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s Glocal Chatroom》之一：訪問沈旭暉
國際軟實力：香港的最後出路
問： 這個新專欄的構想是什麼？國際研究為什麼在訪問國際友人以外，還要訪問不同香港人？
沈： 我一直希望令國際研究「落地」，而除了那些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其實國際視野在日常生活同樣能體現，更是香港人在目前政治困局下能避免捲入純消耗爭議，而有所突破的途徑。這專欄將會是一系列訪問，對象包括香港各個軟實力範疇的代表人物，或大家想不到有視野的人，或冒起的地方標誌組織或人物，或對香港這國際品牌有研究的學者。從這些訪問，希望讓讀者明白香港一直以來擁有的世界面向，從而更理解和懂得運用香港的軟實力，無論發揮在向北，還是向全世界。
一、軟實力作為弘揚香港這「國際品牌」的最後憑藉
問： 那究竟何謂「軟實力」？這概念似乎很虛，如何可以紮實一點？
沈： 要理解軟實力（Soft Power），則必須先理解「硬實力」（Hard Power），後者並非單指如軍事、經濟實力等，根據這概念原創者Joseph Nye的定義，還泛指通過Coercion方式影響結果的力量。然而，在當今以平衡利益和風險為遊戲規則的國際社會，動不動使用武力未必能收得利益之餘，往往先為自己帶來損害，不切實際。因此，Nye以「軟實力」這詞，涵蓋國家、城市「通過吸引力來實現意願的能力」，其中包括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民意、資訊流通等各方面所散發的影響力。「軟實力」概念中更重要的是，按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Carnes Lord的說法，軟實力超出了政權、政府的管轄範圍，而由民間、私人機構或組織以及廣泛的社會、文化群體所掌握。因此，這是不少討厭捲入狹義香港政治、不希望和北京政權對抗、而又不希望香港喪失自身特色的朋友，能有所發揮的地方。
軟實力到今天愈來愈被重視，也被不少研究量化。例如英國Monocle 雜誌連續五年評估全球各國軟實力，早前推出2014/15 年度排行榜，上榜地方各有獨門的軟實力標記，大抵能讓我們理解軟實力包含哪些方面。譬如阿根廷排30 位，編輯評語就提到球王美斯、教宗方濟各去年成為該國軟實力象徵；韓國被譽為流行文化工廠，排第15；美國則以流行文化、資訊流通、創新科技等成就高踞榜首。而軟實力並非與硬政治毫不相干，Monocle 的評分，就指法國去年揭出黑金政治醜聞而排名下滑；中國雖然上升至第19位，對非洲、南美以至東南亞有龐大的基建投資獲得一定影響力，但礙於中央及香港特區政府對香港雨傘運動的處理手法，亦拖累了軟實力的升幅。
二、城市對城市繞過政治禁忌：Glocal Forum的智慧
問： 那香港作為國際都會，應該怎樣拓展自己的軟實力，而避免觸及政治禁區？
沈： 根據《基本法》，軍事、外交的硬實力手段屬於中央政府，但軟實力的種種中介是香港內部範圍。正如Carnes Lord 提到，軟實力是由下而上、由民間散發的實力，某程度成為對在上者的一種意識形態制衡，用流行的港式說法，就是民間捍衞核心價值，但這種捍衞，並不以任何政治目標為綱；即使對北京弘揚其整體實力，也可能有所幫助。
儘管香港不能參與國防外交，但根據《基本法》，被賦予頗大的涉外關係權，而港人以城市對城市的身份，其實完全能政治正確地拓展國際網絡的。譬如2001年成立的「GlocalForum」，就強調比國家主權次一級的外事活動，主要以城市作為單位，也包括跨國私人企業、國際組織和傳媒等，「Glocal Forum」的最大主旨，正如其名字結合「global」與「local」，將國際資源競爭和協商接地，連結上城市本土的現實需要。他們認為，國際資源的壟斷，不局限於國與國之間的橫向層面，也包括中央主權政府對地方城市需要的忽略。香港是「Glocal Forum」106個城市成員之一，「城市－城市」的國際關係思維，對香港這個特區尤其重要，通過這類參與，香港才能得出一個發揮軟實力的平台。
三、極端愛國、極端本土以外的「第三道路」
問： 近年香港興起「本土運動」，這時候談國際視野，豈非和大趨勢背道而馳？會否參與香港政治？
沈： 在這個二元對立的時代，任何理性方案都會被極親北京的一方視為「破壞國家利益、勾結外國勢力」，也會被極本土的一方視為「投共賣港」，這種層次「討論」毫無價值，花一秒的時間也不值。但在這樣的社會生態，上述層次的論述只是剛開始，恐怕還會折騰十年，所以我經常勸相熟的朋友不要浪費時間，應該另尋自己的路，也可以說是「第三道路」。
