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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莊勤:Where Do We Draw the Line?

2013年7月10日 明報

一些政治人物,面對電視鏡頭,往往便慣性地亢奮,忘掉了身分,忘掉了什麼能說、什麼不能說。記得年多前我曾在一篇文章批評一些身兼大律師的立法會議員,在外傭居港權問題上把自己作為制定公共政策的民意代表身分與作為在法庭滔滔雄辯的大律師身分混淆。不久前,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先生就斯諾登事件會見記者,給人印象是以斯諾登先生代表律師身分說話,卻把屁股遺失在可以隨便亂說而不會被追究的立法會議事堂。公然公開與客戶委託有關的細節,包括聲稱斯諾登並非單獨行事等等的細節。

對不起,這是明顯違反律師對客戶應負上的保密責任。事實上,已有公眾人士對何俊仁先生的做法提出質疑。

社會走向迷失與混亂

其實,何俊仁先生在斯諾登事件上的表現而突顯的正是目前香港政治圈、特別是一些泛民政客及泛民支持者的兩大問題。

第一,是政治至上,只要他們認為是政治正確的,便什麼規矩都可以不管不理、不專業、什麼身分衝突都可以不理,犯上了也可以包容。

第二,也是政治至上,政府做任何事情,委任任何人,推行任何政策,都要通過他們認為是政治正確的政治審查。

這是整個社會走向迷失與混亂的表徵。

不知道大學是如何教授法治的

以「佔領中環」為例,戴耀廷先生以港大法律學院教授身分,鼓吹鼓勵群眾以身試法,並明言要犯法以達到政治訴求。這明顯與他的身分不符。現在追隨戴先生在港大學習的學生,將來會是法官、律師、維護法治的律政署以至很多很多高級、中級、基層執法部門的人員。但在他們學習法律的階段,已經有法律教授告訴他們為求達到訴求是可以干犯法律的。這是什麼的邏輯?我真的不知道現在的大學是如何教授法治的。如果說為求立刻普選是可以End justifies the means的話,那麼還有其他什麼東西是可以End justifies the means而干犯法律、然後對人說那是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可不可以為反對東北發展而干犯法律?可不可以因保護維港而干犯法律?反對擴建堆填區又可不可以?

Where Do We Draw the Line?

有一個荃灣區地舖的老闆被檢控阻街,因為把店舖的東西放到店舖範圍外,那是犯法。為表達訴求去瞓街阻街而被檢控的是政治打壓,不是犯法。這便是一些人的邏輯和標準——只要是他們認為是政治理念崇高的、政治正確的,便怎樣也可以,瞓街也好、踩場也好,怎樣做都是可以被包容的。

今年3月,報紙新聞說戴耀廷先生在出席一個電台節目介紹「佔領中環」計劃時,多名青年指出戴先生在3年前出版的《法治心——超越法律條文與制度的價值》一書中,強調要「有法必依」,現在卻鼓吹以犯法手段追求民主,有違法律學者道德操守。戴先生在回應時反駁指「有法必依」屬「低層次」(3月31日《東方日報》)。這樣的回應令人震驚。我要想問戴先生什麼才算是「高層次」的「有法必依」?什麼算是「低層次」的「有法必依」?在店舖外亂放東西阻街是納入「高層次」的「有法必依」,抑或是「低層次」的「有法必依」?為政治訴求而瞓街阻街又算是「高層次」的「有法必依」,抑或是「低層次」的「有法必依」?法律系教授是不是在教導學生同一條法律時可以因應不同背景、訴求和理念而在應否必須依從或應否必須執行時分高低層次的?這是什麼的法治邏輯?

「高層次」的「有法必依」?

我想問:作為律師在給予客戶法律意見的、作為法律教授傳授法律知識的,當被控阻街的東主問為什麼法律教授可以教人在中環阻街而理直氣壯、而他卻不可以,我們該如何對那位把東西放在店舖範圍外引致阻街而被控的店舖東主講解法律?我們可否告訴他那是「低層次」的「有法必依」,因為他的阻街沒有崇高的政治理念。是不是只要是自己認為是政治理念崇高的、政治正確的,便怎樣也可以?便即使是犯法也可以理直氣壯地要求別人包容?這又是怎麼樣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邏輯?那與中國內地文化大革命時代以自己政治路線正確便胡作非為的紅衛兵有什麼分別?

如果鼓吹及帶領「佔領中環」運動的是國旗區旗都可以隨便燒的古思堯先生,我不會質疑,我甚而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但由一個仍然在大學法律學院任教,教授年輕人什麼是法律、與法治的重要性的法律教授去鼓吹這樣一個叫人犯法的運動,我不敢苟同,我相信大多數人也不敢苟同。即使一個律師在法庭上處理案件時,如果發現他良心上不能按法律規定繼續代表他的客戶時,專業守則上他也必須提出停止繼續代表他的當事人。戴耀廷先生最近說「佔領中環」的目標是「博拉」(6月30日《明報》),一個教法律的教授在組織一場叫人「博拉」的運動,這是什麽世界?是不是只要自認為政治理念上正確崇高便可以叫人犯法也在所不惜?那自認為道德上正確崇高呢?可不可以也叫人為此而犯法?還有,怎樣才算正確崇高?由誰去決定哪一些是犯法也在所不惜的正確崇高理念?

Where Do We Draw the Line?

我想戴先生適宜考慮是否應全情投入專心做一個社會運動家繼續領導這場叫人「博拉」的運動,還是繼續專業地在大學當一個教人守法的教授法律與法治的教授。

大多數人都渴求盡早實現沒有篩選的一人一票普選,「佔領中環」作為一個合法的群眾運動,如同一年前在匯豐銀行地下那樣不干犯刑法的「佔領中環」是沒有問題的。但若是鼓吹犯法,那是另一回事。對戴先生來說,繼續帶領要參與者犯法的「佔領中環」運動,一定會到達某一點Where he has to draw the line, beyond which he cannot cross。我的一位在港大時的同學對我說,對於這一點,香港大學校方必須有一個說法,向公眾表達清楚大學校方對於大學講師鼓吹市民犯法,大學校方究竟持什麼的態度。

文革時的紅衛兵?

