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s Glocal Chatroom》之一：訪問沈旭暉 國際軟實力：香港的最後出路

《Simon’s Glocal Chatroom》之一：訪問沈旭暉
國際軟實力：香港的最後出路

問： 這個新專欄的構想是什麼？國際研究為什麼在訪問國際友人以外，還要訪問不同香港人？

沈： 我一直希望令國際研究「落地」，而除了那些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其實國際視野在日常生活同樣能體現，更是香港人在目前政治困局下能避免捲入純消耗爭議，而有所突破的途徑。這專欄將會是一系列訪問，對象包括香港各個軟實力範疇的代表人物，或大家想不到有視野的人，或冒起的地方標誌組織或人物，或對香港這國際品牌有研究的學者。從這些訪問，希望讓讀者明白香港一直以來擁有的世界面向，從而更理解和懂得運用香港的軟實力，無論發揮在向北，還是向全世界。

一、軟實力作為弘揚香港這「國際品牌」的最後憑藉

問： 那究竟何謂「軟實力」？這概念似乎很虛，如何可以紮實一點？

沈： 要理解軟實力（Soft Power），則必須先理解「硬實力」（Hard Power），後者並非單指如軍事、經濟實力等，根據這概念原創者Joseph Nye的定義，還泛指通過Coercion方式影響結果的力量。然而，在當今以平衡利益和風險為遊戲規則的國際社會，動不動使用武力未必能收得利益之餘，往往先為自己帶來損害，不切實際。因此，Nye以「軟實力」這詞，涵蓋國家、城市「通過吸引力來實現意願的能力」，其中包括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民意、資訊流通等各方面所散發的影響力。「軟實力」概念中更重要的是，按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Carnes Lord的說法，軟實力超出了政權、政府的管轄範圍，而由民間、私人機構或組織以及廣泛的社會、文化群體所掌握。因此，這是不少討厭捲入狹義香港政治、不希望和北京政權對抗、而又不希望香港喪失自身特色的朋友，能有所發揮的地方。

軟實力到今天愈來愈被重視，也被不少研究量化。例如英國Monocle 雜誌連續五年評估全球各國軟實力，早前推出2014/15 年度排行榜，上榜地方各有獨門的軟實力標記，大抵能讓我們理解軟實力包含哪些方面。譬如阿根廷排30 位，編輯評語就提到球王美斯、教宗方濟各去年成為該國軟實力象徵；韓國被譽為流行文化工廠，排第15；美國則以流行文化、資訊流通、創新科技等成就高踞榜首。而軟實力並非與硬政治毫不相干，Monocle 的評分，就指法國去年揭出黑金政治醜聞而排名下滑；中國雖然上升至第19位，對非洲、南美以至東南亞有龐大的基建投資獲得一定影響力，但礙於中央及香港特區政府對香港雨傘運動的處理手法，亦拖累了軟實力的升幅。

二、城市對城市繞過政治禁忌：Glocal Forum的智慧

問： 那香港作為國際都會，應該怎樣拓展自己的軟實力，而避免觸及政治禁區？

沈： 根據《基本法》，軍事、外交的硬實力手段屬於中央政府，但軟實力的種種中介是香港內部範圍。正如Carnes Lord 提到，軟實力是由下而上、由民間散發的實力，某程度成為對在上者的一種意識形態制衡，用流行的港式說法，就是民間捍衞核心價值，但這種捍衞，並不以任何政治目標為綱；即使對北京弘揚其整體實力，也可能有所幫助。

儘管香港不能參與國防外交，但根據《基本法》，被賦予頗大的涉外關係權，而港人以城市對城市的身份，其實完全能政治正確地拓展國際網絡的。譬如2001年成立的「GlocalForum」，就強調比國家主權次一級的外事活動，主要以城市作為單位，也包括跨國私人企業、國際組織和傳媒等，「Glocal Forum」的最大主旨，正如其名字結合「global」與「local」，將國際資源競爭和協商接地，連結上城市本土的現實需要。他們認為，國際資源的壟斷，不局限於國與國之間的橫向層面，也包括中央主權政府對地方城市需要的忽略。香港是「Glocal Forum」106個城市成員之一，「城市－城市」的國際關係思維，對香港這個特區尤其重要，通過這類參與，香港才能得出一個發揮軟實力的平台。

三、極端愛國、極端本土以外的「第三道路」

問： 近年香港興起「本土運動」，這時候談國際視野，豈非和大趨勢背道而馳？會否參與香港政治？

沈： 在這個二元對立的時代，任何理性方案都會被極親北京的一方視為「破壞國家利益、勾結外國勢力」，也會被極本土的一方視為「投共賣港」，這種層次「討論」毫無價值，花一秒的時間也不值。但在這樣的社會生態，上述層次的論述只是剛開始，恐怕還會折騰十年，所以我經常勸相熟的朋友不要浪費時間，應該另尋自己的路，也可以說是「第三道路」。

其實，什麼是「本土運動」也大可商榷：記得年前曾和吳靄儀律師相叙，她說「本土派」很多枝節不無道理，但弄錯了核心部分，也就是香港的開放和多元性，對此我深深認同。從國際關係、地域處境來思考，香港其實自開埠以來一直是國際都市，香港核心價值從來不是閉關自守；假如本土運動要改變香港這百多年來賴以成功的公式，這是本末倒置的。在這層面而言，無論大家多麼不喜歡梁振英，他鼓勵青年的天地不要局限在這1100平方公里內，抽空而言沒有什麼不對，問題只是如何保持向不同方向開放、而不是單一向北望，以及如何在開放的同時保持內部人民利益和凝聚力而已。強調「中國的香港」並沒有錯，但假如忘記了「世界的香港」這固有的身份，中國得到香港還有什麼用呢？

