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為誰競爭

2013年5月11日 蘋果日報

歷史性的碼頭工人罷工已然告終，正是回頭檢討的時候。翻閱罷工期間的各種言論，最好玩的莫過於警告工人和「政客」不要玩得過火，「香港的貨櫃行業已經失去競爭力」之類的說法。因為這些意見讓我想起香港其中一種最叫人覺得不可思議的怪現象。那便是從大老闆到一般打工仔，大家居然都能用同一套語言去描述自己的處境，以同一種世界觀去理解自己和經濟活動的關係，絲毫不感到矛盾，和諧得要命。

就說「競爭力」這個常用詞好了，我們老是聽見高官鉅富暢談「如何如何便會損及香港在某個領域上的競爭力」，「如何如何又能加強香港在某個行業的競爭力」。說的人說得理直氣壯，聽的人也好像很清楚這些話的意思，時時鸚鵡學舌般地把同一番話複誦得朗朗上口。似乎上上下下都覺得競爭力是個對自己頂重要的事；好像行業競爭力強了，老闆就能賺錢，工人便有工開，人人都有着數。

於是碼頭工人罷工，照樣又有人用數字告訴大家，香港的貨櫃行業已經鬥不過深圳了，內河船泊港的船次已經逐年下降了。結論是「大局為重」、「視野要宏觀」，工人切不可再開天索價下去，要保住自己的飯碗，保住「我們的」競爭力。他們說得沒錯，香港的物流業的確受到大陸衝擊，香港的碼頭也很難鬥得過深圳。但問題在於難道工人們就不知道這種趨勢嗎？

為什麼提出這種說法的論者不看看另一方提出的數字和疑問呢？香港碼頭有危機了，可和黃碼頭和HIT的利潤為什麼卻一年比一年多？香港貨櫃業的競爭力下降了，但為什麼要（實質上）減薪的是工人，而不是和黃與HIT的高管呢？似乎在他們看來，為了提高這個行業的競爭力，工人就該替老闆埋單；為了鼓勵這個行業的競爭力，公司的營利就該多分一點給股東和高層。簡單地講，就是你們繼續去以「大局為重」，去替香港增加競爭力；我們才能繼續享受競爭的果實。這是個現代版的「一將功成萬骨枯」，工人要在吊機裏假想自己是月入十幾二十萬的飛機機師，加班忍尿；嚴磊輝方可在辦公室中實實在在地獲薪百萬，同時還得到老闆的嘉獎。

 

蔡子強：自願即公義？——市場經濟的迷思

2013年5月9日 明報

葵青貨櫃碼頭工潮，隨着周一，工人接受外判商的加薪建議結束罷工，暫時告一段落。筆者希望在這個階段性終結，在本欄探討一個較為理論性的問題，那就是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裏，資方、勞方在市場上自由締結僱傭合同，買、賣雙方自由締結買賣合約，那麼是否代表一方就應該「食得鹹魚抵得渴」，是否代表旁人就不該說三道四，外力就不應干預呢？

事緣，工潮中曾經出現過惹人爭議的一段說話，那就是和黃大班霍建寧說：「又話去洗手間又唔得，哈，又乜，大佬，21世紀，我叫你做24小時，你都唔制，要自己自願先肯做啦﹗」

霍大班的邏輯：「自願」交易即公義？

其實較早之前，霍先生的屬下，香港國際貨櫃碼頭董事總經理嚴磊輝，在出席商業電台節目時便已經聲言，工人若不滿薪金可選擇轉行：「每一樣工種係有市場價的，譬如家我哋講緊呢個工種（碼頭）月入超過兩萬蚊，如果佢搵得更多，佢好容易可以轉出去啦；如果佢覺得，喂呢度雖然好辛苦，雖然要做24小時，雖然要輪班，雖然話要風吹雨打，不過咁嘅情况下，呢個錢係可以接受，咁咪繼續做落去囉！」

兩人言下之意，就是：碼頭工人連續做24 小時，在惡劣的環境下工作，都是自願的選擇，資本主義下，有僱傭和就業的自由，「一個願打一個願捱」，工人不喜歡大可以另謀高就，「東家唔打打西家」，僱主並不需負上什麼道德責任。

人口販賣都可以是出於「自願」

這裏帶出了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是否只要不是被強權、武力強加諸身上，而是通過市場上的所謂「自願」交易，那麼有關的行為便一定符合公義，便應該被接受和允許呢？

