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誥烽：佔領啓示錄

2014年12月8日 明報

自從旺角佔領區成功清場之後，整個佔領運動就像泄了氣的氣球。金鐘佔領區的終結，似乎只是時間和何種方式的問題。佔領行將結束，在這個低迷時刻，我們該開始總結這兩個多月的佔領帶來的啓示。

「階段性勝利」論的破產

從9月28日催淚彈激發佔領運動開始，泛民和佔中便一直呼籲大家撤退。不少佔領者都無視甚至嘲笑他們的呼籲。兩個多月來佔領者覺得最煩躁的，應該是勸退者一面呼籲撤出，一面卻不斷散播「人心已經改變」、「其實已經成功了」的阿Q式謊言。例如10月初情勢最緊張時，便有民主派學者說「希望學生明白早前的佔領行動已非常成功，讓大眾關注民主的程度到達史無前例的高峰」，勸大家盡快離開街頭。

從佔領者的角度看，在政府於普選問題上沒有讓步、也沒有人問責下台的情况下撤出，便是失敗。將失敗說成是勝利的精神戰勝法，或者可讓大家感受好些，但長遠來說卻對香港反對運動帶來極大壞影響。

1997年之後從爭取2007/08普選、反高鐵、反東北收地等，社運民運經歷一次又一次的失敗。爭取不到要爭取的東西，阻止不到反對的東西，便是失敗。「階段性勝利」論不能將失敗變成成功，卻能令毫無戰績的老鬼以長勝將軍姿態不斷向初生之犢指指點點。近年每次出現新的抗爭事件，總有歷代沒成功爭取過什麼的老運動甚至政黨人物空群而出，佔據大台。情况就像每次有年輕人出來搞新公司，總有一堆以前生意失敗的叔叔嬸嬸來七嘴八舌，甚至接管董事會，向新意念潑冷水，讓新公司繼續用老鬼們試過證明不行的方法經營。反觀台灣，你哪時見過領有真正歷史戰功的野百合老學運或「老黨外」出來對野草莓、反媒體壟斷、佔領立法院的學生指手劃腳，警告他們不要做這做那？

佔領為何失敗？

他日佔領區被清空時，請大家不要再重複「階段性勝利」的謊言了。勇敢承認失敗，才能帶來認真的檢討。失敗乃成功之母，「階段性勝利」論，卻是不斷失敗之父。

這次佔領運動為何失敗？這個要參與過佔領的人才能解答。「評台」上星期刊出了一篇作者署名「大陸匿名網友」、題為〈雙學too naive，是時候認清現實〉的文章，在不少香港網上討論社群引起極大共鳴。文中提到：

「從9‧28到催淚彈引發20萬人上街，再到10‧2日學聯號召包圍特首辦，是運動的最好的時機，可是當時學聯面對梁的對話請求，選擇了同意對話……在20萬人的高潮期，有人要衝擊特首府，組織者還在和理非非進行勸阻……」

這種質疑雙學在民氣最盛時錯過了升級良機導致運動失敗的觀點，在年輕人中間十分普遍。同時在上星期，有佔中領導忽然出來「爆料」，說學聯在10月初放棄升級，是因為他們這些前輩阻止；多得他們制止升級，香港才避免了一場屠城云云。

這兩種觀點誰是誰非，佔領者會自行判斷。但大家好像忘記了，佔領初起時，莫講升級，連維持佔領的基本格局也十分困難。當時對佔領區危害最大的，並非政府的鎮壓機器，而是不知從哪裏鑽出來的糾察到處試圖拆路障，也有與泛民友好的社運人士去各佔領區呼籲大家讓路給緊急車輛通過、或搞莫名其妙的拆路障投票。

若我們拒絕陰謀論，我們只好猜想在反對運動裏那麼熱中於瓦解佔領於萌芽狀態的朋友，是真心害怕中共好強大好可怕，抗爭超出它容忍的範圍便會引發香港大屠殺。10月初學聯要求梁振英下台並要脅要圍堵政府時，佔中領導和泛民學者即含淚警告，若學生一意孤行，將有好可怕的事情發生。當時對當權者開槍的恐懼，在經歷過八九六四的老人中間，的確是十分巨大的。