四、中國與香港的軟實力：習近平vs Frederic Martel

問： 談到「中國的香港」，令人想起近年香港兩極化的現象，對中國不是極度抗拒，就是盲目崇拜。香港軟實力能怎樣紓緩這種矛盾？

沈： 「中國的香港」，無論喜歡與否，或者將來如何發展，都是當下香港的一個主要地位和身份，這是不爭事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等制度理念和價值固然要堅守，但在民間層面，排他地堅持「我是中國人」或「我是香港人」的口號，都似乎無法在「中國─香港」這個處境中得到應有能量。習近平在去年11月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提到，「要提升我國軟實力，講好中國故事，做好對外宣傳」，然而法國社會學家Frédéric Martel 早前來港時，我請過他在中大講guest lecture，他直指「中國的軟實力是失敗的」，因為受負責硬實力的人干預，這代表了相當部分國際學者的觀點。Martel也提到香港要保持軟實力，要堅守五大特質：前四者屬老生常談─自由、保護知識產權、法治、平等，最後一點卻是「一國兩制」中的「兩制」；這裏所指，除了中國和香港體制上的差異，某程度說明了中港兩地兩種行使軟實力的邏輯差異：只要這成功，同樣也是中國的成功，起碼這是我的信念。（預告：下周我們將訪問Frederik Martel）

2001年董建華政府重金打造的飛龍「香港品牌」，在政府換班後似乎少見了，某程度就屬中國軟實力的邏輯，結局也說明由上而下的軟實力製造計劃實在「飛龍在天」─太過離地。相反，「雨傘運動」期間，吸引各國媒體前來考察報道，即使不談政治，諸般小節如「夏愨村」、「彌敦村」的社區運作、街頭藝術、抗戰智慧等，得到不少「外國勢力」媒體的正面評價，認為這是香港軟實力的呈現，其實，也有不少親北京人士私下對這些創意頗為稱道。從前香港讓國際社會留下印象的，大抵都是獨特的街頭小吃、1970至80年代功夫片，或就算是最老土、最具東方主義標籤色彩的維港帆船、人力車伕等等，都是從民間凝聚的「在地」標誌，這才是由下而上。在這種理解之下，「中國─香港」身份認同這場遊戲，可以得出矛盾、衝突以外的關鍵詞；兩者不作劍拔弩張的對立，但彼此清楚各自有不同的軟實力行使方法和邏輯，只要政府有足夠的胸襟。

五、濱下武志、王賡武、丁荷生：昔日香港作為東亞、東南亞的一環

問： 那「世界的香港」又對香港身份認同如何重要？

沈： 我們不應該為「中國的香港」而遺忘或捨棄「世界的香港」這個身份，而且香港本來就是個國際城市，除了老生常談的轉口港、國際金融中心等，就講香港眾多文化產業，譬如電影、電視劇集、流行音樂甚至足球，都曾經在不同年代征服東南亞甚至美加華人社區。只是近十數年來，無論政府政策或經濟，以至文化、日常生活接觸，均過度傾斜向北望神州的一邊，令香港逐漸忘記了原有的國際身份。近年來，上述提到的電影、音樂等均有被台灣、韓國以至星馬泰追過的勢頭。在21世紀現實環境中，亞洲近年也吹區域整合風，促使香港有必要積極面對和處理跟區內其他國家、城市的互動。香港要重拾國際城市這個身份，再次適應和活躍於國際生態，軟實力是重要的裝備和本錢。何況香港通過自身特色衍生的思潮，正逐漸變成一家之言，也是寶貴的軟實力資本，假如因為近年政治生態而不斷自我設限，令思想界變成一個醬缸，那不單是香港的損失、中華文化的損失，也是世界的損失。

事實上，南洋其他地方反而很善用同一身份。例如旅居新加坡的加拿大漢學家丁荷生（Kenneth Dean）曾研究「新加坡《石頭記》：從石碑解讀東南亞華人廟宇跨國網路」，通過廟宇、會館的石碑，研究新加坡早期華人社團如何編織一個跨國海外華人網絡，這網絡不單止新加坡崛起的憑藉，其實也是香港昔日崛起的憑藉。我在新加坡拜訪過前港大校長王賡武多次，他對不同地方華僑、Chinese Diasporas身份認同的研究，結合他在香港的經驗，其實已指點了一條香港的出路，只是我們懶於思考其可行性而已。正如我早前在專欄分享過日本學者濱下武志的《香港大網絡》，談及香港的國際腹地，高瞻遠矚，卻從未得到過香港重視。這網絡今天依然在新加坡被培養發展，但在香港呢？全球化時代理應更緊密溝通，但在不少人眼中，新加坡彷彿只成了一個純粹拿來比較、抽水的對象，卻沒有了人的層面的糾結了。

六、由Global到Glocal：減少依賴政府的國際身份

問： 不少朋友始終覺得國際視野很「離地」，而作為一個普通的香港人，我們可以怎樣理解和實踐這種「世界的」身份，以及發揮個人的軟實力？

沈： 經歷過80、90年代移民潮、回歸前政治恐慌，眼下雖然「五十年不變」之約還未走到一半，但不得不承認太多東西已經正在改變。然而今天我們實在不必把移民看作非黑即白的概念，因為內裏的空間還有很大。我們不應單純推廣Global視野，而必須結合本土的Glocal。在全球化時代，無論身處何方，都能對香港拓展軟實力和維持國際社會的香港品牌有所貢獻。香港人是可以有一些實質的行動，從個人開始重拾「世界的」身份，譬如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可以是留學深造的較佳、且較廉價的選擇，又或者投資台灣經營民宿，積極試試到日、韓尋找工作機會，尤其從事創新科技行業的。再者，軟實力可以是國際交流然後本土發酵的過程。台灣、韓國、新加坡是近年軟實力累積相當快的城市、國家，而他們無論在官方、民間外交也有不比香港少的經驗，即使是身處當地作日常瑣碎的互動，對於香港人如何處理和發揮自己的世界身份，都可以作為借鏡。