請容我舉一個較為極端但卻完全合乎前述情理的例子。中國古時有所謂「賣身葬父」，窮等人家子女，在走投無路的情况下，為了換取幾分薄錢，以濟家裏的燃眉之急（例如葬父），不惜販賣自己為奴為婢。他們當中或有被迫，但也有很多是出於孝心，而「自願」犧牲自己，那麼，大家又如何看待這些市場上的「自願」交易呢？是否表示賣身者只要「自願」，那麼販賣人口便可以被接受和允許呢？

如果一個社會貧富懸殊到一個地步，讓貧者生計無依，走投無路，要去當童工，要去當妾侍，要販賣自己為奴為婢，面對這樣的人間慘劇，那麼，我們應該涼薄地說：「冇人攞住支槍來逼你，那是你自己自願的﹗」還是，反思社會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應該如何改革，讓弱勢社群真正「有得揀」呢？

桑德爾：一紙合約並非自給自足的道德工具

被《華盛頓郵報》形容為「全美最知名大學教授」的政治哲學家，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他所教授的一門課「正義」（Justice），不單成了哈佛最受歡迎的課，更因被錄影並歷史性的在公共電視播出，而在全球範圍引起哄動。有關教學內容後來出版成《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中譯本：《正義：一場思辯之旅》）一書。

該書的第六章「為底層爭平等」中，談到「契約的道義」時，有這樣的一個論點：

「我們有時以為，當兩人達成協議，其條件想必是公平的。換句話說，我們假設契約本身就是內容條件的合理化。但實際並非如此，至少合約本身並不足以使內容合理。實際契約並非自給自足的道德工具。你我達成協議，單憑這個事實並不足以構成公平。」（見此書中文版，頁161-62）

「如果我的對手較有談判優勢，我同意簽約可能就沒那麼自願，而是受到壓力，在極端情况可能還是被迫……現實中，人人處境不同，彼此間的談判地位與知識總是存着落差可能。只要這個可能還在，協議本身並不足以保證其公平性。因此，實際契約才不是自給自足的道德工具。」（見此書中文版，頁169-70）

不對等談判削弱協議的道德基礎

桑德爾在書中所舉的例子，例如孩子交換閃卡，或老太太找水電工修理馬桶，說的是交易時資訊和談判技巧的不對等，那當然是以美國這樣一個民主和人權較為成熟的社會而言，但對於不文明的社會而言，童工、立妾、人口販賣等，則更牽涉資源和財富上的極端不對等，那麼交易和契約的道德基礎當然就更加薄弱。

那麼，葵青貨櫃碼頭工人的情况又如何？他們都是社會的底層，靠出賣勞力和血汗為生，經濟拮据，資源匱乏，欠缺資訊，交易前談判處於劣勢，因此，就算雙方同意，簽下一紙合約，但卻不代表這就是公平交易，資方的道德責任就毋須深究。

更何况，是否真的可以「東家唔打打西家」呢？資本主義經濟學裏假設的perfect market 在香港的貨櫃行業根本就不存在。有統計，位於葵涌、青衣及昂船洲一帶的香港葵青貨櫃碼頭，共有9個貨櫃碼頭，24個泊位，李嘉誠的長和系擁有當中16個泊位，吳光正的九倉系則佔7個，換句話說，兩個集團加起來共佔泊位的96%，壟斷了整個貨櫃碼頭業務。雖說外判商數目較多，但工潮中已經暴露出它們與背後和黃千絲萬縷的關係。所以，所謂工人選擇的自由，根本就是一個幻象。

‧為什麼要支持碼頭工人組織工會，力抗資方把工會摒棄於談判之外的企圖？

‧為什麼要捐錢給工人的罷工基金？

‧為什麼要在輿論上對工運作出聲援，以至參與工人的抗爭活動？

因為，這都是希望增加工人在談判上的議價能力，不至於予人以「自願之名」、「市場之義」來任意魚肉，無奈接受對他們極為不利的僱傭條件。

《孤星淚》裏的女主角

霍先生，世界已經改變，人們的公義和道德標準亦已經改變，上一個世紀，香港立法禁止立妾，立法禁止童工，今個世紀，制定最低工資等，在在顯示，社會的共識是，一些哪怕是市場上「自願」的行為，例如嫁作人妾，在工廠當童工，又或者接受極為卑微的人工，都不應該被接受和允許，因為在權力和財富都分佈懸殊的情况下，這並不代表人們真正「有得揀」。