今天香港的問題便是有一些人覺得只要自己認為自己的理念及訴求崇高,便可以完全可以不理會法律、規矩和別人。踩場文化是這種風氣的開始,到今天發展成為政治審查。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先生因被指是「梁粉」身分而被嶺南大學學生進行如文革式的批鬥。有專欄作家說這是「政治審查」和「以言入罪」。這些大學生的行為與文革時的紅衛兵有什麼分別?不同的是紅衛兵最終在文革後期被鎮壓;但今天我們這社會對他們那種最基本禮貌也沒有的荒唐行徑卻一直有着最大的包容,反之而是向他們提出批評的會被他們及他們的同路人群起圍攻,使得理性正直的人變得噤若寒蟬。

這是今天香港社會的可悲。

踩場者以一百種似是而非的歪理去justify他們踩別人場是正確的,政治審查者以他們自己認為是正確崇高的理念審查別人做的任何事情、說的任何道理,以他們預設的結論去猜測某些事件背後的動機,進而質疑,然後在毫無實質理據支持的情况下,把自己的猜測與質疑說成是事實;就如同民陣比警方和學者計算高出4到6倍的遊行人數一樣,經主流媒體重複說十次百次便變成了事實,這便是今天香港可悲的地方。

報章上,很多學者的文章,但對不起,我看到的一些學者文章並不是收集、掌握資料然後分析再作出結論的學者文章,而只是掛上學者之名的評論員文章。我看到報章內一些標示為某某大學教授副教授的文章,很多均預設立場,然後選擇性地提供證據支持他們的預設立場。這樣的文章,是學者學術研究分析的學術文章?抑或是評論員文章?公衆必須小心辨別。公衆對學者有很高的崇敬,很多突發事情或靜態新聞,媒體會第一時間找學者分析和提供意見,珍惜的是他們的客觀、獨立和不偏不倚的分析;但對不起,在政治層面我看到個別頻頻見報的學者,只是早已有了既定立場的時事評論員而已。

簡單來說,這便是不專業。當政治取向成了主題,沉醉於自己政治理念的人,便可以為宣揚政治理念、為批評政府而忘掉學者的專業客觀獨立、忘掉專業人士應守的專業守則和禁忌,更為自己的不專業說一大堆似是而非的歪理辯解。

這便是政治理念壓倒一切,連專業也不顧了。學者如是,大學講師如是,律師也如是。

難道這也又是只要政治理念崇高正確,便什麼規矩都可以不理不管的理據?便可以不專業而仍然認為是可以接受的理由?

政治理念壓倒一切

連專業也不顧了

Where Do We Draw the Line?

我相信大多數的香港人都同意沒有一個通過普選產生的有認受性政府,香港將會(或已經)陷入ungovernable的困境。撕裂香港社會的早已不再是應否有普選的爭論,而是普選的內涵和推行普選的步伐。如何在《基本法》的框架下爭取盡快實現沒有篩選的普選特首、如何在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盤踞下爭取立刻取消立法會的所有功能組別議席,考驗我們的智慧。香港要做的是在這框架下與北京和既得利益集團周旋,而不是發動一場可以置法律於不顧的政治革命。可以肯定的是戴耀廷先生在最早介紹「佔領中環」運動時開宗釋義所說的「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式,由示威者違法地長期佔領中環要道,以癱瘓香港的政經中心,迫使北京改變立場。」(1月16日《信報》)近乎這些年來在中東一些國家出現的茉莉花革命,並不可以達到改變北京政府態度的目的。然而,即時的結果卻是鼓勵了以千計的人以身試法,也實實在在地誤導年輕人、教導他們以為只要自己認為自己的政治訴求崇高便可以隨意藐視法律的歪理。對不起,今天的香港社會已因壁壘分明的政治對立而瀰漫着一面倒的不理性互相謾罵、互相踩場和肢體衝突。在這樣的環境中,法治現在已成了香港維持穩定的最後基石。香港社會承受不起因大規模及有組織的鼓吹犯法而影響到出現藐視法律風氣蔓延的後果。

時間、只有時間會證明政治壓倒一切、自以為政治理念崇高便肆意妄為、發動置法律於不顧的群眾運動,只會把香港推向更絕望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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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3/07/10 in 有關情理, 有關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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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莊勤:做一個負責任的捐款人

2013年5月31日 明報

5月中的時候我和我的女兒隨同培苗行動的義工到了甘肅省定西巿渭源縣探望受助高中生,並作了一些考察。希望能把我看到的和引發的隨想與讀者分享。

培苗行動對甘肅渭源縣高中貧困優異高中生的學宿雜費資助是在青海省進行了同類資助幾年後的基礎上,接納了我的建議在2011年開始的。目前培苗行動在國內資助的貧困高中生超過2300人,在渭源縣渭源一中及二中資助的貧困高中生超過500人。這次探訪,除了培苗兩位員工、我與女兒外,另外還有西安事變張學良將軍的侄女Linda Chang,她非常熱心培苗的工作,也關心貧困地區學生的學習情况。除了Linda Chang外,還有兩位贊助人和義工KY 和 Emily。這次探訪除了帶同了派發給學生的資助學宿雜費外,KY 和 Emily更帶同了上次探訪時為學生驗了眼而配好的眼鏡送去。此外,也帶同了一些贊助人特別指定送給他們贊助的學生的小禮物送去。途中在蘭州也接載了兩個培苗贊助去年剛畢業正在蘭州念大學的渭源一中畢業生一同往渭源協助組織工作。

這次探訪,除了對學生逐一派發學費、眼鏡和小禮物外,也和受助學生們搞了一些活動和遊戲,更為高三受助生即將要參加的高考打氣鼓勵。

貧困高中

面對獨特不可思議的情况

除了探望學生,也作了探訪,從探訪中了解了目前貧困高中所面對的獨特和不可思議的情况。雖然培苗的贊助(另外內地地方政府也對達50%的貧困高中學生每年資助1500元)解決了一些貧困高中學生學費宿費雜費的問題,但目前國內物價高,吃成了來自貧困家庭同學們最大的問題。我們發現學校的食堂一個飯盒4元,這些發育期的孩子,一頓飯一個飯盒哪夠?加上一個小小的燒餅是1元,兩個便是2元,這樣每頓飯得5到6元才能填飽肚子,學校的宿舍不准學生在宿舍內煮食。因為這個原因,很多學生為了省錢,便不住在學校的宿舍而在學校外的民房租房住。那樣他們便可以自己煮食,每餐煮一大碗麵和菜才需2元左右。每個月省下200多元。