七、多種語言的啟發：香港應以成為「亞洲瑞士」為標桿

問： 那香港除了成為什麼「中藥港」、「科技港」，還有沒有其他路徑選擇？

沈： 其實，香港頗有潛質成為「亞洲的瑞士」。瑞士雖算不上是歐洲大國，但它自1815年從未捲入國際戰爭的中立背景，且確實發揮其地理上位處歐洲中部、連結歐洲各國的多元交滙角色，無論從語言、文化以至歐洲、國際事務參與等範疇。瑞士本身就由德、法、意三大語系的文化區組成，也鼓勵國民學習歐洲各國語言，所以國民的流動性極高；而且瑞士在國家與非國家層面的國際舞台都十分活躍，多個國際組織如紅十字會均設總部於當地，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的規模就僅次於美國總部。

香港歷史上作為中國、東亞、東亞南的交接點角色。現時不少富豪、商人，早年就從中國經香港下南洋做生意發迹，中國改革開放後亦回頭循香港進入大陸；文化方面，邵氏以香港作為基地，輸出大量充滿中國民族情懷的國語古裝片、武俠片，也在東南亞取得文化、民族情感上的成功。香港的泛中國身份認同，跟東南亞華人社區其實有着相當共通的情懷。可惜香港兩文三語政策並不太成功，甚至有學者主張廢除英語的官方地位，這樣下去，從前的英語優勢不復存在，普通話又一定不及內地人，同時又沒有機制積極向全球推廣嶺南文化，數十年後，情況不堪設想。事實上，香港依然有潛力更新自己的區域樞紐地位，即使日常小節，譬如身邊不少日以繼夜「煲」日劇、韓劇而被視為師奶、港女的，這些語言能力隨時成為支撐香港新一代軟實力的秘密武器。假如香港下一代在兩文三語以外都懂得日語或韓語【圖】，在地區遊走的能力和不可取代性都會大得多，走瑞士的路也會容易得多。

八、香港、台灣、新加坡、日本、韓國：21世紀的「第三大國際文化板塊」

問： 今天接觸到國際社會的就容易被說成「勾結外國勢力」，如何能夠突破？

沈： 這種文革式上綱上線，只會將國際的香港帶去末日，但中美角力畢竟是客觀存在，我們也不能視若無睹。只要將視野拉闊一點，當今中國和美國代表着兩股文化及意識形態，壁壘分明，但在中美文化之間，特別是在東亞地區，台灣、新加坡、日本、韓國等地扮演着調和性質的第三股文化勢力，我稱之為「21世紀的第三大國際文化板塊」。這自然是籠統地將她們合稱為中、美以外的第三文化，她們各自獨特的軟實力，足以跟兩股大勢力作競爭、協商，這是我近年不斷在日本、台灣、新加坡等地交流，希望建立一些網絡和合作之故。而我們不能忽略香港本身，其實絕對有足夠的軟實力，作為上述第三文化中的其中一股勢力，突出香港的國際、特別是亞洲身份，和捍衞本土身份、中國身份都沒有衝突。希望在這個每周一次的訪問欄目，能給我們更多think out of the box的思想衝擊，讓我們多明白香港與國際社會的互動模式，才可以在不同崗位為香港做應該做的事。

答：沈旭暉
問：梁振嶽

沈旭暉 信報財經新聞 2015年1月31日

 

沈旭暉：催淚彈-國際標準與香港之謎

2014年10月3日 信報

催淚彈：國際標準與香港之謎

在過去一週，我身在法國，不少朋友以當事人身份，傳來香港政府以催淚彈處理和平群眾的照片時，我完全震驚，這裡的法國朋友也是因為這原因，忽然天天關注香港。我問法國的外交、學術、傳媒界：貴國示威文化源遠流長，民眾勇武無比，對催淚彈見怪不怪，何以如此關心？於是，他們和我分享了法國使用催淚彈的國情和實例，我再找回香港政府的說法，心靈越難平靜。

法國對使用催淚彈有話語權，因為法國是最早在警察執勤引入催淚彈的國家之一，其時在一百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使用催淚彈的前提，就是要民眾知道這是化學武器，對身體可能有害，從而達到一定阻嚇作用，所以任何負責任的政府，都不可能輕易使用。香港行政會議成員說催淚彈「沒有後遺症」，對這說法，我沒有權威解答，但大家可參看10月2日明報對美國杜克大學教授、催淚彈專家Sven-Eric Jordt的訪問，他透露「香港警方使用的CS型（學名為磷——氯代苯亞甲基丙二腈）催淚彈可能引起化學性皮膚灼傷，要數星期才痊癒，反覆被射中更會引發嚴重併發症」，「患哮喘、肺病的人及吸煙者，均是受到催淚彈傷害的高危人群，而在封閉空間使用催淚彈更會致死，例如2013年埃及抗議活動中，首都開羅警方曾向囚犯卡車投擲催淚彈，導致超過30人死亡」，而且香港人口稠密，他擔心「使用催淚彈會造成大範圍的健康不良影響」。

那使用催淚彈有沒有國際標準，還是又有一套「中國模式」？各國警方內部守則都不同，但基本原則只有一點：對和平示威群眾不使用催淚彈，對應付不了的暴力衝擊才使用。在國際新聞，和催淚彈同時出現的名詞往往是「燃燒彈」，或最低限度會有集體破壞行為，催淚彈才是符合比例的武力。以法國為例，2008年學生考試後上街慶祝，最後演變成鬧事，數百人打破商店橱窗、搶掠貨物，破壞了12家商店，群眾最後投擲瓶罐攻擊警察，開始焚燒樹木和垃圾筒時，警察才用催淚彈。同年有法國師生抗議職位被削，學生集體向警投發玻璃樽和石塊展開進攻，警察也是那一刻用催淚彈。2012年法國環保人士雲集，抗議在濕地公園興建新機場，警察也用了催淚彈，之前示威群眾集體投擲石塊、烟花、燃燒瓶。香港示威者有沒有如此勇武？有沒有武力衝擊？全球看直播的人，自有公論。