北京露出底牌

現在指摘當時要制止學生的朋友是膽小和另有目的，未免是事後孔明。10月初時民氣的確正盛，但同時沒有人敢保證中共會不會下令開槍。結果佔領兩個多月來，起初有關北京下了不可死人讓特區自行解決佔領的傳言，被證明是準確的。對於持久佔領，當權者除了使用警棍、黑幫、拘捕、禁制令之外，並無開槍。就算到了旺角暴力清場後雙學在11月30日升級，示威者真的嘗試圍堵和衝擊政府佔領龍和道時，警方也沒有開槍。

示威群衆行動升級之後，一向態度強硬的《環球時報》，反而在12月2日刊出題為〈如果香港社會能容忍亂、內地何需急〉的社論，表示就算香港佔領長期化也沒所謂，呼籲「內地社會輕易不可動出動駐港部隊『平息動亂』的念頭。只要一國兩制在，這樣做就不是治本的辦法」。

這次佔領運動為港人帶來的最重要啓示，便是中共亮出了不會讓八九六四在香港重演的底牌。1989年中共能成功開槍並鎮壓學生，鄧小平的元老權威是決定性因素，鄧小平之後，中共已經沒有人有同等權威可以下這種隨時引發中共分裂甚至倒台的高風險命令。事實上，1990年代以來，中共面對各地激烈至攻陷政府大樓、殺官、打砸搶燒的暴力抗爭，也鮮有開槍鎮壓。

可以想像佔領結束之後，建制對示威者、媒體、學術界、網絡世界等的鎮壓與報復，將會恐怖地升級。但經歷過兩個多月的佔領和警察、暴徒暴打之後的年輕人，恐怕不會就此罷休。以後每逢過年過節人潮聚集之時，從平安夜到除夕倒數到元旦遊行到六四到七一，警察都要成為驚弓之鳥。任何導火線，都可能導致大規模起義再次出現。佔領運動，打破了「階段性勝利」的自慰謊言和六四陰影。兩個多月的佔領運動，看來只是全面抗命時代的序曲而已。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社會系副教授

 

李怡：今天，我們香港人自己創設文明

2014年11月19日 蘋果日報

中大公佈最新調查，發現民意逆轉，支持佔領運動的市民較上月下跌約4個百分點為33.9%；不支持運動的增加8個百分點至43.5%。與上月調查相反，不支持者超過了支持者。67.4%受訪者認為佔領人士應該現在全面撤離佔領地點，認為不應該的只有13.9%。另外，在「袋住先」問題上，民意也出現變化，儘管若政改方案按人大8.31決定，支持通過的有36.1%，仍少於認為要否決的46.7%；但當被進一步問及，若提委會取消公司票及董事票，全部委員由四大界別人士以個人票選出，那麼支持立法會通過方案者則有45.4%，認為要否決的減至35%。也就是說，若政府第二階段諮詢提出以個人票取代公司票，民意傾向「袋住先」了。

昨天執達主任到中信外清除障礙物，沒有遇到反抗。今天可能會清除更多鐵馬。接下來會向旺、金、銅動手。如果留守者不反抗，政府很可能順利完成清場。佔領運動將告一段落。

爭取真普選經歷了將近兩個月，沒有爭取到中共和港共的任何讓步。學聯上京在機場即受阻，民主運動設想的後續行動，一是以自首引起社會關注，另一是辭職公投。但這兩個行動都不見得會掀起新的抗爭高潮。整個運動可能沉寂，師老無功難免令爭取民主的佔領人士氣餒。

作為長期關注中國和香港局勢的論政者，筆者對這大半年民主運動的發展，和中共港共的回應，基本上都在意料中。在雨傘運動如火如荼的時候，筆者從西方所有社會運動都不獲多數人支持的經驗，就預計佔領長此下去必然不會得到市民中沉默多數的支持。此外，無論從中共的權力結構來看，從香港人的難民心態來看，還是從中國人總想向更高權力乞求恩賜民主的奴性來看，筆者自中英簽署聯合聲明以來，所有論述都是悲觀的。

