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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Archives: 黃英琦

黃英琦:是身份 是尊嚴

2014年10月28日 am730

雨傘運動發生已整整一個月。金鐘有逾千帳篷,夏愨道成為夏愨村,木製雨傘人矗立村口成為標記;旺角則有各方神佛繼續守護,十個橙色垃圾桶路障則眼仔碌碌,有著不同神態。這場運動在膠著,社會在撕裂,看不到策略、妥協、出路。運動由學生帶領,他們在佔領區展示了文明關愛,會在怎樣情況下回家?

中大在10月初做的民調,發現只有約7%年輕人(25歲以下)反對佔領,且在樣本中沒有拒絕回答或無意見的人士。據學者說,這在一貫研究中極為罕見,因為社會上總有模稜兩可的觀望者。這調查顯示的,正是一個跨代的斷裂和隔膜。中大學者籲年長一輩多了解年輕人的想法,於是我這位中年也就每天在面書中尋找,年輕人在想甚麼?大學未畢業已贏得社企挑戰賽大獎的鄧敏琳在獨媒的文章說:「雨傘運動令人重新找回自己」。

她認為這不僅是一場追求民主的運動,「我們出去留守,也是出於對未來生活的詰問,對於無法輕易移民離開我城的年輕人,我們問自己,到底想要怎樣的生活。」學聯領袖岑敖暉寫的也異曲同工:「雨傘運動標誌的就是香港人要告別過往的時代,告別過往對政治的冷漠,告別過往對我城的漠不關心。我們是香港的公民,我們對這個城市,是有感情的,我們對香港的前景,是關心的。」
類近留言和緊張香港的心情在面書多不勝數,年輕人的身份認同,令他們願意為香港爭取最理想的政治制度。當上一代人最緊張的是賺錢和養家,遠離政治,新一代卻認為可以走出來,影響香港的命運,為香港去到盡。他們追求的,除了民主,還有尊嚴。

雨傘運動如何完結,需要跨代的同理心。社會要理解年輕人的情懷,他們不是被利用,只是醒過來了。年輕人也需要思考廣場以外的香港,既然夏愨村有的是關心和文明,如何讓這精神正面影響社區,而不是令一般市民受苦?例如,為何仍要守著銅鑼灣,佔領中信大廈出口又是為了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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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10/28 in 有關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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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英琦:以人為本

2014年10月14日 am730

我曾是十多年的地區議員,在社區推動改革時曾這樣寫:「民主不是四年一票這麼簡單,在日常生活中,居民有機會討論政策,完善政策……以民主程序落實區政,就是為地區和居民賦權,是『天天民主』。」

過去兩周,我輾轉從社區歸納的聲音和感覺,是佔領並沒有癱瘓政府,卻癱瘓了社區。面書上不斷有人勸說,請「領導者」考慮讓電車重開,但這中間溫和聲音太弱了,無人聽得進去。電車對港島區基層居民和老人家很重要,過去兩周,堅尼地城的電車不能駛至筲箕灣,嚴重影響了居民的生活。再者,讓電車重開,根本不是甚麼撤與不撤的問題,只是以人為本的考慮。

雨傘運動不是「佔中」和三子當時的想像:那本是非暴力公民抗命,畫面是大家坐下堵路,然後是警察來抓,大家不抵抗不還手,不是要用鐵馬佔據。如今運動並無明顯領袖,佔領的規模和時間也未經思考,只是當晚即時的決定,社交媒體的「物以類聚」性質也讓人企硬,於是沒有人敢說:也許我們需要的是同理心,是以人為本的思維,不能把「人民置於在人民的對立面」?政府的策略是螞蟻鬥螞蟻;參與的朋友應盡早跳出零和思維:道路不是籌碼,因為市民不是籌碼。

過去幾天,我與幾位前區議員朋友都很焦急。我們理解年輕人真心、平和的爭取民主,但民主精神不僅是公民提名,而是要為社區充權,要讓街坊知道他們都可以付出和參與,政策由下而上決定。同學要多落區,理解社區情況,謙卑聆聽社區的聲音。把想像拉闊一點,傳媒報道在佔領區發生的美好事情,不就是理想社區的展現?這不是烏托邦,應該每天都在社區發生:大家互相照顧,可以和而不同;公共空間有共享的家具,老人與年輕人有跨代對話,居民自動自覺把垃圾分類,讓社區可持續發展。