對和平示威不想其他辦法解決，卻使用催淚彈，說這是「最低武力」，就是不談道德層面，技術層面也是奇怪。為甚麼在國際社會，群眾暴力必須是使用催淚彈前提？因為那樣催淚彈才奏效。通常示威倫理是，有群眾發動武力進攻，例如擲燃燒瓶，警察正常裝備應付不了，發催淚彈，為的是在對方痛楚時將之拘捕，然後其他沒有使用武力的群眾就散去，畢竟被控襲擊屬於不同罪名。在香港，由於群眾沒有使用武力，警方使用催淚彈後，也沒有特別值得拘捕的對象，群眾忍受了一刻，卻自然沒有散去的意欲。而且，當日現場警方用了一個標語，警告「再不離開就開槍」，那是使用「警告使用催淚彈」的標語背面。外國媒體紛紛以「下一個天安門？」為題報道香港，這牌子居功至偉。難怪有在現場的朋友說，實在不知道是希望清場，還是挑釁。

「催淚彈之變」，是管治意識形態的根本改變。此事不解，沒有人心安。當天親受催淚彈影響的學生，應該保留一切證據，記下自己當天被催淚彈處理前後的經歷，乃至結集以不同語言出版，把「使用催淚彈比其他清場方法人道」、「這是處理群眾運動的最低武力」等官方論述放在附錄，歷史，會有最公正的交代。

 

林天悟：「你懂的」，香港不要懂！

2012年7月30日 信報

本月21日，暴雨把北京變成水都，京城豆腐渣防汛系統完全沖毀，官員第一時間不是忙於搜救災民，而是加強力度維穩。

網上流傳一幅截圖，搜狗CEO王小川在新浪微博貼文：「今晚得知了北京大雨死亡的人數，震驚，10秒鐘說不出話來了，超出我任何理性、感性、認知、想像。政府過兩日會公布數據，我無膽說出來。就一場大雨，還是在首都。這個苦難的民族。」

這條微博不久便給人刪除，死亡人數則由「進步、無私、團結」見稱的執政黨隱去。

水災傷亡不准提

四天後，北京防汛抗旱指揮部召開通報會，滙報水災最新情況，說完受災人口和經濟損失就想走；現場記者群情洶湧齊喊：「死亡人數呢？」但主持人堅持宣布通報會結束，叫發言者退場。

民間不滿情緒升溫，官方其後聲稱截至本月26日，水災死亡人數升至七十七人，但誰會相信呢？民間流傳死者最少數百——因為暴雨時正值周末，很多人窩在環境惡劣的地下房，洪水淹至無處逃生，沒有戶籍的城外人更不計其數，甚至沒人代報失蹤。這種慘事竟發生四年前舉辦奧運會的首都大城，怎不教人目瞪口呆？

水災的死亡真相已變成不能觸及的國家機密，內地媒體人張悅認為官方不許提，原因只有一個：數字超出想像！因此才會把宣傳報道的規格，搞得跟2008年汶川大地震一致，即是要彰顯救災的人性光輝。

到了24日，香港深夜掛起八號以至十號風球，事後內地媒體花特大篇幅報道——《最強颱風襲港無一人死亡繁榮依舊》，內容大概說香港受到十級颱風蹂躪，但市民在颱風過後陸續上班，政府部門緊守崗位，生活如常。報道得到大量網民引用，結尾經常加上一句：「你懂的。」

心領神會的中國人民總能從中讀懂一些訊息。依據慣例，沒有人死不會是新聞，怎麼還成為標題呢？因為這邊廂颶風之下無人亡，下一個問題就是，那邊廂大雨淹死多少人？不許光明正大報道，就只好打出一個又一個「你懂的」的擦邊球，在神州之下，懂得的人還真不少，那是謊言社會的無聲吶喊，受同一種國民教育長大的人，有心的就會聽懂。

記者採訪須撤稿

勇敢的內地媒體不斷挑戰官方底線，傳媒人龔曉躍本月26日在微博說：「《南方周末》八個版在付印前被撤，主管社委苦求未果。北方派過來的大腿和南方某些有抱大腿惡習的細胳膊，你們怎麼那麼不要臉，我們怎麼這麼容易被欺負？」雖然博文迅速被刪掉，但已在網上廣傳。

《南方周末》經濟版記者張育群也發出博文說：「七個同事，在北京跑了超過二千公里，採訪了二十四個死難者家屬，昨天寫完稿就趴床上睡覺了，早上醒來看到消息，只想說二千遍，草尼馬（即粗口諧音）。」除了《南周》外，《新京報》有關水災的新聞也要全部撤稿件，變成整版勸捐的天窗式廣告，為什麼那些深度報道的版面都被撤掉？你懂的。

今年香港書展的「名作家講座」，請來內地作家慕容雪村演講，約四十分鐘的演辭沒有激昂的語調，他說講稿早就寫完了，原本較適合在內地演講，但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在內地很難找到講台，只好在香港發表。講稿全長八千多字，標題是《如秋水長天》，若演化成課本，大約是二十課，讀完就頂得上整個中小學的國民教育科了。

慕容雪村說：

不要臉的政府統治下，「負面新聞」往往被屏蔽、被遮掩，但事實上，「負面新聞」這個詞本身就有問題，把壞事說出來，本身並非壞事……。經驗證明，人們從「負面新聞」中學到得更多。看三十年《新聞聯播》，也未必能夠學到什麼有用的知識，除了知道毛澤東思想可以指導殺豬；而一個小悅悅事件，就能讓人明白父母的責任和路人之所應為……。如果你要做一個真正的愛國者，那麼不僅要愛國家的光榮，也要愛國家的苦難。