《孤星淚》一片中的女主角，為了生活，為了女兒，最後不得不把自己的頭髮、牙齒，甚至貞操賣掉，當然，沒有人拿着一支槍來逼她如此做，可能在霍先生眼中，她也是「自願」的。但更多的人卻選擇同情女主角，《孤星淚》是一套慘絕人寰的苦情戲，但在香港票房竟然超越4000萬，這也反映了今天香港社會的價值所在。

據報道，近日中共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各中南海諸君推介閱讀桑德爾《正義》這本書。香港的一眾權貴都熱中到北京見領導，如果有朝一日王岐山見到霍建寧，希望也能同樣向他推介同一本書，那就功德無量了。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陳莊勤：迷失方向的貨櫃碼頭工潮

2013年5月8日 明報

“ 什麼時候政客們才能成熟一點：多反省自己的行為，以行動務實地解決工人的問題；而不是捨本逐末地借所有的機會來推銷他們的政治取向、卻忘卻最重要的還是專注工人的訴求。也讓年輕人、少年人也學會成熟點去看問題，而非不經思考地推出一大堆人身攻擊、製造矛盾而無助解決問題的政治口號。 ”

3年前，是2010年大概也是4、5月時的一天下午，我在灣仔謝菲道的一間酒吧Happy Hour，遇上兩個陌生人，與他們閒聊，知道他們分別是兩間著名貨運公司的高層，其中一位是和黃集團屬下的物流公司的總經理。我對他們說，每天早上在數碼港外草坪散步，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時，每天看見進出數碼港外東博寮海峽的貨櫃船都空空的沒堆很多貨櫃，但最近（2010年）看，那些進出東博寮海峽的貨櫃船又是貨櫃堆得高高滿滿的，相信經濟在好轉了。那時，這兩位貨運業的高層對我說我看到的只是假象。他們說我看到的貨櫃船貨櫃堆得高高滿滿的，是因為進港的遠洋輪船班次減少了。

這次貨櫃碼頭工人罷工，工人說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HIT）年年賺大錢卻不改善碼頭工人工作環境，任由外判商剝削工人；另一邊廂，HIT卻說，面對鄰近地區的競爭，中轉貨物減少，經營困難。勞資雙方隔空對罵使我想起3年前兩位貨運業高層的說話，為了從數位了解情况，我到網上瀏覽有關的資料。

在香港港口發展局網站上找到2013年4月的「香港港口運輸統計摘要」的數據，顯示以年度計遠洋貨船抵港的數字2005年達到頂峰的35,691船次，之後開始每年逐年下降，直至2012年的28,286船次，從2005年的頂峰至2012年下跌幅度達到20%；而內河貨抵港的數字從2005年的117,490船次下降至2012年的78,094船次，下降幅度更達56%。

香港貨櫃處理量增長

停滯不前

「統計摘要」的數字顯示以年度計從2008年至今本港進出口的貨櫃總吞吐量維持相若，以葵青貨櫃碼頭計算，「統計摘要」的數字顯示在頂峰的2008年計葵青貨櫃碼頭的貨櫃總吞吐量為15,313,000個標準貨櫃，2012年的總吞吐量僅為15,202,000個標準貨櫃，沒有增長。這數字相對於香港隣近地區港口同期的按年雙位數字增長，很明顯香港的貨櫃處理量增長已停滯不前，遠遠落後於上海及深圳，難怪香港貨櫃碼頭以按年處理貨櫃數量計從這世界排行第一位下降至去年的第三位，在上海及新加坡之後，而一般相信，深圳將會在2013年上升到第三位，把香港的排名進一步推低。

其實，前一些時期已有一些報告指出香港貨櫃車運輸業已因為內地工廠經港出口貨櫃銳減而經營因難，這與抵港內河貨船船次近幾年來大幅下降的數字是不謀而合的。在2007年的時候一些報告還不斷地提到興建第10號貨櫃碼頭的迫切性，但近一兩年，已不再聽到這類迫切的要求。貨櫃運輸業的前景怎樣，應該可以看到端倪。