我和我的女兒去家訪了渭源二中一些男生租的民房,渭源二中外長長一列平房很多都是這些租給學生的土磚(泥磚)建的平房,一個房間每學期800元,房內的牀不是牀,只是磚頭承起的木板;省錢的3個學生一間房,稍好一點的兩人一間。房間沒有取暖,我們探訪時5月中天氣白天15至18度,晚上只有8度。我贊助的幾個孩子中,一個只16歲高中一年級的男生說,他在初中一年級只有13歲時已經開始這樣為省吃的開支而租住在學校外的民房。我不知道冬天時這些10多歲的孩子怎麼熬過。為了省吃的開支,這麽多只有10多歲的孩子便要熬着寒冷的天氣沒人管沒人照顧獨立地生活,對於我們來說實在是不可思議的。

很多有需要的人

等着有心人的援手

香港人對內地救災扶貧捐款的熱情,因為中國紅十字會郭美美事件和香港對四川地震災後援建項目出現的種種問題而變得冷卻和猶豫。然而,事實是在中國遼闊的國土裏確實仍然在很多很多沒有人留意的角落,有着很多有需要的人等着有心人的援手和支持。我相信絕大多數香港人都有愛心,但也正正是因為這種愛心而使我們猶豫,我們擔心我們從愛心出發的捐款不知道會被貪婪的官員挪到哪裏去。

內地貪婪的官僚就如一道阻隔了願意捐助和急需援助的人的高牆。

3月份的時候,梁乃鵬博士打電話給我,說看過以前我寫過關於國內貧困學生的情况的文章,希望捐一筆錢支持培苗在這方面的工作。為了這筆捐款,梁博士在百忙中抽了一天下午親自帶同他的秘書到培苗行動的辦公室了解及詳細詢問了培苗的項目、工作方式,並且特別了解捐款中用在行政費用上的百分比才決定落實他的捐款。

梁博士是一個負責任的捐款人,而我想,充滿愛心的香港人,無論我們捐出的是怎樣的微不足道,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這樣:做一個負責任的捐款人。

做一個負責任捐款人的原因

香港是一個為了講求效率而太商業化的社會,很多人沒留意香港的街頭籌款,很多慈善團體已把街頭籌款的工作外判給了一些專業的籌款公司,而這些公司在籌到的款項抽一個百分比作為酬勞。這百分比可能比一些慈善團體從善款中抽取的日常行政費用還要高。這樣的外判籌款方式,對於慈善團體來說,可能是更專業、更有效率,籌得的善款也必然更高;但對於捐款者來說,肯定那是另一番的滋味。

這也是在我們掏進腰包拿出我們的錢準備捐獻的時候,也必須提醒自己要做一個負責任的捐款人的原因。

這些年來的香港社會,個別媒體習慣了在大小事上均鼓吹仇恨和猜疑,很多很多的人在每天被這種仇恨和猜疑密集地轟炸下,變得冷漠、猜忌、躁動不安、不快樂和動搖了對人性本善的信念。

如果說內地官僚的貪婪是阻隔香港人的愛心和善心流向國內需要援助的同胞的一道牆,那麼近年來在香港人中慢慢地蔓延的冷漠、猜忌、躁動不安和不快便是另一度阻隔人與人之間那種正能量相互流動、相互裨益的高牆。

移除藏於內心深處的高牆

一隻黃色巨鴨在維港漂浮的意念,來自很多人兒時泡在浴缸玩母親放在水面上的小膠鴨兒那種天真、快樂、無憂無慮的回憶。

漂在維港那黃色巨鴨觸動了無數人兒時回憶,追尋那種沒有猜忌和仇恨的童真。

在甘肅渭源,滿頭白髮的Linda Chang 對受助的學生們說要不懈努力,但也必須快樂地學習,同學們反應熱烈。當培苗的工作人員與高一的學生一起活動遊戲鼓勵他們互相認識、了解和分享時,這些只10多歲的孩子忘卻了貧窮帶來的不便和不快,放開懷抱相互認識和與所有人分享自己的故事。縱然生活艱困,在他們臉上流露出的卻是來自內心的喜悅,沒有仇恨、猜忌和不安。

香港是一個富裕的社會,但這些年來香港每天沒有很多使人開心快樂的新聞。報章新聞標題盡是「鬧」、「轟」和「斥」的字句;人們對讚美、鼓勵和包容的用詞顯得格外吝嗇。很高興能當一個負責任的捐款人,逃離這被仇恨、猜忌和躁動不安烏雲籠罩的城巿數天,讓那些簡單純真快樂的面孔洗滌我的心靈、移除那藏於內心深處充滿着猜疑和躁動不安的高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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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3/06/01 in 有關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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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莊勤:迷失方向的貨櫃碼頭工潮

2013年5月8日 明報

“ 什麼時候政客們才能成熟一點:多反省自己的行為,以行動務實地解決工人的問題;而不是捨本逐末地借所有的機會來推銷他們的政治取向、卻忘卻最重要的還是專注工人的訴求。也讓年輕人、少年人也學會成熟點去看問題,而非不經思考地推出一大堆人身攻擊、製造矛盾而無助解決問題的政治口號。 ”

3年前,是2010年大概也是4、5月時的一天下午,我在灣仔謝菲道的一間酒吧Happy Hour,遇上兩個陌生人,與他們閒聊,知道他們分別是兩間著名貨運公司的高層,其中一位是和黃集團屬下的物流公司的總經理。我對他們說,每天早上在數碼港外草坪散步,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時,每天看見進出數碼港外東博寮海峽的貨櫃船都空空的沒堆很多貨櫃,但最近(2010年)看,那些進出東博寮海峽的貨櫃船又是貨櫃堆得高高滿滿的,相信經濟在好轉了。那時,這兩位貨運業的高層對我說我看到的只是假象。他們說我看到的貨櫃船貨櫃堆得高高滿滿的,是因為進港的遠洋輪船班次減少了。

這次貨櫃碼頭工人罷工,工人說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公司(HIT)年年賺大錢卻不改善碼頭工人工作環境,任由外判商剝削工人;另一邊廂,HIT卻說,面對鄰近地區的競爭,中轉貨物減少,經營困難。勞資雙方隔空對罵使我想起3年前兩位貨運業高層的說話,為了從數位了解情况,我到網上瀏覽有關的資料。