如果你的工作與教育、宣傳和意識形態有關，那你要清楚，你所影響的不是一人兩人，而是千人萬人。幾個世紀以來，人類社會有一個共識：讓孩子遠離毒品。事實上，那些精神上的毒品——謊言、謬論、仇恨教育、反人類的宣傳——同樣危險，甚至更加危險，即使做不到全面禁絕，至少也要讓孩子遠離毒品。如果你是記者，就不應該參與造假；如果你是教師，就不應該販毒；如果你是學者，就應該堅持真理、拒絕謊言；如果你是作家，就不該睜着眼說瞎話。這不是最高的要求，相反，是最低的。

高層眼中無讀者

看了以上兩段說話，本港媒體人都明白為什麼這篇講稿在內地不能說，因為愈不要臉的政府愈要臉子，令政府蒙羞的負面新聞當然不能報道。與民眾處於互不信任的狀態，動輒就是成千上萬的人包圍政府部門，實行以暴易暴的原始抗爭，陷入愈維穩愈不穩的輪迴狀況。

近日香港高唱反對洗腦國民教育科的聲音，慕容雪村去年探訪陳光誠時曾遭毆打，他表示：「在中國大陸生活有一個明顯的好處，就是可以隨時分清理論和現實。」香港若推行國民教育科，幸運的會有一批「分清理論和現實」的國民，不幸的話會教出一批理論和現實不分的愚民。

安裕先生昨天在《明報》發表〈覺醒〉一文，談及「美國英國都有國民教育，為什麼香港不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很簡單，美國英國學生在校裏學到的是公民教育，走出校門就可以實踐，就可以活生生的看到。」而身為中國國民，誰都明白課本上的無私執政黨只存在夢幻年代，現實是無官不貪，無權不濫。

內地媒體不斷發出「你懂的」訊息，香港媒體人也愈來愈看得懂，而且有一種「今日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的共鳴感。皆因香港媒體的高層愈來愈懂得玩把戲，以資源有限、年輕化、機構轉型等等各種「理由」，把不肯「緊跟機構路線、不聽上層指令」的記者撤掉，行內有個打趣說法：「不撤稿，就撤人」。

內地媒體都由黨控制，高層就是黨員，自由撰稿人彭曉芸說：「現在紙媒的管理者，不是媒體人，他們是官僚，官僚的眼裏，沒有新聞也沒有讀者；只有，上面。」香港的媒體也有很多官僚式管理層，他們眼中也只有「上面」，也許是政治集團，也許是大老闆背後的利益集團，總之就沒有讀者或觀眾。那些高層冷對外界批評，當臉子也不要，公信力算老幾？

凡此種種，預示了香港新聞自由倒退的悲哀，香港人實在不想懂，也不希望去懂。

 

林天悟：那不只是「付足費用」的問題

2012年2月27日 信報

身為一個「香港仔」，特首曾蔭權一定知道泰昌餅家。泰昌原是中環擺花街的小餅店，因末代港督彭定康巡區到來吃蛋撻而「一吃成名」，市民還暱稱為「肥彭蛋撻」。當時沒有人會質疑彭督是否收了利益而選去泰昌餅家，也無人追問他有沒有付款，因為公眾相信當中不涉任何互換條件。

後來泰昌因業主加租一倍須關門停業。消息傳出後，港人蜂擁前去光顧，連日來佔據港聞版重要位置。數月後，泰昌獲得支持而重開，後來還增設分店，其中2005年在旺角新世紀廣場開分店時，更邀得彭定康親身到場；兩年後餅店有大型飲食集團收購，前途和錢途都很亮麗。

攀附權貴 得益不淺

至於特首曾蔭權，記者多年來已知他每次落區前均會派員探路，預先選定光顧的店舖，安排了細節才到場。數年前他與夫人鮑笑薇巡視深水埗區，特意到福榮街的「維記咖啡粉麵店」吃豬膶麵，店方隨即把有關相片放大，貼到門前成為「生招牌」。一幀相片令麵店聲名遠播，街坊稱為「曾蔭權食過的豬膶麵」，內地旅遊雜誌和網站更列為重點推介食肆之一，每逢假日都大排長龍。

不厭其煩地描述泰昌和維記的際遇，旨在說明特首的身份有價，而所謂利益輸送或官商勾結可以是無形的，因為只要特首大駕光顧，已經是給予莫大利益；正如《東方日報》赴澳門採訪，見到當地多間食肆都貼出曾蔭權夫婦光顧後的合照，大收宣傳之效。

小如食肆都因特首光顧而獲得有形利益，何況是成為特首的「深交」呢？華人社會最愛攀關係，許多人千方百計想跟權貴政要做好朋友，若能建立緊密聯絡渠道當然得益匪淺，否則只是一同出席活動，拍個照也不錯，適當時候可大加利用。

正因如此，生意人都渴望跟政界要員交朋友，私人飛機或遊艇當然任坐，若能與國家領導人在重要場合來個合照，照片中雙方緊緊握手或笑容滿面，更可為營商的本錢大增值；若在私人場合親近親近，更可證明雙方關係匪淺。不少人就是利用這些照片或所謂友好關係，向外吹噓在政府中有人脈，因而獲得不少甜頭。

「江湖」春茗 應該避席

特首身份有價，故更加須要廉潔自重，必須避免收受利益之嫌，亦不可以與富貴商人走得太近。身為中共信任、又自稱是「政治家」的曾蔭權，沒理由不懂這個基本常識。

曾蔭權陷入「款待門」，始於《東方日報》上周一報道曾氏夫婦赴澳，期間參加一個團體舉行的春茗，地點位於澳門賭廳場所，出席者包括三山五嶽的江湖人物，曾氏被記者追訪後才匆忙離場；該報翌日再獨家報道，指曾氏夫婦在富豪私人遊艇上過夜，並接受奢華款待，事件令市民譁然。