西方社會

式微行業往往頻繁現工潮

在一次飯局中，有人提起西方社會中，因產業結構改變，開始式微的行業往往頻繁出現工潮，例如1970及1980年代英國的煤礦業，1980年至1990年代的英國汽車工業，這些工業在消失前，工潮再三出現。有人歸咎於工會鼓動工人不斷要求加薪改善待遇，沒有結果而動輒發動工人罷工，加速了這些式微行業的沒落。但也有論者認為是因為產業結構的改變，某些行業增長不再，投資者對優化行業的營運（如自動化）失去積極性，使得相對其他地區的競爭者失去了競爭力，在營運量沒有大幅增長的情况下，對改善工人的待遇並不熱中。

以英國1974年短暫的及1984年長達一年的兩次煤礦工人罷工為例，1973年底英國全國礦工聯盟發動煤礦工人按章工作，由於當時英國電力供應仍以燒煤火力發電為主，煤礦工人的工業行動迫使以希斯為首的保守黨政府在1974年初開始實行每周商業用電3天供電，最後煤礦工人的工業行動更迫使希斯政府提早大選，使希斯的保守黨政府在選舉中落敗倒台。然而，到了1984年，環境已經改變，英國電力供應已不一面倒以燒煤為主，鐵路運輸已改用燃油，家居取暖已改為天然氣或燃油，而當時市場變化使英國使用從澳洲、美國及哥倫比亞等國家進口燃煤比在英國開採更為便宜，加上戴卓爾夫人有備而戰，早儲存了大量燃煤與罷工的煤礦工人打持久戰，結果一年後煤礦工人的罷工以失敗告終，而在1990年代更開始了英國煤礦的大量關閉。

在這次碼頭工人的工潮中，HIT那種愛理不理的態度，也許正是提醒貨櫃碼頭工人們關注究竟這行業在香港是否正在開始走下坡，這對於他們要採取的策略有很重要的啓示。

工人要求改善工作條件及待遇是天經地義的事，我在YouTube看過一些外國碼頭的Quay Crane的操作，那些幾十米高的吊機操作室，很多是有升降機送吊機手上去，而且有一些更在高台上附有廁所的，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號稱世界第一的香港貨櫃碼頭沒有這些設施，是不是為了減省成本、抑或為了其他原因而沒有安裝這些便於長期在控制艙工作員工的設備，也許HIT早已應出來作一些說明。

這行業在香港是否正開始走下坡

在工人而言，我想在具體地提出要求的時候，也有必要全盤地看一些客觀的數據，以衡量提出的具體要求是否符合行業的經營狀况。在電視新聞看到，罷工剛開始時，工運的領導者提出加薪超過20%的要求，不斷反覆公開宣稱他們計算HIT因他們罷工行動會蒙受每天以百萬計的短期損失，而樂觀地希望對方會認真考慮他們提出要求，這顯然是一廂情願的看法。到了因為HIT的強硬不妥協態度，使工潮進入了膠着狀態，代表罷工工人的工會的策略改為對李氏家族的人身攻擊，這已完全偏離了務實地以改善工人待遇為目的的工業行動訴求。

和記黃埔港口集團總經理馬德富先生在《明報》撰文指出，香港貨櫃碼頭前景的一個關鍵點是中轉貨物業非必須經過香港的。內河船抵港船次從2005年至今下降了56%，正正是反映了這說法的真確性。無視理性的探討，不對行業的情况作宏觀的了解，而開天索價地提出並再三堅持對方沒有可能接納的加薪幅度，錯失提早解決工潮的時機，並不是務實的做法。

每天上班，我都會經過長江中心，罷工工人進駐長江中心門外示威的起初幾天，除了掛出要求集體談判權的標語外，也掛滿了紅色的橫額標語，其中正中的兩幅分別是「階級鬥爭」和「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這兩幅中國內地文化大革命時才出現的標語標掛了幾天便被除了下來不再出現，但標語短短掛了幾天，已使一些人對職工盟究竟介入工潮的動機是在協助工人爭取權益抑或在借機搞政治運動產生懷疑。也給了和黃連日發表言論借「階級鬥爭」這詞對職工盟及李卓人先生進行強烈反擊的口實。

從這次工潮中，我再次為香港的政客感到悲哀，總是企圖把每一次的有實質訴求的社會糾紛上綱上線轉化為全民政治運動，把勞資糾紛上綱為「階級鬥爭」，把示威闖出馬路阻塞交通被法庭定罪非法集結上綱為「政治檢控」。