在香港港口發展局網站上找到2013年4月的「香港港口運輸統計摘要」的數據,顯示以年度計遠洋貨船抵港的數字2005年達到頂峰的35,691船次,之後開始每年逐年下降,直至2012年的28,286船次,從2005年的頂峰至2012年下跌幅度達到20%;而內河貨抵港的數字從2005年的117,490船次下降至2012年的78,094船次,下降幅度更達56%。

香港貨櫃處理量增長

停滯不前

「統計摘要」的數字顯示以年度計從2008年至今本港進出口的貨櫃總吞吐量維持相若,以葵青貨櫃碼頭計算,「統計摘要」的數字顯示在頂峰的2008年計葵青貨櫃碼頭的貨櫃總吞吐量為15,313,000個標準貨櫃,2012年的總吞吐量僅為15,202,000個標準貨櫃,沒有增長。這數字相對於香港隣近地區港口同期的按年雙位數字增長,很明顯香港的貨櫃處理量增長已停滯不前,遠遠落後於上海及深圳,難怪香港貨櫃碼頭以按年處理貨櫃數量計從這世界排行第一位下降至去年的第三位,在上海及新加坡之後,而一般相信,深圳將會在2013年上升到第三位,把香港的排名進一步推低。

其實,前一些時期已有一些報告指出香港貨櫃車運輸業已因為內地工廠經港出口貨櫃銳減而經營因難,這與抵港內河貨船船次近幾年來大幅下降的數字是不謀而合的。在2007年的時候一些報告還不斷地提到興建第10號貨櫃碼頭的迫切性,但近一兩年,已不再聽到這類迫切的要求。貨櫃運輸業的前景怎樣,應該可以看到端倪。

西方社會

式微行業往往頻繁現工潮

在一次飯局中,有人提起西方社會中,因產業結構改變,開始式微的行業往往頻繁出現工潮,例如1970及1980年代英國的煤礦業,1980年至1990年代的英國汽車工業,這些工業在消失前,工潮再三出現。有人歸咎於工會鼓動工人不斷要求加薪改善待遇,沒有結果而動輒發動工人罷工,加速了這些式微行業的沒落。但也有論者認為是因為產業結構的改變,某些行業增長不再,投資者對優化行業的營運(如自動化)失去積極性,使得相對其他地區的競爭者失去了競爭力,在營運量沒有大幅增長的情况下,對改善工人的待遇並不熱中。

以英國1974年短暫的及1984年長達一年的兩次煤礦工人罷工為例,1973年底英國全國礦工聯盟發動煤礦工人按章工作,由於當時英國電力供應仍以燒煤火力發電為主,煤礦工人的工業行動迫使以希斯為首的保守黨政府在1974年初開始實行每周商業用電3天供電,最後煤礦工人的工業行動更迫使希斯政府提早大選,使希斯的保守黨政府在選舉中落敗倒台。然而,到了1984年,環境已經改變,英國電力供應已不一面倒以燒煤為主,鐵路運輸已改用燃油,家居取暖已改為天然氣或燃油,而當時市場變化使英國使用從澳洲、美國及哥倫比亞等國家進口燃煤比在英國開採更為便宜,加上戴卓爾夫人有備而戰,早儲存了大量燃煤與罷工的煤礦工人打持久戰,結果一年後煤礦工人的罷工以失敗告終,而在1990年代更開始了英國煤礦的大量關閉。

在這次碼頭工人的工潮中,HIT那種愛理不理的態度,也許正是提醒貨櫃碼頭工人們關注究竟這行業在香港是否正在開始走下坡,這對於他們要採取的策略有很重要的啓示。

工人要求改善工作條件及待遇是天經地義的事,我在YouTube看過一些外國碼頭的Quay Crane的操作,那些幾十米高的吊機操作室,很多是有升降機送吊機手上去,而且有一些更在高台上附有廁所的,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號稱世界第一的香港貨櫃碼頭沒有這些設施,是不是為了減省成本、抑或為了其他原因而沒有安裝這些便於長期在控制艙工作員工的設備,也許HIT早已應出來作一些說明。

這行業在香港是否正開始走下坡

在工人而言,我想在具體地提出要求的時候,也有必要全盤地看一些客觀的數據,以衡量提出的具體要求是否符合行業的經營狀况。在電視新聞看到,罷工剛開始時,工運的領導者提出加薪超過20%的要求,不斷反覆公開宣稱他們計算HIT因他們罷工行動會蒙受每天以百萬計的短期損失,而樂觀地希望對方會認真考慮他們提出要求,這顯然是一廂情願的看法。到了因為HIT的強硬不妥協態度,使工潮進入了膠着狀態,代表罷工工人的工會的策略改為對李氏家族的人身攻擊,這已完全偏離了務實地以改善工人待遇為目的的工業行動訴求。

和記黃埔港口集團總經理馬德富先生在《明報》撰文指出,香港貨櫃碼頭前景的一個關鍵點是中轉貨物業非必須經過香港的。內河船抵港船次從2005年至今下降了56%,正正是反映了這說法的真確性。無視理性的探討,不對行業的情况作宏觀的了解,而開天索價地提出並再三堅持對方沒有可能接納的加薪幅度,錯失提早解決工潮的時機,並不是務實的做法。

每天上班,我都會經過長江中心,罷工工人進駐長江中心門外示威的起初幾天,除了掛出要求集體談判權的標語外,也掛滿了紅色的橫額標語,其中正中的兩幅分別是「階級鬥爭」和「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這兩幅中國內地文化大革命時才出現的標語標掛了幾天便被除了下來不再出現,但標語短短掛了幾天,已使一些人對職工盟究竟介入工潮的動機是在協助工人爭取權益抑或在借機搞政治運動產生懷疑。也給了和黃連日發表言論借「階級鬥爭」這詞對職工盟及李卓人先生進行強烈反擊的口實。

從這次工潮中,我再次為香港的政客感到悲哀,總是企圖把每一次的有實質訴求的社會糾紛上綱上線轉化為全民政治運動,把勞資糾紛上綱為「階級鬥爭」,把示威闖出馬路阻塞交通被法庭定罪非法集結上綱為「政治檢控」。

工人需要的是務實地爭取加薪、爭取改善工作環境,不是階級鬥爭。

舉個例說,碼頭吊機的升降機和吊機上的附設廁所,我想這些外國碼頭的先進設施,工會是應該知道的;而比較奇怪的是,工業行動持續了那麼久,沒有聽過代表工人的工會具體地提出要求資方增設這些設備,乾脆利落地徹底解決因上落吊機控制艙不便而使吊機手吃飯及如廁均極為不便的問題,反而聽得更多的是針對HIT的高層和李氏家族的人身攻擊。