不過，9.28那天晚上，全城有六七萬人不懼催淚彈湧上街頭，並分別佔領金旺銅三區，以及連續近兩個月的文明抗爭，卻完全出乎久歷世故的筆者意料之外。然後，各佔領區漸漸發展成互助互愛更充滿文化藝術創意的烏托邦社區。佔領區影響向外擴散，從獅子山標語到「我要真普選」的橫直掛幅遍地開花。佔領運動又在學校擴展，一間間大學的畢業禮都出現了抗議活動。筆者在這段期間接觸一些年輕人，他們的見識和表達能力使筆者肅然起敬。

這是最壞的時候，也是最好的時候；這次的佔領會結束，但民主意識、道德力量、抗爭精神已融入廣大年輕人血液裏，因此佔領運動沒有結束，毋寧說它只是開始。

看透了中共本質的老一輩智者，認為雨傘運動在中共強勢和不顧香港民意的高壓下似乎瀕於失敗，全民推動真普選已無望，香港會正式宣告沉淪，筆下也難免辛酸。但在這些表面現象和力量對比之外，我們是否還應該看到更重要的內在力量呢？

數日前筆者看了電影《山本五十六》，電影的結尾問：這場仗為甚麼會打成這樣？這結局是怎麼造成的？筆者想起電影前段，山本五十六在指揮襲擊珍珠港之前，一再要求日本最高當局，一定要先向美國宣戰，不宣而戰會是日本海軍最大的恥辱。結果，日本（據說是繙譯之誤）在襲擊行動開始一個小時後才向美國宣戰。儘管偷襲使日本勝了第一回合，但道德上犯的錯造成終局慘敗，道德缺失一方面使日軍感到恥辱，另方面激發了美國的士氣。歷史上的勝敗，真是由道德力量決定的。美國獨立戰爭是道德力量之勝，國共內戰是中共道德力量之勝。道德力量，正義在胸，儘管居劣勢於一時，但卻會激發無以倫比的力量反敗為勝。看看中共港共和建制派在普選爭議中的嘴臉，他們的強詞奪理和語無倫次，他們不敢同佔領區的年輕人直接對話，他們拒絕學聯上京而說甚麼學聯的訴求中央已知道的廢話；再看佔領區的年輕人、留守者的句句在理，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評斷出道德力量在哪一邊，而香港前途會由哪一種力量決定。

國際企業顧問公司「GOOD Corps」旗下刊物《GOOD Magazine》日前發表「2014好城市排名」，香港由上年的第24位狂升至榜首。原因竟然是佔領運動：「曾幾何時的小漁村，成長為中西橋樑，不僅重投政治覺醒，更告訴全世界，狂熱的示威一樣可以極之文明」。雜誌形容雨傘運動是植根於互相尊重、表達自由，以及對實現夢想的持續信念。
如果說，以前香港的文明是英國人留下的，那麼從現在開始，我們可以說，香港的文明是香港人自己創設出來的。它會在日後發光發熱。看到這樣的市民，看到這樣的年輕人，我們真是毋須悲觀。

（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李怡

 

區家麟：盲衝亂撞的，係人係鬼？

2014年11月19日 主場博客

年多前的碼頭工潮，抗議與佔領了四十日。

前幾天，路過旺角的民主講壇，碼頭工人大哥開講，對不起，我忘了你的名字，這位大男人，淡定從容、溫文爾雅地，回憶當時的運動經驗，如何在冷風中捱夜與堅持。

街頭有人問︰當時你們的戰友中，有無鬼？

大哥回答的一番話，我印象很深刻（大意）︰我哋行得出來，都係非常堅定的。到後來，或會有人說些激動的話，要行動升級，或做些不理智的事，那是因為運動拖了很長時間，有些人意志消沉，或者想多了，想歪了，或者忍唔住，這些其實係人之常情，我哋要明白，同佢解釋，講清楚，咁樣無幫助……