曾蔭權當天早上先致電香港電台解畫，然後再接受無綫新聞部訪問，自爆曾四度乘坐商人的私人遊艇和飛機，其中兩次乘私人遊艇赴澳門，另外兩次則乘私人飛機往布吉和日本，所有行程均有付費，但只付一般郵輪或飛機票的價錢。他強調已按機制辦事，覺得很公道，最重要是沒有佔人便宜，亦沒有利益衝突，於心無愧，對於誠信受質疑感到傷心。

曾蔭權表示，朋友相聚只是「家常便話」，沒有提及前特首董建華，而朋友關係不會影響他對公務的決定。他聲稱卸任後對政治沒有野心，已在深圳福田東海花園租樓，打算退休後短住。

曾蔭權說得理直氣壯，但傳媒繼續窮追猛打，揭發特首租下的「曾大屋」，原來是東海花園君豪閣的頂樓複式戶，身價達半億元人民幣，內裏設有露天花園和錦鯉池，用料極盡奢華，裝修費貴過三年租金，業主分明做蝕本生意。

屋苑發展商黃楚標是香港數碼廣播的主要股東，外界質疑筍盤是否涉及延後利益，政黨更向廉署舉報，要求介入調查。黃其後向傳媒聲稱，誰人租住都要裝修，強調是以市價把單位租予特首，卻拒絕透露金額。他補充說，特首租住可產生「名人效應」，令單位更易租出；換言之，那份租約的確有無形利益。現在傳媒和立法會議員主要追問「特首有沒有付足費用」。但事件之所以涉及特首誠信、有沒有貪污或官商勾結，更深層次在於「為什麼要接受富豪款待」。

非撿便宜 而是送利

特首不是誰都能埋身，若能成功款待他，而那種關係竟是親密到同乘私人遊艇或私人飛機出遊，在「與世隔絕」的環境下度過數天，就算每次均付足所有費用，或者如他所說「依足機制辦事」，但獲得那種關係的商家，其無形利益將遠超成本價，款待者才是最終得益。因此，若說利益輸送，特首不是撿便宜者，反而是送利者。

若同樣事件發生在一個民主國家，政府最高長官屢次接受富商款待，然後又以「超筍價」租樓，可不是一句「問心無愧」就可以了事。

剛放棄「香港人」身份的台灣著名文化人龍應台女士，2003年卸任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長後，在《遠見雜誌》寫了一篇長文〈當權力在手〉，文中提及她當官時許多活動都有商業贊助，其中一次是世界知名的運動鞋廠捐八百對跑鞋；事後經理說如她帶孩子來買鞋，會打半價。

龍應台準備帶在德國長大、當時十三歲的兒子前去買鞋。誰料孩子說：「你要知道喔，你去買就是腐敗。」孩子解釋經理的半價優待是來自與政府活動的合作，由政府行為所衍生出來的優惠，就不應該由她個人來接受，接受了，就是公器私用，就是腐敗。

龍應台登時張口結舌，探究為什麼兒子懂得這種價值判斷，兒子反問一句：「吉斯是怎麼下台的？」吉斯是德國民主社會主義黨（Party of Democratic Socialism）的主席，因為他把公務飛行所累積的里數用來換取機票作私人度假用途，結果須要下台。

若以同樣標準看待，曾蔭權還能問心無愧嗎？

 

林行止：看好黃金拒領車牌，濟世為懷絕少捐款

2011年10月11日 信報

一、

十月五日，喬布斯（Steve Jobs, 1955-2011）病逝，轉眼一周、筆者是「電腦盲」，更不是什麼「果粉」（蘋果粉絲），然而，這數天來還讀了不少—當然不可能是大部分—有關喬布斯與蘋果的文章；作為電腦門外漢，筆者以為《時代周刊》及時推出由其前老總艾息遜（W. Isaacson）執筆的六頁特稿最有可觀；艾息遜為喬布斯「官式」傳記作者，該書因傳主棄世將提前於本月二十四日發行。另一篇「果粉」不應錯過的好文章是史密遜學社（Smithsonian.com）的〈喬布斯：偉大藝術家〉，不從發明家、企業家、推銷員的角度入手，令人對喬布斯有更全面的認識。

在鋪天蓋地的懷念、讚美聲中，筆者認為形容喬布斯為當代發明活字印刷的古騰堡（J. Gutenberg, 1398-1468），是最為恰當的評語。和古騰堡的印刷術一樣，喬布斯的發明開啟了知識傳播的新紀元。古騰堡之後，民智大開；現代資訊秒傳千里無遠弗屆深入民間以至無處不在，則由喬布斯啟其端！正因為如此，不少論者指出他的貢獻，比ＩＢＭ的屈臣（T. Watson, 1874-1956）和微軟的蓋茨（B. Gates, 1955-）更大！

喬布斯所以全球擁戴，筆者打個切合香港現實的比喻，他是個成功的物業發展商，唯其興建的不是一般受薪階級望亦不敢望的世界級豪宅，而是大部分中產階級都能負擔得起的住宅，這類住宅不僅價格貼近人民的平均收入，而且盡善盡美、設備齊全，滿足了消費者想像得出的需求，而繼續推出的住宅無論在結構上配件上休閒空間上均勝從前，惟價格則不升反跌（在科技產品市場沒有通貨膨脹這回事），由是大受市場歡迎，這位發展商亦因此成為用家偶像。