其實,每一次工潮總會有一些政客希望借工潮來推動一些如集體談判權、仇富和階級鬥爭的宏觀政治訴求,他們對推動宏觀政治訴求比真正解決工人眼前的訴求更有興趣;問題是肩負眾多工人福祉的工會,不能讓這些宏觀政治訴求使他們忘記了最終還是要務實地解決工人們當前的問題。

什麼時候政客們才能成熟一點:多反省自己的行為,以行動務實地解決工人的問題;而不是捨本逐末地借所有的機會來推銷他們的政治取向、卻忘卻最重要的還是專注工人的訴求。也讓年輕人、少年人也學會成熟點去看問題,而非不經思考地推出一大堆人身攻擊、製造矛盾而無助解決問題的政治口號。

幾個貨櫃碼頭外判商在罷工37天後單方面提出了所有工種加薪9.8%,並表明不會重返談判桌。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先生批評,工會一直要求加幅達雙位數,意味與現時加薪最少只相差0.2個百分點,明顯是資方「要落工會面」。

什麼時候政客才能成熟一點

工會一方面一直認為外判商只是棋子、李氏父子控制的集團應該是談判對手,另一方面卻每天在人家總部外高掛李氏父子吸血鬼的頭像。在監督政府和公營部門運作的大旗下,政客對政府官員和公營部門的負責人可以隨便有理無理的責罵,政府官員和公營部門的負責人無論怎樣被政客如惡霸般謾罵仍得硬着頭皮應對。但不是政府官員和公營部門的負責人的,被你侮辱後還需要給你面子嗎?

始作俑者毫不留情面以這種毫不理性的「落人家面」的行動來謾罵人,現在卻因人家不按你的要求底線加薪便批評人家「要落工會面」。這是幼稚無知還是慣性的政客惡霸思維使他們忘記了一直在被他們侮辱的不是要被他們監督的政府官員和公營部門負責人、而是他們希望最終要與之坐下來談的談判對手?

罷工開始到近期,仍不斷為談判設前提條件,到原來願意談判的對手表示不會再返回談判桌時才高呼「談判、談判」。

這真是一次因沒有專注主題而迷失了方向的工業行動。

後記:文稿送出後,電視新聞說工會最終接納了外判商提出的9.8%加薪。這是外判商拒絕再談形勢下就加薪方案工會的唯一選擇。接下來的也許應是暫時放下政治口號,務實地專注爭取改善工作環境與工作安排的訴求。

作者是獨立經濟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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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3/05/08 in 有關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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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莊勤:今夜,究竟會有什麼人去踩什麼人的場

2013年1月22日 明報

參加為慶祝港大學生會百周年的晚宴聚會,並不愉快。

一些說要為一個被現屆學生會解僱的老員工「討回公道」的學生及畢業生「踩場」,在整個晚宴過程中滋擾吵鬧,甚而圍着專為向服務學生會超過40年的呂君發先生致敬而設的貴賓席拿着大聲公要與現屆學生會會長對質。在場除了1960年代的舊生黃宏發先生當場直斥這種行為和1980年代畢業的馮煒光先生說這是暴民政治外,雖然大部分人對這班流氓般行為的大學生或大學畢業生的舉措不以為然,沒有人有任何表示。最後由1977年畢業的馮宜亮醫生出言相勸,這些「踩場」學生才同意暫時停止吵鬧,但仍堅持要正在參與晚宴招待客人的現任會長半小時內與他們對話。然後整個晚上幾個小時便是拿着示威橫額纏着現任會長走。

似乎「踩場」便是當今社會的風氣

我想,在我們那年代的年輕學生,論熱血比他們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像這樣totally undignified的示威是從來沒有過的。似乎「踩場」便是當今社會的風氣。只要我不同意你、只要我反對你,便不管你在出席什麼場合,即使是與我的訴求、與我跟你的恩怨完全無關的場合,我也有權「踩場」;令你坐立不安、令你的賓客坐立不安、令希望聽你說話的人坐立不安。

肢體上的「踩場」是衝擊針對目標人物辦function的場所,甚而不是目標人物辦的function,只要目標人物出現,便不顧別人的權利,照踩可也。

言語上的「踩場」便是如特首梁振英先生在電台電視台講施政報告、講未來1年、未來5年的治港政策和理念;在應該嚴肅地專注討論關乎香港未來的政策與理念、讓公眾可以獲得更多客觀資訊的場合,那些記者、評論員不探討治港政策和理念,仍然照踩僭建、照踩誠信,總之就是照踩可也。

我鄙視這種另一類閉塞民智的博宣傳,我更鄙視的是推動和助長這種風氣的政客和媒體。

港大學生會百周年晚會的第二天,《明報》網上港聞版怎樣報道?標題是「港大舊生踩場討公道百周年慶為員工出頭」。整篇400字的報道用了超過350字報道「踩場」及「踩場」的相關消息,有關學生會百周年晚會,不着邊際地用了不夠60字。

這便是我們每天面對的媒體:選擇性報道、有立場、不專業和只有評論而沒有新聞。

我曾經是《蘋果日報》的擁躉,但幾年前開始不再買,甚而不再買任何報紙,只訂閱了《明報》的網上版和間中接一些免費報紙,否則便不再看報。

我曾經對一位律師朋友說,香港的報紙沒有新聞、只有評論。我舉一個例子說。去年9月15日早上我和太太到數碼港外的大草坪散步,在路上撿到一頁別人棄掉的《蘋果日報》,有一篇報道應該是前一天晚上電視報道過有關梁振英先生當選特首後第一次與廣東省省委書記汪洋先生見面的報道。這篇報道在報紙中的標題是「汪洋夾硬挺梁振英」,內文500字絕大部分是一大堆執筆記者的主觀評論和揣測,文章末段只用了約70字報道港府與廣東簽了的協議。究竟梁振英先生在與汪洋先生見面談過港粵間什麼問題、可以有什麼合作等等,一概欠奉。這是新聞報道嗎?這是專業的新聞報道嗎?這只是另一篇短評文章而已。