看見有人衝立法會撞爆玻璃，撞爆了，自己不進去，卻叫人衝入去這幕鬧劇，就想起了碼頭工人大哥這番經驗。

做大事，要有勇有謀有部署，相信衝擊者中，大部分人都是熱血上心的人，但如此衝法，正中下懷。

大家都看清楚了，主流香港人怕亂，鄙視暴力，有秩序潔癖，所以很多市民痛恨警察打人亂放催淚彈，而「愛與和平」的抽象概念化作佔領區裡的井然秩序，也是一股強大力量。

佔領運動至今，當權者策略明顯轉變，政府轉為按兵不動，藍絲帶最近索性失蹤，以逸代勞，拿了禁制令，也嘆慢板，不急於清場。一方面讓堵路繼續擾民，使民怨發酵，另一方面等待示威者內訌分裂，示威者鳩衝，自毀和平招牌，當權者樂見。

當天831人大落閘，佔中三子謂香港進入「抗命時代」。不是「抗命月」、不是「抗命年」，是「抗命時代」，代表著，抗爭與抗命，將延續很長時間，不是一年半載、更不是一時三刻能達成。用上「抗命時代」一詞，也代表了，中老年一輩，有生之年，也未必見到甚麼實質成果，若然香港的核心價值不繼續衰敗，已然有幸。

如此長期的抗爭，會磨滅意志、會忘卻初衷、容易令人精神崩潰。

要保持澄明的心境，考驗才是剛開始。

原文連結：http://goo.gl/u8t9mG

 

戴耀廷：不要踩在法院肩上

2014年11月18日 蘋果日報

在港大法律學院舉辦「雨傘運動與法治」論壇上，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列顯倫認為法庭向旺角佔領區頒發禁制令是一個極之奇怪的判令。其中一點是整件事是涉及公共秩序，要處理由佔路而造成的公共滋擾，理應由律政司代表公共利益向法庭申請禁制令，但現在卻由兩個私人團體（的士商會和小巴商會）向法庭提出申請。

當然我們沒有證據證明由兩個商會向法庭申請禁制令是由特區政府促成，但至少可以肯定是因為律政司並沒有直接提出申請，才導致由兩個商會去提出申請。律政司在兩個商會提出申請時，也沒有主動介入。因此我們可以肯定說，特區政府在整件事中，本應是主導的角色，現反好像成為了配角。在私人團體從法庭取得判令，而執達吏又執行不到法庭判令後，特區政府下的律政司及警方，竟變成了只是協助法庭執行判令的助手而已。

法官在禁制令中說明，若執達吏執行禁制令遇到阻撓，可以尋求警方協助拘捕有關人士，並盡快把該等人士帶到法庭處理。但法官在判詞中是確認其實警方是有足夠權力去處理相關情況的，禁制令並沒有額外賦予警方更大的權力。既然特區政府根本已擁有足夠的權力處理佔路的情況，那為何遲遲不採取行動呢？為何現在竟淪落至在民事訴訟中協助私人團體去執行法庭的判令呢？就算要用民事訴訟去取得法庭的禁制令，也理應由律政司去做，但現在特區政府竟連在民事訴訟中直接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的勇氣也沒有！但更奇怪的是，警務處處長竟會主動公開說要全力協助民事訴訟勝訴的一方去達成其民事的訴求！警務處處長竟甘於讓香港警隊去做別人的助手！我相信這在香港的民事訴訟史中是從沒發生過的「奇事」！

為何特區政府淪落至要這樣做呢？為何特區政府要依靠私人團體透過民事程序向法院申請禁制令，用協助執達吏執行禁制令的方法才有膽去清場呢？其實這正反映了特區政府自覺心虛，知道特區政府現在根本沒有甚麼認受權威，暴力清場必會引來更大的社會反彈，即使能趕走一些佔領者，但大量市民很大可能會出來反包圍警方，結果還是不能清場。