二、

蘋果產品的售價極具市場競爭力，若干論者遂在蘋果—喬布斯與發展中國家的血汗工廠之間加上等號，去周六本報「獨眼新聞」引述一項調查，指「蘋果多家內地代工廠一直嚴重侵犯勞工權益」（蘋果獨佔個別產品六成〔百分之六十！〕利潤代工廠只分得百分之一利潤）。代工廠利潤微薄是眾所周知事實，惟與蘋果似無直接關係，因為以蘋果的ｉ系列產品（i-Products）為例，其零件（microprocessors，微處理機）無一由其設計或製造，而是分由三星、Wolfson、松下及Infineon等公司供應（較早前的Apple II電腦亦如此），這等於說蘋果以「平靚正」的標準從市場採購這些零件。發展中國家以創造就業為目的而展開割喉式競爭，造就了蘋果產品功能廣泛、使用方便且售價持續下降（相對功能的提升而言）的優勢。血汗工廠的確存在，只是「罪」不在蘋果更與喬布斯本人無涉。至於血汗工廠對一國經濟以至勞苦大眾的利弊，是從上世紀初期英國費邊（Fabian）社開始便爭論不休，可惜迄今仍無定論—血汗工廠的工人不是「人」，值得同情，但事實是他們吃得飽穿着暖且有瓦遮頭，如果沒有血汗工廠，這些人便是失業大軍的一員，可能流離失所、飢寒交迫甚至倒斃街頭……。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應「干預市場」，比如制定「最低工資」及諸種勞工福利（派發成本昂貴的「免費午餐」在所難免）。但所有種種，應以不會扼殺工商界的投資意欲為最高原則。

三、

和他的同齡人蓋茨不同，喬布斯對慈善性捐款，向來不大熱衷，可是，米賽斯學社網站（blog.mises.org）稱他為「世上最偉大的Philanthropist」，原因是喬布斯全神貫注、專心致志於把產品做到最好、取價最合理，令全人類受益匪淺；即使他沒有「炫耀性地捐款」，亦無損其「偉大」。

這裏岔開一筆，說點題外卻與文旨相關的事。幾乎所有的英漢字典都把Charity和Philanthropy譯為慈善事業，唯原文此兩字頗有分別，前者源自拉丁—古法文—古英文，有「基督徒愛世人」之意；後者源自希臘文，意為「愛世人」。一個有神一個無神，這兩個「同義字」真不知應怎樣譯才恰可了。以筆者的認知，Charity是有目的有對象如賑災如扶貧的慈善活動；Philanthropy的動機是「造福人群」，比較抽象，即以平常心達到普濟世人的目的。當然，兩者都有「慈善心」，只是前者顯露耀眼後者比較內斂而已。

無論如何，喬布斯不是俗世眼光的「慈善家」，他以產品而非捐款「愛世人」，因此遭以炫耀性捐款為樂事的「慈善家」尤其是慈善事業「寄生組織」（統籌慈善事業是「大工業」）的冷嘲熱諷；然而，他不僅不為所動，於重奪蘋果控制權後，還索性取消蘋果及他離開蘋果後創辦三數家公司的慈善部門。

喬布斯為何這樣不從俗做善長仁翁，可能他的傳記會闡明；不過，筆者猜度這與他不信任「建制」有關。另一方面，美國慈善事業若以援助第三世界國家為對象（如蓋茨如端納），則有剝奪本國人民福祉之嫌，以慈善捐款可以扣稅，等於慈善捐款愈多政府稅入愈少，令政府只能在增加財赤或削減福利開支間作選擇，結果不利總體經濟且分薄窮困階級的福利。特立獨行的喬布斯有此種考量而不捐款，不足為奇。不作捐款之外，喬布斯對游說費的控制亦十分嚴格，而且是「無寶不落」，今年第一季，蘋果用於游說的資金五十六萬美元，不及谷歌及微軟的三分之一；蘋果大破慳囊的目的在使眾議院通過法案「保障蘋果合法地運送一種可能被定性為危險品而禁止運送的電池（Lithium batteries）」。

四、

喬布斯精於行銷之術，且善與傳媒打交道，一九七○年起在《華爾街日報》任職、現為該報個人科技專欄作者的莫思伯（W. Mossberg）在allthingsd.com寫〈我所知道的喬布斯〉，有不少「內幕」。其一指九七年喬布斯「回朝」後，每個周末都打電話給他，和他詳談蘋果新產品，這是作者從事新聞工作數十年未遇的「禮遇」，喬布斯如此「不恥下問」，目的彰彰明甚；其一是指喬布斯二○○九年「換肝」後他們在公園散步，喬布斯雖處復元期，仍堅持走完「全程」。喬布斯長年為惡疾所病，這令其忘我工作的精神，愈令人起敬。

喬布斯少為人知的身份是「金甲蟲元祖」（Orginal Gold bug），早在一九七九年，他便建議他任信託人的Grinnell書院購進黃金以實校產，這家以創辦人為名成立於一八四六年的艾俄華州名校，現有校產近十三億美元，未知與一早購金是否有關。喬布斯看好黃金，與他不信任「建制」進而賤視其所印的鈔票不無關係；他對「建制」的輕蔑態度，還表現在他從未為座駕領車牌上（相信他有駕駛執照吧），喬布斯的平治（2007 Merceder-Benz Sl55 AMG）不掛車牌，真是咄咄怪事；報道此事的EconomicPolicyjournal.com對喬布斯不領車牌的心理作了近十項揣測，惟只有看不起政府避免與官方有接觸之說較具說服力（有關「無牌汽車」種切，有興趣者還可上www.iphonesavior.com看個真章）。喬布斯的車沒有車牌，並非一時之象，而是「向來沒有」；該作者為此去交通部門查紀錄，未見喬布斯名下有汽車登記當然因此未見他被罰款（據加州法例，駕無牌車每次罰款二百五十美元）！

 

林天悟：偵查報道是一齣大片

2011年9月26日 信報

《爽報》出版了！上周面世以來，每天都觸動行家的神經，其對手更緊盯內容，不斷發重炮指這份免費報「荼毒青少年」，重點報道團體抗議、撕報紙及學校發出「報禁」的消息，而該報首兩天連載陶傑的小說，已被淫褻物品審裁處暫定為第II 類物品，即屬不雅物品，不可向十八歲以下人士發布，而且必須密封包裝及附有法定警告字眼。