而每天,香港各大報章充斥着的都是這些只有立場的評論文章,沒有新聞報道。

這些例子隨手撿來,到處都是。就看看最新鮮的例子。同樣是1月19日《明報》港聞版的報道。報道內文提了一句加了引號的資訊,報道說唐英年先生就梁振英先生的施政報告說「任何政策同建議,只要對香港好都會支持,但最緊要係如何執行同落實」。那是很中性的幾句話。而《明報》那篇報道怎樣處理這句說話?《明報》港聞版的標題說「談施政報告 唐唐厚道」,內文引述唐英年先生這句話時這樣寫道:

「唐唐都算好厚道,佢話『任何政策同建議,只要對香港好都會支援,但最緊要係如何執行同落實』。」

這是專業的客觀新聞報道抑或是已包含了執筆記者對一位講者主觀評論的點評?由讀者判斷。記者報道引述別人說話的新聞前加上自己的看法和態度,還算不算是專業的新聞報道,我希望新聞界自己討論。但至少,我自己來說,我早已拒絕接受媒體提供這樣的意圖代我思考和判斷的資訊。

也不希望我的孩子接受這種別人代他們思考和判斷的資訊。

而這種充滿了加了料的雜質資訊,每天在各大報章、電台正在大量密集地流通和不間斷地向廣大市民轟炸。

能不能新聞報道歸新聞報道、評論文章歸評論文章?

別代我思考

大多數人都渴望看沒有加了主觀意見的新聞報道,很多人不喜歡看評論文章。諸位無冕皇帝、新聞版的主編們,別強迫我在看新聞時也要看你的態度、立場和評論。別代我思考,我只想看新聞、獲得資訊,由我自己過濾和思考。

我又曾經對我的朋友說過,早上兩小時和黃昏兩小時最多人聽電台節目的時段,每小時只有兩到三分鐘是真正沒有加上任何主觀意見的新聞報道,其餘兩小時便是那些評論員和嘉賓政客以他們主觀意見立場演繹詮釋新聞、不斷轟炸聽眾的時間。

那是完全不成比例的。也是因為這種不成比例的轟炸,使社會形成了一面倒的風氣。元旦遊行,社區組織協會沒有參與,商業電台「左右大局」主持人打電話給社區組織協會的幹事施麗珊小姐,批評社區組織協會不參與元旦遊行。

這是什麼世界?遊行與不遊行是每一個人的自由和權利,遊行與否,為什麼行?為什麼不行?要向電台主持人評論員交代嗎?電台主持人這種劣質做法使我想起內地文革時的故事。參與遊行集會的紅衛兵,把紅皮書毛語錄舉得不夠高的也被批判不夠積極。香港為什麼會淪落至如此?

香港為什麼會淪落至如此?

個別號稱崇尚民主的評論員便正正是批評選了非泛民候選人為立法會議員的醫生和工程師為「為錢」的人。反正,你與他/她不同意見,如社區組織協會一樣,他/她們認為你有責任向他/她交代。就如社協施小姐說:「唔知點解香港變到咁。你地簡直係政治迫害、白色恐怖、迫害街坊。」

如港大的「踩場」學生一樣,社協你不跟他/她們步伐一致嗎?他/她們便有權打電話給你、踩你的場。更恐怖的是他/她們手握媒體,厚道的不理你或只評評你,已算對你非常寬大;不厚道的隨時可以不留情地攻擊你,你奈他/她們何嗎?

也因如此,我可以理解為什麼梁振英政府要動用公帑買媒體的版位和air time去宣傳政府政策。因為在香港的主流媒體中,除了《文匯報》和《大公報》已沒有了政府可以不被打斷、或不被加上雜音而能完整原汁原味地發言的空間。

那又使我想起國內文革時,高舉革命旗幟的造反派不容許他們所謂的「反革命」說話,就是因為判定對方是「反革命」,文革時「反革命」是連說話的權利也沒有的。今天的香港部分掌控媒體公器的人的做法,與那時代的中國的造反派,何其相似,只是換了位置。

42年前,10多個為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的年輕人在中環示威被殖民地政府拘捕落案起訴,帶到銅鑼灣裁判署提堂。提堂那天早上,冷清清的銅鑼灣裁判署門外,只有我和5位英皇書院同讀中四的同學穿著校服從學校跑出來到銅鑼灣裁判署門外示威,為抗議殖民地政府對他們的不公鎮壓而發出微弱的呼喚。

今年,特首梁振英先生1月16日在立法會宣讀他的施政報告,立法會大樓並不冷清。鬧哄哄的立法會大樓門外,是鬧哄哄的示威人群,主題不是施政政策,而是他個人。支持者與反對者各舉牌示威,吵鬧不已的不是政策的爭論,而是已經吵了半年梁先生個人的榮辱去留。大多數人都在捨本逐末吵鬧不已的時候,令我感動不已的是幾位現在在英皇書院讀中三的學弟拿着A4紙自己手寫着「撐振英也好、反振英也好、大家都要為香港好」的標語,默默地站在立法會大樓門外發出微弱的呼喚。

每天在高聲疾呼的政客、每天在不斷轟炸聽眾的評論員、每天在以評論而不是以資訊餵我們的文字記者和編輯,他們看不到聽不到這微弱的呼喚。

他們着意的是在今夜,究竟會有什麼人去踩什麼人的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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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3/01/22 in 有關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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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莊勤:「從善如流」、「迷途知返」抑或是「跪低認衰」?

2012年8月17日 明報

上月底拙文〈投機政客:錯的永遠是別人,對的永遠是你們〉刊出後,收到一位朋友的來電,他說他那大學畢業不久在港鐵工作的女兒囑他向我道謝,因為我說出了她及她的同事都想說但永沒有機會被媒體轉述的話。

朋友的來電令我想起了一段大多數人已遺忘了的新聞。

一年多前最低工資快要開始實施,企業各有各準備,大家樂快餐最初提出為配合最低工資立法而將員工用膳時間剔除工時,不計工資,招來工人組織及社會各界的猛烈抨擊,除了被責無良外,一些團體甚至提出抵制不到大家樂光顧。結果大家樂集團很快改變最初的決定,同意員工午飯的時間一樣計時薪。

慣性煽情和偏激

很多時候我在與朋友閒聊香港媒體的慣性煽情和偏激時,便提出大家樂這例子。其實,同一件事,同一則內容的新聞,媒體可以有不同的表述,和用不同的標題。同一內容,但不同的態度去表述和用不同的標題,會完全改變新聞內容的本質。以大家樂飯鐘錢這則新聞為例。描述的方式有很多,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選擇很多。以標題來說可以是:

(一)最厚道與帶鼓勵的「大家樂從善如流」,

(二)中性的「大家樂改變初衷」,

(三)給Benefit of doubt的「大家樂迷途知返」,

(四)或嚴厲的「大家樂不敢逆民意」,

(五)甚而責斥的「大家樂知錯臨崖勒馬」,

(六)到極端刻薄的「大家樂跪低認衰」。

問題是香港的媒體會作怎樣的選擇?從河蟹的極端、從不表示態度的中間落墨到凡事刻薄指摘的另一極端,他們慣性地會選擇哪一些字眼?讓我們看看大家樂這例子。

大家樂集團改變決定後的第2天2010年11月7日《蘋果日報》編輯在頭版提的半版大字標題是「大家樂跪低認衰」。內文用的字眼包括記者用的「跪低」、「認衰」字眼,和引述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先生用的「唔見棺材唔流眼淚」、「出陰招」字眼。同一天《東方日報》內頁報道,標題是「大家樂投降恢復飯鐘」,內文引述李卓人先生的「與民為敵」、「無好下場」字眼;但也引用了王國興先生的「迷途知返」字眼。《明報》在港聞版報道,標題是「大家樂撤『減飯鐘錢』薪照加」,內文以較長篇幅分別引述大家樂集團及工會的立場看法,沒有轉述煽情的用詞。

什麼事都吵吵鬧鬧

雖然大家都口說鼓勵企業良心、勞資和諧,但不難看出到了煽情文字媒體的筆端、或到了面向鏡頭便亢奮的政客口裏,結果毫無例外地必然是把一件原來本可以是中性的新聞變成煽情及把已緩和的矛盾重新激化。記憶中,好像自從那一次開始,文字媒體對一些官員、公共機構或商業機構因公眾反對而改變決定,或因公眾指正而道歉的事情,便很多時候用「跪低」字眼為新聞標題。我嘗試在網上一個文字媒體的新聞網搜索,在大家樂飯鐘事件後一年多,這媒體單在港聞及評論文章中說「跪低」的已超過60篇,包括有:

(一)財政司長曾俊華先生「跪低」改6000元存強積金戶口為直接派錢。

(二)教育局逼減班,九龍華仁就一早「跪低」。

(三)發展局長林鄭月娥女士向新界原居民「跪低」提優惠措施鼓勵原居民拆僭建。

(四)替補方案進行政府被迫「跪低」,宣布押後原定立法時間以進行兩個月的諮詢。

(五)《公平競爭條例》草案政府「跪低」同意內容大幅讓步。

(六)教科書商不減價,當局束手「跪低」。

(七)中電向民意「跪低」,宣布平均淨電價加幅由9.2%微調至7.4%。

(八)教育局副局長陳維安先生「跪低」同意大學至少4學年不加費。

(九)梁振英為入閘選特首爭提名票向工聯會「跪低」。

(十)梁振英政府「跪低」押後架構重組。

除了宗教信仰的禮儀外,什麼時候人才會「跪低」?最容易記起的是封建時代被強推下跪在惡吏或專制皇帝前,又或者老一輩說的共產黨要地主、資本家和反革命向暴民下跪。開口閉口說別人叫別人「跪低」,除了是不文明和沒有必要的敵視和凌辱外,還可以宣揚什麼?對不起,用「跪低」來形容政府政策或公營、私營機構決策的改變,不是專業的新聞報道,而是媒體或記者早有了自己立場而向公眾發放的政治宣傳。

喪失了中庸、厚道和包容

同樣地,每天在新聞報道中不斷用「狼」或「豬」來稱呼政治人物,或不斷在新聞報道中稱某人為「貪X」、「X漢奸」是對別人的侮辱,不是專業的新聞報道。

了解到這一點,我想巿民不難明白為什麼香港社會會有目前這種什麼事都吵吵鬧鬧的現象。從媒體到政客,都不再持平評論或討論,只競相出位,語不驚人誓不休,故意選擇最煽情極端和侮辱的用詞來突顯自己的政治立場,因而出現了這種很小的事無情也無限地被推波助瀾激化矛盾。

人各有志小事一樁

被侮辱為「賣黨求榮」

也因如此,香港社會開始喪失了那種我們曾經擁有的中庸、厚道和包容,任何不同意見都如失控列車般向極端方向走。別的不說,以民主黨為例,馮煒光先生身為民主黨員申請加入梁振英政府當局長/副局長,違反了民主黨領導層決定民主黨員不加入梁振英政府的立場;這事發生了,民主黨處理的方式有很多,可以游說馮煒光先生,即使游說不成或游說沒有結果,向公眾表述的方式也有很多種,可以是「深表遺憾」、「不能接受」甚而「予以譴責」。然而,馮煒光先生究竟犯了什麼錯,竟因這人各有志的小事一樁被民主黨公開侮辱為「賣黨求榮」?這是政黨已慣性被嘩眾取寵媒體牽着鼻子走極端路線以突顯自己的政治立場、對待不同意見不同取態的、即使是同路人,也毫不留情以最刻薄言詞無理攻擊別人人格的例子。

香港社會不是這樣的。

對同一課題我與你看法不一樣,你可以批評我錯,怎樣嚴厲都可以,但你不能攻擊我的人格,那是土改、反右時、文革時共產黨的做法;假若我錯了,我可以認錯,但別叫我「跪低」,那是封建時代惡吏與專制皇帝、和現代暴民政治的做法。

我們的媒體、學者和評論員常常驕傲地說香港社會是公民社會,但事實是簡單的不同判斷、不同意見,不同政治取向即使在最理性的民主派也被激化為敵我矛盾、也被上綱上線地進行人格的判斷和侮辱。試想想沉默的一群,面對政客與媒體這種霸道和一點情面也不保留的指斥和侮辱,持有不同意見的人還會作聲嗎?

香港社會不應該是這樣的。

假若我是一位沒有太多人附和的智者,為什麼我還要公開說一些明知道會被別人群起攻擊的說話?