心知自己缺乏足夠認受權威去直接清場，特區政府惟有出此下策，由私人團體出面提出民事訴訟，以民事訴訟去處理本屬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問題，讓法庭頒出民事的禁制令。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本屬特區政府下律政司的職權及職責範圍之內，現在這樣做，可避過由律政司直接提出申請，免卻引起不必要的社會反彈，刺激更大的抗爭情緒。

但更重要的卸責招數就是警方明明有足夠權力清場，也要由法庭去頒令要求佔領者離場。特區政府事前必知道，法庭在訴訟中只能按現行的法律審判案件，是不可能也不會處理得到引爆佔領行動背後有關民主普選的政治及法律公義的爭議。明知法院在香港法治制度下的局限，特區政府、律政司及警方就充份利用這法治漏洞，恬不知恥地讓法庭去做醜人，利用法院在公眾享有遠較特區政府為高的認受權威，以配合法院為名，去達到其清場目的。

特區政府完全罔顧這樣做，實是把法院的認受權威在法院不情願下押上了。在香港現在那麼特別的處境下，這樣做必會削弱公眾對法院的認受權威。特區政府為了清場，不擇手段，不惜付上任何代價，連法院的認受權威也不放過，不能不令人心寒。

特區政府這樣的無良手段能否成功清場，仍難預料得到。但可以肯定去說，一個政府以其公權力去漠視公民要求法律須保障公民基本政治權利的公義及合理訴求，甚至用盡一切手段，不惜犧牲獨立法院的認受權威以達其政治目的，其不尊重法治及破壞法治的程度，相比那些在特定情況下及在特定條件下迫於無奈地不遵從法庭禁制令的小市民來說，必是遠大得多。

梁振英特首、袁國強司長、曾偉雄處長，若你們要清場，請不要躲在禁制令背後！不要踩在法院肩上！請你們堂堂正正，用法律已賦予你們的公權力去清場好了！

戴耀廷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佔中發起人

 

梁文道：我要當個「大多數」（幸運的大多數二之二）

2014年11月16日 蘋果日報

真是太巧，同樣一番話，十天之內竟然聽過兩回。第一回，是朋友轉述，說內地一位媒體人和他在社交媒體激辯關於「佔中」的事情，一時激動，那位媒體人坦白宣告：「二十多年前，我也曾經支持過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但我現在明白了，原來那只不過是少數人的訴求，根本不是大多數人的意願。同樣地，現在香港這幾百萬人再怎麼鬧，也都只是少數人而已。我再也不會犯錯，一定要堅持站在大多數人那邊」。第二回，我親身耳聞，內地一個聚會上頭的新識急着要跟我這個香港來客表態，痛斥「佔中」。他說：「當年我也參與過學潮，上過街鬧過事。但那又能怎樣？沒用的，時代前進的方向不會因為少數人而改變。香港彈丸之地，區區幾百萬人，應該認清時勢，跟上大局，別再繼續瞎鬧，顧及大多數人的利益」。

這些話並不叫人意外，但還是讓我咀嚼良久，接下來一個多禮拜都還會在入睡前省思其中的涵義。不，它們不深奧，很好理解，而且許多人都說過類似的話。我也沒打算去和說這些話的人深談「佔中」的是非曲直，反正大家所得訊息不等，很難有個客觀的共同起點。讓我在意的，是這些言語中的喻詞，例如「形勢」，例如「少數」和「多數」。

單從說理的角度而言，你要批評「佔中」，甚至回頭譴責六四民運，其實都能找到不少論點，甚至還是些不錯的論點。為甚麼有必要把形勢和數量也搬出來呢？尤其數量。難道就因為對方人數較少，所以對方的立場就一定是錯的嗎？一種意見的合理與否，一種取態的黑白對錯，難道和相信他們的人數相關？如果真講推理，我們都曉得這種思路的缺陷，因為真理不由數量而定。但是在我們大部份人的日常思維當中，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關係並不總是邏輯的，而且精確的概念也並不總是最重要的。真正引導我們日常未經反省的思維活動的，往往是一些很感性的隱喻。在那番言語之中，數量便是這樣的關鍵隱喻。當一個人在批評對立方只是「少數人」時，他並不是在邏輯地否定對方立場；他只是想加上「多數等於正確，少數等於錯誤」這個隱喻等式，以增加其說服力罷了。有些時候，一個人甚至還可以放棄任何推理的努力，只消使出這招等式，似乎就足以判明是非。