工人需要的是務實地爭取加薪、爭取改善工作環境，不是階級鬥爭。

舉個例說，碼頭吊機的升降機和吊機上的附設廁所，我想這些外國碼頭的先進設施，工會是應該知道的；而比較奇怪的是，工業行動持續了那麼久，沒有聽過代表工人的工會具體地提出要求資方增設這些設備，乾脆利落地徹底解決因上落吊機控制艙不便而使吊機手吃飯及如廁均極為不便的問題，反而聽得更多的是針對HIT的高層和李氏家族的人身攻擊。

其實，每一次工潮總會有一些政客希望借工潮來推動一些如集體談判權、仇富和階級鬥爭的宏觀政治訴求，他們對推動宏觀政治訴求比真正解決工人眼前的訴求更有興趣；問題是肩負眾多工人福祉的工會，不能讓這些宏觀政治訴求使他們忘記了最終還是要務實地解決工人們當前的問題。

什麼時候政客們才能成熟一點：多反省自己的行為，以行動務實地解決工人的問題；而不是捨本逐末地借所有的機會來推銷他們的政治取向、卻忘卻最重要的還是專注工人的訴求。也讓年輕人、少年人也學會成熟點去看問題，而非不經思考地推出一大堆人身攻擊、製造矛盾而無助解決問題的政治口號。

幾個貨櫃碼頭外判商在罷工37天後單方面提出了所有工種加薪9.8%，並表明不會重返談判桌。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先生批評，工會一直要求加幅達雙位數，意味與現時加薪最少只相差0.2個百分點，明顯是資方「要落工會面」。

什麼時候政客才能成熟一點

工會一方面一直認為外判商只是棋子、李氏父子控制的集團應該是談判對手，另一方面卻每天在人家總部外高掛李氏父子吸血鬼的頭像。在監督政府和公營部門運作的大旗下，政客對政府官員和公營部門的負責人可以隨便有理無理的責罵，政府官員和公營部門的負責人無論怎樣被政客如惡霸般謾罵仍得硬着頭皮應對。但不是政府官員和公營部門的負責人的，被你侮辱後還需要給你面子嗎？

始作俑者毫不留情面以這種毫不理性的「落人家面」的行動來謾罵人，現在卻因人家不按你的要求底線加薪便批評人家「要落工會面」。這是幼稚無知還是慣性的政客惡霸思維使他們忘記了一直在被他們侮辱的不是要被他們監督的政府官員和公營部門負責人、而是他們希望最終要與之坐下來談的談判對手？

罷工開始到近期，仍不斷為談判設前提條件，到原來願意談判的對手表示不會再返回談判桌時才高呼「談判、談判」。

這真是一次因沒有專注主題而迷失了方向的工業行動。

後記：文稿送出後，電視新聞說工會最終接納了外判商提出的9.8%加薪。這是外判商拒絕再談形勢下就加薪方案工會的唯一選擇。接下來的也許應是暫時放下政治口號，務實地專注爭取改善工作環境與工作安排的訴求。

作者是獨立經濟學者

 

丘亦生：東家唔打打西家？

2013年4月3日 蘋果日報

貨櫃碼頭工潮仍處於拖拉狀態，董事總經理嚴磊輝似乎嫌工運未夠激，今天公開叫碼頭工人若然不滿意工資，可以隨便轉工。問題是好像吊機手等碼頭工人，東家唔打，是否真係有西家可以揀？

位於葵涌、青衣及昂船洲一帶的香港葵青貨櫃碼頭，共有9個貨櫃碼頭，24個泊位，但背後的控制權幾乎盡在兩個老闆手上，一個就是李嘉誠的長和系，另一個就是吳光正的九倉系。

和黃（013）多年來透過高賣低買碼頭，賺取盈利，2011年在新加坡分拆和記港口信託，金蟬脫殼，套現了400多億元。不過，長和系仍透過管理和黃港口信託，牢牢控制香港國際貨櫃碼頭。上月初，和記港口信託斥近40億元，向新加坡港務局及杜拜港口購入葵涌8號貨櫃碼頭西全數權益，旗下泊位增至16個（計及和黃與中遠合資持有的八號碼頭東兩個泊位），令其合共擁有的本港貨櫃碼頭泊位market share，增至66%。