其實，什麼是「本土運動」也大可商榷：記得年前曾和吳靄儀律師相叙，她說「本土派」很多枝節不無道理，但弄錯了核心部分，也就是香港的開放和多元性，對此我深深認同。從國際關係、地域處境來思考，香港其實自開埠以來一直是國際都市，香港核心價值從來不是閉關自守；假如本土運動要改變香港這百多年來賴以成功的公式，這是本末倒置的。在這層面而言，無論大家多麼不喜歡梁振英，他鼓勵青年的天地不要局限在這1100平方公里內，抽空而言沒有什麼不對，問題只是如何保持向不同方向開放、而不是單一向北望，以及如何在開放的同時保持內部人民利益和凝聚力而已。強調「中國的香港」並沒有錯，但假如忘記了「世界的香港」這固有的身份，中國得到香港還有什麼用呢？
四、中國與香港的軟實力：習近平vs Frederic Martel
問： 談到「中國的香港」，令人想起近年香港兩極化的現象，對中國不是極度抗拒，就是盲目崇拜。香港軟實力能怎樣紓緩這種矛盾？
沈： 「中國的香港」，無論喜歡與否，或者將來如何發展，都是當下香港的一個主要地位和身份，這是不爭事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等制度理念和價值固然要堅守，但在民間層面，排他地堅持「我是中國人」或「我是香港人」的口號，都似乎無法在「中國─香港」這個處境中得到應有能量。習近平在去年11月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提到，「要提升我國軟實力，講好中國故事，做好對外宣傳」，然而法國社會學家Frédéric Martel 早前來港時，我請過他在中大講guest lecture，他直指「中國的軟實力是失敗的」，因為受負責硬實力的人干預，這代表了相當部分國際學者的觀點。Martel也提到香港要保持軟實力，要堅守五大特質：前四者屬老生常談─自由、保護知識產權、法治、平等，最後一點卻是「一國兩制」中的「兩制」；這裏所指，除了中國和香港體制上的差異，某程度說明了中港兩地兩種行使軟實力的邏輯差異：只要這成功，同樣也是中國的成功，起碼這是我的信念。（預告：下周我們將訪問Frederik Martel）
2001年董建華政府重金打造的飛龍「香港品牌」，在政府換班後似乎少見了，某程度就屬中國軟實力的邏輯，結局也說明由上而下的軟實力製造計劃實在「飛龍在天」─太過離地。相反，「雨傘運動」期間，吸引各國媒體前來考察報道，即使不談政治，諸般小節如「夏愨村」、「彌敦村」的社區運作、街頭藝術、抗戰智慧等，得到不少「外國勢力」媒體的正面評價，認為這是香港軟實力的呈現，其實，也有不少親北京人士私下對這些創意頗為稱道。從前香港讓國際社會留下印象的，大抵都是獨特的街頭小吃、1970至80年代功夫片，或就算是最老土、最具東方主義標籤色彩的維港帆船、人力車伕等等，都是從民間凝聚的「在地」標誌，這才是由下而上。在這種理解之下，「中國─香港」身份認同這場遊戲，可以得出矛盾、衝突以外的關鍵詞；兩者不作劍拔弩張的對立，但彼此清楚各自有不同的軟實力行使方法和邏輯，只要政府有足夠的胸襟。
五、濱下武志、王賡武、丁荷生：昔日香港作為東亞、東南亞的一環
問： 那「世界的香港」又對香港身份認同如何重要？
沈： 我們不應該為「中國的香港」而遺忘或捨棄「世界的香港」這個身份，而且香港本來就是個國際城市，除了老生常談的轉口港、國際金融中心等，就講香港眾多文化產業，譬如電影、電視劇集、流行音樂甚至足球，都曾經在不同年代征服東南亞甚至美加華人社區。只是近十數年來，無論政府政策或經濟，以至文化、日常生活接觸，均過度傾斜向北望神州的一邊，令香港逐漸忘記了原有的國際身份。近年來，上述提到的電影、音樂等均有被台灣、韓國以至星馬泰追過的勢頭。在21世紀現實環境中，亞洲近年也吹區域整合風，促使香港有必要積極面對和處理跟區內其他國家、城市的互動。香港要重拾國際城市這個身份，再次適應和活躍於國際生態，軟實力是重要的裝備和本錢。何況香港通過自身特色衍生的思潮，正逐漸變成一家之言，也是寶貴的軟實力資本，假如因為近年政治生態而不斷自我設限，令思想界變成一個醬缸，那不單是香港的損失、中華文化的損失，也是世界的損失。
事實上，南洋其他地方反而很善用同一身份。例如旅居新加坡的加拿大漢學家丁荷生（Kenneth Dean）曾研究「新加坡《石頭記》：從石碑解讀東南亞華人廟宇跨國網路」，通過廟宇、會館的石碑，研究新加坡早期華人社團如何編織一個跨國海外華人網絡，這網絡不單止新加坡崛起的憑藉，其實也是香港昔日崛起的憑藉。我在新加坡拜訪過前港大校長王賡武多次，他對不同地方華僑、Chinese Diasporas身份認同的研究，結合他在香港的經驗，其實已指點了一條香港的出路，只是我們懶於思考其可行性而已。正如我早前在專欄分享過日本學者濱下武志的《香港大網絡》，談及香港的國際腹地，高瞻遠矚，卻從未得到過香港重視。這網絡今天依然在新加坡被培養發展，但在香港呢？全球化時代理應更緊密溝通，但在不少人眼中，新加坡彷彿只成了一個純粹拿來比較、抽水的對象，卻沒有了人的層面的糾結了。