當外界以「全城震怒」、「家長憂心」、「學校討伐」的字眼套在《爽報》頭上，員工憂心的不是外憂，而是老闆表示不滿的內患。據悉從籌備到出版，該報每天都在改版，老闆黎智英經常親自指導，而《蘋果日報》新任總編輯張劍虹，日前更被指派兼任《爽報》總編輯，相信未來會有翻天覆地的改變，毋須急於把這份面世僅五天的免費報定型。

脈絡上有起承轉合

張劍虹綽號「沙膽虹」，曾任壹傳媒行政總裁，其後離職，至去年中重返《壹週刊》擔任內容顧問，今年四月一日調任《蘋果日報》當總編輯，該報自今年起報道風格有明顯轉變，銳意加強專題報道，政治新聞靠邊站。至於兩份報紙風格會否「歸一」，且拭目以待。

一份報紙的成與敗，是由讀者和廣告商集體投票去決定，而新聞工作者的責任是做好報道，對於免費報日漸盛行，有傳媒學者認為會扼殺了收費報的生存空間，令到新聞報道流於膚淺，更指「一宗偵查報道，至少要數千字才能說明事情始末」，但免費報沒有那種篇幅。然而，黎智英則反駁，指全新的多媒體報紙平台有聲有畫，簡單內容已可令讀者得到詳盡資訊，那是表達手法的問題， 「唔一定寫到五、六千字先明白」。（九月二十日《蘋果日報》）

目前本地兩大報紙集團都會在網站加設新聞片，短則數十秒，長則三數分鐘，而大稿最多約一千字。反觀免費報的頭條新聞則只有四、五百字，到底詳盡的偵查報道，是否可在三數百字，或者兩三分鐘的影片裏把內容說盡呢？一位曾在雜誌社專題組工作多年的前輩，說出一個精警的比喻： 「史提芬史匹堡執導的經典名片《舒特拉的名單》，能否變成兩分鐘的影片？答案是可以。但會否感動至此？能否讓人看清整個故事的來龍去脈？史匹堡導演最終以一百九十五分鐘去回答這個問題。」那位前輩同時是電影迷，常常用電影比喻新聞報道，妙絕的說法是： 「沒大新聞的日子，爛片都可以上封面，因為始終都要出版。」但面對嚴謹題材的偵查報道，他坦言不可能用數百字就寫完， 「偵查報道如寫劇本，要鋪排出完整故事，脈絡上有起承轉合，難道每一個步驟只寫一百字？連最表面的內容都交代不了。以雜誌來說，一般報道短則是二、三千字，長則超過五千字，十版八版是最低消費，我處理過的故事，最長是十八版」。

前輩指出，偵查報道耗費極多人力物力，動輒超過一個月才完成一篇報道，當中必定要有特別的訊息（message）存在，例如踢爆毒奶粉事件，不能僅僅指出有某種現象，還要探討當中的前因後果，例如存在集團歛財手法、生產過程涉及貪污造假、受毒奶粉禍連的嬰兒苦況、如何追討及補救等等，報道出街前後是要有全盤計劃，而「贏頭輸尾」更是偵查報道的兵家大忌，因為顯示採訪團隊不夠精進全面。「偵查報道是一齣大片，不一定要拍到三小時那麼長，但絕不可能短到只有兩三分鐘，那只夠出一條trailers（電影預告），或者看來很精采，但只能說是斷章取義」。

港產片是怎樣死的

因為版面所限，報章的偵查報道的篇幅遠較雜誌少，而且傾向把新聞元素分割成不同副稿，讓讀者易於閱讀，有需要時更會推出系列報道，單是主稿已動輒超過一千字，合計起來一篇報道也有二、三千字。當免費報紙只能取其兩至三成字數，再配上一兩張圖片去呈現一篇報道，真的能取其精華，還是剩下浮誇的外殼？看來傳媒學者憂心處，自有其道理。

事實上，每個記者都想成為「大片」導演，但問題是偵查線索可遇不可求，許多時候更會徒勞無功。在巧婦難為無米炊情況下，目前報章充斥了不少連四百字、三分鐘都不值的爛報道，但為了迎合讀者或網民，只要能套上「網民鬧熱」、「美少女」、「小學雞」、「中學鴨」、「全城熱話」等等字眼，就可以把篇幅無限擴大，譁眾取寵也在所不惜。當讀者一再受騙，神經變得盲目了，就會像香港影迷被粗製濫造的港產片騙得大多，最終拒絕入場，只會把錢送給荷里活的大片。

各位報館老總，你們知道港產片是點死的嗎？簡單的答案毋須四百字：一是自己不爭氣，拍片濫而粗；二是眾多電影人熱切迎合內地市場，放棄了本土特色。講完。

咸故vs甜故

《爽報》連載了陶傑撰寫的小說，以大學生的性生活為主軸，內容亦提及大學生示威被禁錮的情節。有人說這是「甜故」，即網民對有成人題材故事的專稱，翻查網絡流傳的解釋，指甜故是「咸濕故仔」。

對於「咸變甜」的說法，很久之前聽過一位博學前輩說過，那其實是忌諱的轉音，正如沒人居住的房屋應叫「空宅」，但因與「凶宅」同音不吉利，所以被稱為「吉宅」；而性慾橫流的「咸故」不宜在大眾面前提及，便改稱為「甜故」，此稱謂其實早已有之。一些副刊或娛樂版記者，近年經常被上司要求報道時要「加甜」，即是要「耍點鹽花」增多花邊枝節，但有時鹽分太多就變得難入口，高檔的色情和低俗的色情只是一線之差，如何控制火候，實在是一門高深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