和黃九倉壟斷碼頭業
九倉系現代貨櫃碼頭則擁有7個葵青貨櫃碼頭泊位，市佔率三成。兩家公司合共控制96%的泊位，已壟斷了貨櫃碼頭業務。

單單是和黃旗下香港國際貨櫃碼頭，每天便要聘請2,000至3,000名的合約員工工作，包括具專業技能的吊機手、保安等等。和記港口信託在2011年的招股書也承認，合約員工屬主要營運成本，為了避免過度依賴某一個外判商，集團會在行內約100家的外判商挑選合適公司，外判合約。說得白一點，就是集團會分散外判商合約，為免外判商坐大，有議價能力，以防成本上升。

打工仔表面上可以揀外判商，但一天在貨櫃碼頭搵食，都難逃得過兩大財閥的手掌，避不過各種壓榨成本的手段。擺在工人眼前的，只是選擇的幻象。

我相信，嚴磊輝沒有理由不明白這個道理。他連日如此口硬，除了發泄情緒，很可能還投射了老闆的意志。

丘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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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英琦：企業的三條底線

2013年4月2日 am730

讀過碼頭工人罷工的新聞後，我想的是，為何某些資本家一定要露出如此猙獰的面目？香港是個如斯繁榮和進步的國際都會，為何有些工人仍要接受如此不人道的工作條件？

這幾年，學術和評論界都在著書討論資本主義的嚴重形象問題。不要搞錯，他們不是放棄資本主義，就像民主般，這可能是個最不壞的制度。學者想像的，是如何令資本主義的運作包含社會和環境責任。

「三條底線」的倡議，是其中的論述。21世紀的創業者，除了為股東創造利潤，更要遵守「三條底線」，盈利是第一條底線之外，還有「社會」和「環境」兩條底線。企業的長遠發展建基於它對社會和環境的責任。

能夠嗎？這建議相當理想化。我最欣賞的是美國戶外時裝品牌Patagonia，它的創辦人決定把「環境底線」計入成本，在生產過程中減少污染，改革採購政策，採用有機或循環再造物料，尋找公平貿易供應商，減少碳足跡，更主動回收舊衣物，讓「環境成本」成為其品牌的組成部分。環境成本對不少企業來說一向是事不關己，是政府需要負責的開支，這些年來，只是「污染者自付」的概念已引起不少爭議。

在假期間我參觀了以深圳為基地，在全中國開設了三十多家子公司，僱用近萬名殘疾工人的「殘友集團」。工人大部分是肢體殘障，但他們獲得了有尊嚴的工作，為不同客戶開發軟件或設計動漫程式。公司為他們安排宿舍，每天有車接送，關心員工發展，決策層年輕化。這是「社會創業」的營運模式：鐘擺傾向員工福利和社會責任，盈利與「社會底線」並行。

這幾天來，貨櫃碼頭負責人與外判商劃清界線，道德形象很低，涼薄發言引來網民謾罵。要知道，社交媒體是受害者的發聲平台，把這些不公義都曝光放大了，企業得不償失。

許多香港的公司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是「發財立品」，每年支持某些慈善活動。但反過來說，「立品」可在營運過程中實踐，例如縮小社會的不公義，人性化對待僱員，承擔對地球資源的傷害，不是更好嗎？剝削思維已落伍，只會造成社會分化，貧富鴻溝，更會令整個社會都要負上沉重的代價。

 

周日話題：李老闆，外判工人給你賺錢，當然也是你的責任﹗

2013年3月31日 明報

看到新聞中國際貨櫃碼頭老頂嚴磊輝口口聲聲說與罷工工人無直接僱用關係、自己只是用家、工人待遇只是承判商責任云云，我就想，嘿，什麼年代了，還想藉詞外判來推卻責任？和黃這個集團在賺錢方面的全球化速度是超前得很，在全球五十二個國家有業務，在企業社會責任的基本問題上卻是選擇性地嚴重脫節，這是典型的商人如意算盤。不過，李超人、嚴先生，這算盤在這個人類已上月球幾十年了的年代已不再打得響的了，再打，只愈顯得和黃和國際貨櫃碼頭是多麼落伍可笑而已。

毫無疑問，和黃需要一場關於社會企業責任和服務供應鏈工人權益的再教育。

也只怪香港的國際化美名一直以來其實只是資本的國際化，基本上是完全蔑視道德權益和企業責任的國際化，便利了香港企業，甚及是香港政府本身不斷外判服務，以瘦身減省成本、為股東謀福利的美名而用更低價得到相同或更多的服務，同時卻不顧當中工人權益，被責難時還一臉無辜。明明是因着工人的血汗而賺了大錢的，又有什麼無辜的呢？

