔南韓者），從中選出六個主要人物及支線角色，寫成一本集紀實與小說、個人故事與集體命運於一身的著作。各組人物在不同章節中穿梭出現，而又於「上帝的黃昏」一章中，像一段荷里活電影平行剪接鏡頭般，讓所有有關角色輪流出場，戲劇味不可謂不豐富。但本文特別想談的不是書中的人物故事，而是從書中讀到有關北韓的洗腦教育，起碼下迄至本書所寫及的九十年代，應該是有一定的真確性的。

《我們最幸福》，英文書名叫“Nothing to Envy”，直譯即是「無所羨慕」或「無所妒忌」。何以「無所羨慕」呢？因為最好的你已擁有，譯作「我們最幸福」，也庶幾近矣。這句話，原來是來自北韓自幼兒園就會教唱的一首歌〈在這個世界，我們最幸福〉，依據中譯本，首句如下：「我們的父親，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最幸福。」「我們很幸福」這句話，也出現在書中美蘭這角色任教的幼稚園的鐵欄杆標語上。一如未來主義的反烏托邦世界，繽紛顏色只出現在宣傳海報上，現實人物的穿戴卻是寡素的。

別誤會，歌謠中的「父親」非生父，而是比生父偉大百倍的北韓領袖，在一九九四年七月八日前，只有金日成一人，在「上帝的黃昏」也即金日成逝世之後，逐漸加入北韓第二代領袖金正日。規範較大的小學都會騰出一個房間作金日成研究室，房間中央擺著一個金日成的誕生地萬景台的模型；在金日成逝世那年，教育部下令全國各級學校另設立金正日研究室。「洗腦」教育看來真是愈小進行愈管用。學校以外，一些情節，讀到的時候，還是不禁嘖嘖稱奇。

譬如說，書中宋太太的孩子不慶祝自己的生日，而是慶祝金日成、金正日的生日，這兩天是國定假日，而且通常只有這兩天民眾才能配給到肉品；在這書寫及九十年代北韓能源危機發生之後，這兩天甚至成為唯一有電的日子。最高領袖不以專政者的形象出現，而是如作者所說，集慈愛父親與全能上帝於一身，前者將儒家色彩摻雜進共產主義裏，後者挪用基督教圖像與教義作為自我提升的工具。要將個人崇拜推向高峰，極權國家用到的伎倆每有共通，如將個人肖像、銅像作為圖騰的符號。每戶人家家中都要留有一面空白的牆來掛金日成肖像，除此之外這面牆甚麼都不能放，包括自己血親的照片。勞動黨發放的肖像還附有一塊白布，每天拿來擦拭肖像的玻璃裱框，不用的時候可以藏在肖像後面的木匣裏。後來則多了金正日的肖像，和金氏父子二人的合照。人們出外則要在衫上扣上領袖襟章，街上有不知名的糾察隊監視。書中還提到北韓的結婚儀式，新人站在金日成銅像前，由他代替神職人員象徵性地主持婚禮。

要成功做到「洗腦」，教育、監控、神化三管齊下，此外還有隔絕──外面世界的訊息都是經過濾的，以至偽造虛構出來的。譬如書中提到電視機，原來北韓家庭要配有電視機還需得到特別批核，媒體始終是敏感的一環。至一九九四年「上帝的黃昏」降臨，民眾集體地在金日成銅像前跪拜哭泣，據說北韓境內金日成的銅像共計有三萬四千餘座之多。一場歇斯底里的哭泣成了一場競賽、一場戲，在謊言的國度，真偽難辨。此情此景，似曾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