比方說一些因為房產被拆遷而上訪的百姓，他們跪在政府部門前面的廣場上哭訴；你可以說他們只是少數人而已。少數人受到影響，但地方發展上去了，大部份人會得到好處。又比方三峽水庫工程，動遷人數幾達千萬，至今仍有未了後患；但你還是可以說他們是少數人，因為半片中國都會得到好處。再近一點，為了確保APEC期間北京空氣清明，少數華北農村雖逢降溫，但也還是不准在炕下燒柴取暖。這少數人的一時寒冷（也許這真是少數人了），換來了國家的面子，這豈不也是使多數人蒙利的美事？

這套思路如此流行，乃至於在一些非常極端的時刻，我們會看到它非常極端的表達。譬如前陣子令人神經緊張的連串恐怖襲擊，惹起不少怒火，有些人就在激烈的情緒底下留言網上：「那區區幾百萬維族人，應該全部抓回來徹底漢化。把他們滅了，消融了，我們十幾億人才能得到安定」。它背後的預設仍然是個數量關係；幾十個維吾爾人犯罪，憑甚麼可以牽連整個族群？因為他們到底人少，就算全族加起來，也比不上漢人壯大。多數人有好日子過，一小撮人滅族也就無所謂了。

我明白這是氣話，但為甚麼一個人一生氣，就能衝口而出地吐出一堆如此駭人的言語呢？在某些國家，再怎麼憤怒，一句「黑鬼」恐怕也是個天大的錯誤吧。

能夠順利搬用這套等式的人，想必是站在多數人那邊的吧。也就是說，他恰好不是一個第二天醒來，房子被拆了一半的人；他恰好不是一個長在四川，住在大壩庫區的居民；他恰好不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奶奶，寒風初起，於是打算在APEC那幾天燒炕過夜；他又恰好不是個生在喀什的維吾爾青年，不用到內地大城討生活，在找地方落腳的時候受盡白眼。他恰好不是「少數人」，他真幸運。

我們之所以要討論公正的問題，起點正是因為不可能每一個人的運氣都是這麼好，每一個人的一生當中都有機會變成那「為大多數人而犧牲的少數人」。念及諸種人間不幸境遇，念及任何個體不必要的受苦，因此我們關心社會制度的公正，不使一人遭難犧牲。為甚麼我們這個國家走到今天，會如此輕易地放言他人的犧牲，如此方便地漠視他人的處境？莫非我們都有把握自己不會變成少數人？

是的，重點就在於不要掉隊，不要讓自己淪為少數。比起追求制度之公正，個人的奮鬥上爬要來得容易得多，也有把握得多。不想房子被拆遷影響，那就努力使自己住進一個不可能被拆遷的房子。不想自己被犧牲，那就設法令自己成為一個永遠不會被犧牲的「多數人」。

政治上則更不容許犯下這種投向少數人的錯。好比那兩位因當年支持六四民運而悔悟的朋友，他們的反悔並不在於那場運動的原則有錯（至少這不是他們現在這番言論的要點）；而在於他們錯判形勢，對多數人走向的估計有誤。可是，我們又該在瞬息萬變的形勢當中如何明辨政治上的「大多數」，那個等同於正確，等同於「主流」，等同於官方路線的「大多數」呢？不過兩年之前，薄熙來在重慶推動的「唱紅打黑」也曾一度被人以為是「大多數」。六十多年來，還有數不清的「正確」最後被人發現是錯的，還有數不清的「大多數」成了值得追悔的少數。就算六四，當初也有些人以為自己跟上了形勢，最後認錯閉嘴，絕口不提往昔的誤判。在這種情形底下，你有一直當個多數的自信嗎？