覺醒的市民都不是螞蟻,應有能力以新思維回應現時的僵局。如何以人為本,實踐天天民主,是大家急切需要思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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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10/14 in 有關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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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英琦:以我為先

2014年2月11日 am730

大年初二深夜,我到了那個被視為一年一度「香港奇景」的深水埗「桂林夜市」(圖),我看到了街上的熟食檔和上千的趁墟者,但也看到了夜市的垃圾堆積如山並發出酸臭味,垃圾桶滿溢後,食客把膠碗竹簽隨處丟。看著網上的討論和大家有點濫情地懷緬這種「街頭風味」,我在面書上載了一幀夜市的垃圾照及文章,被近二萬人看過,但也惹來一些評語,認為我不支持市集和小販。

我從未間斷的倡議街頭文化,期待著市集和排檔的重現,政府能有公共空間革新的想像和新的小販政策,在這租金阻礙創業的年頭,讓年輕朋友嘗試擺檔。我珍惜和捍衛市集文化,但也希望香港人累積多年的都會文明和公德心可以持續,有街頭夜市,但也有注重衛生和市容的公民,就像年復一年的七一遊行般,大家會檢起紙張水瓶,不在維園留下垃圾。

數天後,香港出現了另一「奇景」:數以百計的遊輪旅客因不滿未能在越南下龍灣落船遊玩,要求賠償,並因此佔領遊輪十二小時。他們在甲板呼喊,行徑令人搖頭嘆息,因為這些都是香港人。旅遊行程有偏差可以與旅行社交涉,香港在這方面有良好的監管和中介機構,但為何解決的方法是扮演「旅霸」,還影響了最無辜的人,阻礙下一批旅客的啟航時間?

這兩個截然不同事件的共通點,是以我為先的心態。自私自利以我為先,一直在我們的移民基因中,也直接促進了香港的繁榮。在沙士一役後,香港曾出現守望相助的情懷,民間願意自發解決問題。但隨著環境的變化,香港人積累了大量怨氣,在這個連為孩子取得幼稚園學位也艱難、在地鐵內每天要與「喼臣」搶位的年頭,社會瀰漫著不信任,已沒太多人認為應該守規矩,「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太理想化了。最壞的是,大家和應說香港在向下沉,但卻看不見有許多人願意與這向下沉的力量角力和拔河。

這是以我為先和公民的分別。若我們著緊桂林夜市,也該有一股蠻勁去與政府爭取夜市有秩序的常態化。無論香港有多少問題,氣氛有多不好,我們也不應失去最基本的文明和禮儀,因為這文明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作者為香港當代文化中心總監,wongyingka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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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02/11 in 有關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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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英琦:如何重燃創意?

2013年10月22日 am730

離港一星期,想不到社會氣氛會變得如此低沉和無奈。

廖啟智的分享令人動容。他談到一台獨大帶來的劣質工作文化:「大台為了提升生產力,白天外景,晚間廠景,同一班演員早上六時開工,凌晨三時收工……但人是機器,觀眾可以看到畫面裡的演員好唔夠瞓……」。閱後,我驚訝和氣憤,感覺似曾相識,與幾個月前知悉碼頭工人的無人性工作環境無異。

香港的電視圈早已一潭死水,演員和幕後工作人員都擔憂出路,唯有委曲求存。那裡早不是創意產業,只有缺乏競爭為少數人帶來的可觀盈利;那裡也沒有創意。創意是怎麼來的呢?只要你看看Google的辦公室設計,是如何關顧員工,那裡的工作環境舒適和具啟發性,雖然Google的員工也是忙得不可開交,要長時間工作,但Google鼓勵他們每周hea一天,做一些與工作無關的事,這樣的信任文化才能產生創意和創新的意念,讓員工感覺到工作的意義。

香港電視的作風並非如此具變革性,只是把長期的扭曲正常化,讓電視人重新燃點久違了的工作樂趣。王維基也不是慈善家,他只是重視人,明白香港的電視欠缺甚麼,明白創意產業的推動必須以「人」為核心。人不是機器,人也要開開心心的工作,才有幹勁和創意,才會進取。廖啟智說,在大台,太進取會與「氣氛不夾」,這種行屍走肉,總之公仔箱有畫面就行的心態,其實已扼殺了電視行業的進步。