六、由Global到Glocal：減少依賴政府的國際身份
問： 不少朋友始終覺得國際視野很「離地」，而作為一個普通的香港人，我們可以怎樣理解和實踐這種「世界的」身份，以及發揮個人的軟實力？
沈： 經歷過80、90年代移民潮、回歸前政治恐慌，眼下雖然「五十年不變」之約還未走到一半，但不得不承認太多東西已經正在改變。然而今天我們實在不必把移民看作非黑即白的概念，因為內裏的空間還有很大。我們不應單純推廣Global視野，而必須結合本土的Glocal。在全球化時代，無論身處何方，都能對香港拓展軟實力和維持國際社會的香港品牌有所貢獻。香港人是可以有一些實質的行動，從個人開始重拾「世界的」身份，譬如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可以是留學深造的較佳、且較廉價的選擇，又或者投資台灣經營民宿，積極試試到日、韓尋找工作機會，尤其從事創新科技行業的。再者，軟實力可以是國際交流然後本土發酵的過程。台灣、韓國、新加坡是近年軟實力累積相當快的城市、國家，而他們無論在官方、民間外交也有不比香港少的經驗，即使是身處當地作日常瑣碎的互動，對於香港人如何處理和發揮自己的世界身份，都可以作為借鏡。
七、多種語言的啟發：香港應以成為「亞洲瑞士」為標桿
問： 那香港除了成為什麼「中藥港」、「科技港」，還有沒有其他路徑選擇？
沈： 其實，香港頗有潛質成為「亞洲的瑞士」。瑞士雖算不上是歐洲大國，但它自1815年從未捲入國際戰爭的中立背景，且確實發揮其地理上位處歐洲中部、連結歐洲各國的多元交滙角色，無論從語言、文化以至歐洲、國際事務參與等範疇。瑞士本身就由德、法、意三大語系的文化區組成，也鼓勵國民學習歐洲各國語言，所以國民的流動性極高；而且瑞士在國家與非國家層面的國際舞台都十分活躍，多個國際組織如紅十字會均設總部於當地，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的規模就僅次於美國總部。
香港歷史上作為中國、東亞、東亞南的交接點角色。現時不少富豪、商人，早年就從中國經香港下南洋做生意發迹，中國改革開放後亦回頭循香港進入大陸；文化方面，邵氏以香港作為基地，輸出大量充滿中國民族情懷的國語古裝片、武俠片，也在東南亞取得文化、民族情感上的成功。香港的泛中國身份認同，跟東南亞華人社區其實有着相當共通的情懷。可惜香港兩文三語政策並不太成功，甚至有學者主張廢除英語的官方地位，這樣下去，從前的英語優勢不復存在，普通話又一定不及內地人，同時又沒有機制積極向全球推廣嶺南文化，數十年後，情況不堪設想。事實上，香港依然有潛力更新自己的區域樞紐地位，即使日常小節，譬如身邊不少日以繼夜「煲」日劇、韓劇而被視為師奶、港女的，這些語言能力隨時成為支撐香港新一代軟實力的秘密武器。假如香港下一代在兩文三語以外都懂得日語或韓語【圖】，在地區遊走的能力和不可取代性都會大得多，走瑞士的路也會容易得多。
八、香港、台灣、新加坡、日本、韓國：21世紀的「第三大國際文化板塊」
問： 今天接觸到國際社會的就容易被說成「勾結外國勢力」，如何能夠突破？
沈： 這種文革式上綱上線，只會將國際的香港帶去末日，但中美角力畢竟是客觀存在，我們也不能視若無睹。只要將視野拉闊一點，當今中國和美國代表着兩股文化及意識形態，壁壘分明，但在中美文化之間，特別是在東亞地區，台灣、新加坡、日本、韓國等地扮演着調和性質的第三股文化勢力，我稱之為「21世紀的第三大國際文化板塊」。這自然是籠統地將她們合稱為中、美以外的第三文化，她們各自獨特的軟實力，足以跟兩股大勢力作競爭、協商，這是我近年不斷在日本、台灣、新加坡等地交流，希望建立一些網絡和合作之故。而我們不能忽略香港本身，其實絕對有足夠的軟實力，作為上述第三文化中的其中一股勢力，突出香港的國際、特別是亞洲身份，和捍衞本土身份、中國身份都沒有衝突。希望在這個每周一次的訪問欄目，能給我們更多think out of the box的思想衝擊，讓我們多明白香港與國際社會的互動模式，才可以在不同崗位為香港做應該做的事。
答：沈旭暉
問：梁振嶽
沈旭暉 信報財經新聞 2015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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