工人運動堅持 企業最終必負責

國際經驗告訴我們，只要工人堅持，這些倚靠基層工人血汗而賺取利潤的企業，最後都不敢再說什麼自己與外判工人無關係的謬論，而且還得堂堂正正的發表自己如何負責任去監察外判商工人權益的社會責任報告。香港人最熟知的可能是生產蘋果手機的大陸工廠富士康，蘋果又可有富士康工廠的一分一毫股份，在社會大眾責難富士康如何軍事化管理和剝削生產蘋果手機的工人時，蘋果又何曾敢推說自己只是服務用家、和工人沒直接關係、找富士康不要找我等等犯眾憎的推過言詞？蘋果還不是得聘專人去調查狀况、和關注團體開會、責成和監督富士康的改過計劃？不單是蘋果，幾乎所有龍頭跨國企業都已不會再否認自己的利潤和外判工人權益狀况的關係。無他，很多跨國企業十多二十多年前已開始受過類似和黃今天狀况的洗禮，對於自己利用外判服務而賺錢時的責任有過慘痛的認識，早已過了今天國際貨櫃碼頭公司那個跺腳呼冤的什麼「冤有頭債有主」的幼稚園階段，現在大家都明白了，其實跨國企業就是最大的債主。

國際社會對於跨國企業對其服務供應鏈中工人權益的責任承擔的理解，也早已不再要求停留於監察，早已更進一步地到了對其工資狀况需要最終包底負責的要求。兩年前，Nike就因為在洪都拉斯的兩家外判工廠執笠而要為沒有直接僱用的一千八百名外判工人支付超過一百五十萬美金的遣散費，還得為工人提供再就業的培訓。這當然都是不是跨國企業主動請纓的豪氣承擔，都是工人運動堅持得來的，而這也定會漸漸成為國際上慣例。如今碼頭工人的抗議標語上說「養起李嘉誠、養不起家庭」、「還錢呀李老闆」，正一語道破了跨國企業利潤和外判服務基層工人困境的荒謬關係。

外判逃避責任 無知還是無恥？

3月初，福布斯公布2013年世界億萬富豪排行榜，李超人可是名列全球第八位，家財幾千億，普通人八百輩子都花不完。據報貨櫃碼頭去年收入57億，比前年增加了24%。有時我還真的不明白，這些富豪巨賈，對社會責任的理解為何就這麼狹窄，以為成立了慈善基金、捐助地震海嘯、助學扶貧等等就算是良心企業了，還美滋滋地以為可以慈善家自居，可是恰恰對於為了自己服務的工人、以勞力為自己企業賺錢的工人卻總是機關算盡，以外判非直接僱用、自己無法律責任等等不合時宜的非道德借口而逃避責任。這是無知還是無恥？

不論是無知還是無恥，這自然是與香港政府的無能有莫大關係。早於2006年，英國修訂的公司法就要求上市公司除了公布財務報告外，也要公布社會責任狀况、對其服務供應商的規管等，去年出台的反貪法，英國也把貪污行為的可追索範圍延至其企業的海外商業行為，美國也有不同州份出台法例要求企業監管其外判商有沒有牽涉販賣人口和使用奴隸工的狀况，歐美都有政府部門和大學發出規管外判用工行為的道德採購政策。反觀香港政府在這方面在這問題上，一直以來都是不聞不問的。

政府對企業責任不聞不問

兩星期前，我和香港一所大學的校務處開會，討論如何制定道德責任採購的政策指引，校務處坦言，這是為了回應學生會多年來一直關注大學外判承辦商僱用的清潔工人、飯堂工人和保安員等等的權益待遇，也是因為校方也明白社會責任是大勢所趨，實在是要開始積極思量如何確保服務校園的工友的待遇。可幸香港還有大學有這自覺，明白要訂明政策，起碼承擔最基本的外判規管責任。

根據嚴磊輝對傳媒所言，國際貨櫃碼頭公司有40多名外判商，那國際貨櫃碼頭有沒有對這些承辦商進行道德規管、在合約中加入尊重勞工權益的條款呢？與其在公開網頁上吹噓如何關懷社區，還不如對為你們賺錢的基層工人認真承擔責任，對於這些公然歧視工會、拒絕與工會談判的承辦商，取消其服務合同，永不再用。

李老闆，別躲了，光明正大走出來，管好你的外判商，和你的外判工人直接對話吧。

文 安娜
編輯 鍾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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