香港能夠有今天,全因為政府一向秉公辦理,締造level playing field,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不會隨時改變制度和規則,不會特別為某人設陷阱,也不會偏幫某些企業。這「平坦的競技場」概念是我初踏入政圈就聽到飛哥莎姐講述的重要施政理念。但今天的政府變了,決定是如此的不合理,是間接支持一台獨大和另一台的茍延殘喘。

但我不會因為萬多名市民出席集會和有四十多萬個like就感到高興,因為我們仍在逃避,集會很難持續,但我們仍沒有創意的辦法。有人建議罷看電視一天,算了吧,為何不從此罷看呢?按掣表示like是「卸權」,只是給自己的良好感覺。我們要思考的,是怎樣的行動才能促進改變,讓電視重燃創意。

作者為香港當代文化中心總監,wongyingka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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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3/10/22 in 有關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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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英琦:在總統府前種稻

2013年8月13日 am730

香港的公民社會和公民參與近月來似乎失去了理性,溫和改革力量全面消失,剩下來的「公民」參與場面像批鬥,像反智的謾罵,而不是可令社會更有能力創新的行動。在這些場合出現的「公民」都經過組織動員,有些像是全患了感冒般戴上口罩的,有些是衝入論壇跳上桌子叫囂拉扯令論壇必須腰斬的。他們的目標不是想尋求答案,也不想平靜的討論建議。公民社會的兩極化現象,令大家非常沮喪。

昨天與一位資深台灣傳媒朋友談起近兩周的事件,我苦笑說:現在回看反高鐵和菜園村,都覺得他們的手法溫和進取了,你看他們仍在積極建村,希望能為生態農村打造典範。她說,也許那個在旺角街頭的只是「偽公民社會」,真正成熟的公民社會其實是想改變政策的,且手法愈來愈能夠牽動人心。她告訴我一個例子。三年前的夏天,為了抗議台灣各地不當的土地徵收,台灣農村陣線發起了遊行,齊集在總統府前,他們將來自被徵收土地的秧苗,象徵性地種在凱達格蘭大道上,並把它命名為「凱稻」。這行動觸動了無數市民和傳媒,贏得了輿論的支持。農民後來和平離開,把「凱稻」和社會的期待帶回農村,與青年人一起守護種植。在凱稻成長的同時,民間也開始倡議新的「土地徵收法」,推動政策的改變。

我聽後很感慨,尤其是昨晚聽到特首說,有人濫用廉署舉報機制,必須道歉這些話。廉潔是香港不能失去的核心價值。廉署植根社區,為市民作防貪教育,又鼓勵舉報。自古以來,任何舉報系統都有可能出現「公報私仇」的現象,若有人濫用公器,我們要相信廉署多年來建立的不偏不倚精神和調查檢證的能力,總不能假設投訴發自政治動機,更不能用任何手段嚇怕市民,讓他們不敢舉報。其實,在每年數以千計的舉報中,只有不到十分一會被跟進和檢控。

香港社會一夜之間變得不可理喻,本來清晰的「是」、「非」、「曲」、「直」尺度都一下子模糊起來,領導者指鹿為馬,公民對質用盡各種身體語言和眼神,卻不想求同存異。

甚麼時候我們可以由旺角街頭的場面變成「在總統府前種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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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3/08/13 in 有關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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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英琦:被卸權的傳媒和立法會

2013年5月21日 am730

這陣子傳媒不斷揭發貪湯的惡行:他買了多少瓶茅台,他與賓客吃得貴喝得好,超過政府規定的每人四百五十元上限;他有多少次攜女友一起赴會,他送贈了多少紀念品和曲奇餅予內地官員,他去了多少次美其名是「考察」但大部分時間卻是遊山玩水的旅程等等。這些報道令我和不少市民每天看報時都會氣憤莫名。

傳媒不斷從消息人士口中得悉新資料,面對疑似腐敗和違規內容,立法會議員不斷表示遺憾,咬牙切齒誓要跟進;政府決定由廉署組成小組嚴查貪湯的行為。輿論沸沸揚揚,準備聲討,但當事人卻可以基於調查正在進行中,在立法會封口。