套句內地網絡紅人周小平的話，「請不要辜負這個時代」，若想好運到頭，你不能只是不辜負這個時代，你還得不辜負任何一個時代。就像「國學大師」范曾那樣，從文革到今天都幾乎全部正確了，緊緊掌握住了「大多數」的動向。

這就像是小孩玩的那些遊戲，要是不想被「鬼」抓出去，就得靈敏迅捷地跟上大隊，躲進人堆當中。落單掉隊者，咎由自取，怨不得旁人。這種遊戲考驗的不是推理和邏輯，更不是價值；而是聰明。所以「我再也不會犯錯，一定要堅持站在大多數人那邊」，這句話指的不是我終於看清了是非，我終於懂得了曲直；它的意思就是我「成熟」了，學乖了，我比從前聰明了；如此而已，沒有更多。

 

鄧力行：沈祖堯與侯傑泰的分別

2014年11月6日 主場博客

中文大學副校長侯傑泰接受《大公報》訪問時指，佔領者高呼「我要真普選」，還四處掛上標語，聲稱追求所謂自主和獨立，但不理訴求和實質內容。至於政治理念是什麼，政治世界到底是怎樣一回事，他們不理會，只知道我做了什麼，就可獲得最多人的Like。

在侯傑泰眼中，參與佔領的學生彷彿都是無知的、盲目的、不知所謂的一群。不但如此，在他眼中，學生所有的行為，都是為了博取虛無縹緲的認同，為了滿足心中的虛榮感而作。

面對同樣情勢，我們且看侯傑泰的頂頭上司沈祖堯校長如何回應：「過去兩週，你們對民主自由的渴求，全港全國以致全世界都聽見了，你們的犧牲和你們愛香港的心，我們都看見了，我們都感動了。運動已經達到了一定的成果，大家成功令社會對追求民主有更大的關注和更深的瞭解。」

我思疑，沈校長和侯傑泰兩位所描述的，究竟是否同一批學生？是甚麼讓他們的觀察和感受如此不同？

侯傑泰又指，青少年現時由追求自主而變成任性，佔領學生不少真的會去打掃馬路，但不會回家，又覺得自己很偉大，傳媒吹捧更令他們輕飄飄，「過後仍是打機，hea住讀書」。對於教育界對運動收科的善後工作，侯傑泰認為要從重視基本價值入手，教學生關注身邊人，包括重視孝道，先準備好自己才談追求理想。

在侯傑泰眼中，學生始終是沒出息的，他們的付出都是不藉一提的，他們的基本價值都是有問題的。侯傑泰是一位「教育心理學家」，我不知道在他眼中，學生是否只是用作分析研究的樣本，而不算是一個「人」，我更不知道沒有理解和關懷的教育，究竟還算不算是教育。

在侯傑泰的言論中，我看到的是高高在上的冷漠，在沈校長的言論中，我看到的卻是走進人群的溫情：「星期日傍晚，看到中環集結的群眾被催淚彈驅趕，其中很可能有我們的學生，令我心焦如焚。這幾天，我看着學生們在街頭席地而睡，被猛烈太陽曬傷、風吹雨打，卻仍然堅持走上街上，不但秩序井然，甚至自發清理垃圾，我又再次忍不住落淚。」

沈校長對學生的關懷不僅體現在他的言論中，我還記得，當梁振英召開記者會，當所有人都金鐘兇險留不得時，我們的校長，選擇親身前來現場，跟學生站在一起。我一直都想不通，為什麼沈校長要以身犯險，因為他只要在辦公室對記者說幾句，就足夠我們瘋傳上一整天了，但來了，他的處境就和在場的每一個人一樣。

現在我明白了，這就是沈校長和侯傑泰的分別。這是一位教育家和一位「教育家」的分別。

現在我們也應該明白，為什麼有些人，即使有如何傑出的成就，都永遠不能得到我們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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