我可以想像這事件的結局,就如去年的貪曾事件一樣,立法會問不出甚麼,政府就算願意提供更細緻的購買國酒洋酒清單,更「開誠布公」,立法會也很難做些甚麼,大不了只能「表示遺憾」,或「極度遺憾」,只此而已。

近年來,傳媒和立法會都有點「被卸權」 (disempowered),明明知道事件只是冰山一角,最終也只能被程序所縛緊和規限。一位退休資深公務員跟我說,貪湯其實沒有犯甚麼錯,他是買禮物給人,不是收禮,超支的他已自己批自己,可能只是「公職人員行為不當」。

聽完真感到洩氣。有這樣公然違反香港的誠信廉潔核心價值的官員已丟人,但原來他可能「沒有犯甚麼錯」。我困惑的是:為何數人之下數百萬人之上的官員質素那麼差?他是如何被培育的?他在政府三十多年,由低做起,當過政務官、海關關長,在每次升遷前都有嚴格培訓,他的上級也要寫全面評鑑,難道這些都是馬虎的官樣文章?曾幾何時,香港人相信官員的廉潔,貪曾貪湯是個別事件還是蘋果心已在腐爛了?也許,這才是我們恐懼的問題核心。

傳媒和立法會經常用最大的力量去鞭撻一件醜聞,但每次都是愈跟進新聞的篇幅愈少,草草收場,立法會也只能重複自己,未能有效提出改革措施,為飽受困擾的社會帶來改變的希望。傳媒和立法會需要創新,重新想像如何做新聞、當議員。除了找出問題和揭秘,是否也可以幫忙「解困」,深入討論不同觀點,提出改革方向?

作者為香港當代文化中心總監,wongyingka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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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3/05/21 in 有關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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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英琦:黃色膠鴨的反思

2013年5月7日 am730

在登陸香港之前,荷蘭藝術家荷夫曼已帶著黃色膠鴨到過日本、澳洲和歐洲各地,他的網頁上載了鴨子抵達各地的照片,悉尼達令港的岸邊人流疏落,大阪港口也沒多少人,這些大城市看來沒有香港人這般瘋狂。黃色吹氣膠鴨熱的首個反思,是究竟我們是甚麼人?為何一只高16米浮在維港旁像是對著遊人傻笑的膠鴨,也會令我們樂不可支?我們喜歡膠鴨的甚麼? 我們擁有羊群心態,凡事一窩蜂,又愛拍照獵奇,把甚麼都當成消費主義(起碼這是從主流媒體所得的印象,不是說餐廳多了生意就是說市民把小膠鴨弄髒了,沒有公德心),我們的瘋狂,是在反映我們的大驚小怪,以及膚淺?

這是個公共藝術的項目。荷夫曼原來喜歡大件的作品,除了吹氣鴨,他曾在不同的大型展覽中以環保物料砌成大灰兔、大熊,他希望膠鴨帶出沒有界限,沒有歧視的信息。他更認為膠鴨有其「療傷」能力,因為牠容易親近、更非常可愛。究竟有多少在海運大廈外拍照的人想過鴨子的意念?於是,鴨子熱的第二個反思是:我們看來需要藝術教育,令大家見到藝術品時可以「處變不驚」,反應不會像看「奇趣錄」般。那我們應怎樣推動市民可參與的藝術活動,特別是公共藝術?

這些年來,我和不少朋友一直倡議文化藝術發展,可是文化始終是小圈子的事;而香港這城市缺乏公共藝術,不去博物館的人根本沒機會接觸藝術品,那是否可由公共藝術做起?例如今次在西九文化區空地舉行的M 充氣展,雖然那個「複雜物堆」提早洩氣了,但可能是膠鴨的漣漪效應,參與的市民也有數萬。

公共藝術是創意城市的組成部分。早年,著名公共藝術家基斯杜把橫跨巴黎塞納河的一條橋包裹了,他用上數以百匹的白紗布,讓百年老橋突然顯得飄逸嫵媚,人踏上那白紗,感覺像是做夢。我當年刻意到巴黎觀看,走過老橋的感覺很震撼,是難忘的愉悅記憶。

如果香港的本土藝術家也把充斥港九新界的醜怪行人天橋包裹了,那會引起怎樣的騷動和話題?於是,鴨子的第三個反思是:如果國際藝術家可以,為何香港的本土藝術家不可以?

作者為香港當代文化中心總監,wongyingka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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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3/05/07 in 有關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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