只有吵鬧沒有說理

結果是很多人不敢再公開表達與這些政客與媒體不同的意見,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另類意見會被掌握了媒體喉舌的人以最辛辣刻薄的言詞攻擊。慢慢地,誠實地持有不同意見的人變得噤若寒蟬以明哲保身,社會變成了只有一種聲音。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媒體霸權,我只知道Something is very wrong here,似乎我們的社會只剩下吵鬧而再沒有講道理和辯論的空間。維園涼亭內要說話的,被涼亭外不喜歡聽的維園阿伯和維園阿哥大吵大鬧而不能將要說的話說出,一些本來有話要說的乾脆不再踏足維園涼亭,這便是今天香港社會這種只有吵鬧沒有說理的縮影。

最近與兩位法律界資深的律師午飯,談及國民教育的風波。一位律師說政府必然硬推,反對者也必然激烈反對到底,恐怕香港會暴動。另一位比較樂觀,說香港人哪有那麼容易被洗腦。

說起洗腦,我想起名著《動物農莊》(Animal Farm)作者、在2008年被《泰晤士報》評為二次世界大戰後排名第二位的英國最偉大作家的George Orwell在1948年寫的那本他預測1984年時會是怎樣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我想當今最出位的立法會議員和媒體編輯和評論員也必然在他們學生時代看過《一九八四》這本書。《一九八四》說的便是我們所使用的語言文字主導了我們的思想。《一九八四》書中獨裁統治無處不在的老大哥規定人民使用他指定規限了人民思想的新創語句和文字(Newspeak新語),以這些新創語句和文字引導和主導了人民的思想方向與思維方式,從而進行思想控制。

德育及國民教育是洗腦,通過灌輸引導和主導學生的思想與思維方式,So they say。那麼,那些每天不斷從文字媒體、聲音媒體評論員和政客口裏放出灌輸給年輕一代早已有了立場的刻薄煽情和凌辱別人的語句和文字,又會怎樣引導和主導年輕人的思想方向與思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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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2/08/17 in 有關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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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莊勤:投機政客——錯的永遠是別人,對的永遠是你們

2012年7月28日 明報

“所謂刁民是社會上不對自己無理行為反思的一群。問題是:我們的政客怎麼了?看他們對官員及公營機構和公共服務機構謾罵的嘴臉,我在想,他們與刁民有什麼分別?”

英國BBC的Knowledge頻道最近因倫敦奧運而播放很多介紹倫敦的Series。6月時有一套3集介紹倫敦地鐵的Series。當中介紹到倫敦地鐵為了乘客及員工的安全,因而很小的事故也會全線停駛。例如6月份有一集介紹晚上繁忙時間一個女人在倫敦唐人街的Leicester Square站被狂徒刺了一刀,坐在月台上等待施救,整條地鐵線便停了一個多小時,沿線很多車站為控制人流,不容許乘客入站,地鐵公司不宣布是什麼事,乘客也習以為常,沒有怨言。

「我不是在這裏給你責罵的」

10號風球第二天在家看電視,BBC Knowledge頻道又是介紹倫敦地鐵,說自從引入了新的列車後,車門感應度很高,只要是乘客背包的帶夾在門中整列車便不能開離車站,要待車長下車查究。那集介紹的Tottenham Court站乘客背包帶夾在門中的事故結果使列車停了10多20分鐘,停在沿線的其他車站的列車也不能動。當進入車站聚集的人愈來愈多,為了安全,控制室便指示月台員工關上車站閘門,不讓更多的乘客進入車站。

片中沿線Waterloo站的員工關閘時,有不能進入的乘客責罵他,那關閘的地鐵員工對罵他的人說:「我不是在這裏給你責罵的,我在這有工作要做。」

我立刻想起同一天的新聞。港鐵因大埔大樹倒塌壓住電纜停駛,10號風球下滯留車站的乘客斯文的埋怨、粗暴的指摘站內的港鐵員工幫不了他們回家,惡形惡相的逼到車站的員工為他們付的士車資。一眾投機的議員政客和嘩眾取寵的媒體還不斷嚷着要港鐵道歉。

這究竟是怎麼樣的社會?

我們這究竟是怎麼樣的社會?我們這些究竟是什麼樣的市民?

10號風球、大樹壓電纜,是誰的錯?議員媒體為什麼非要港鐵道歉不可?颳颱風、大樹倒塌也是港鐵必須道歉的錯?是非顛倒如此,我們還有民智嗎?更離譜的是鄭家富議員,他自己也覺得港鐵為靠惡霸道的滯留乘客付的士車費不對,但卻說港鐵有責任有車隊接載10號8號風球下滯留的乘客。我想問問鄭議員,若真的有港鐵車隊,港鐵車隊員工真的10號8號風球下開車,港鐵車隊司機的安全,誰去負責?若港鐵車隊真的8號風球下開車接送滯留乘客,鄭議員到時又會不會又指摘港鐵不顧員工安全,要車隊員工8號風球下開車?

議員媒體指摘港鐵大樹壓電纜便即時停車,沒有及早宣布。我又不明白,若不即時停車,列車繼續行駛,這些議員政客和媒體又會怎樣說?說港鐵罔顧人命安全、電纜被壓也照開車?這些政客、媒體評論員,廣東俗語說:「係又鬧,唔係又鬧。神又係你哋,鬼又係你哋。」錯的永遠是別人,對的永遠是你們。

「係又鬧,唔係又鬧」

這些為了選票便不問對錯包庇縱容和助長刁民之風的議員政客,在過去十多年來着重的是近乎不負責任地不斷鼓吹無限伸展個人的權利而絕少提公民應付的責任和應有的包容。因而這些年來,香港社會慢慢地喪失了我們過去所擁有的包容和理解、反躬和自省的習慣和能力。代之的是這股由刁民、投機政客與嘩眾取寵的媒體合奏出來的歪風。

10號風球第二天早上改為8號風球,天文台早上8點前已經說早上10時前會改掛3號風球,結果9時58分改掛3號風球。接着的一天,一位母親打電話到電台,說她女兒工作那家在銅鑼灣的百貨公司不近人情,要風球改掛3號後一個半小時回到公司上班;結果,這位母親說,她代她的女兒向公司告假。電台的主持人當然又是幫口指摘百貨公司是無良僱主。

同一天的早上,我的一位住在海怡半島的朋友說,電台早上8時前說天文台會在10時前改掛3號風球,9點還未到、8號風球未下,一些快餐店工作年紀較大的嬸嬸伯伯,已經在巴士站等快要復開的巴士上班了。

懷緬我們那美好的過去

那是對工作和對自己做人態度的問題。從這些8號風球下風雨中等巴士的嬸嬸伯伯中我無奈地懷緬我們那美好的過去,而很清楚知道每天面對更多的是那百貨公司員工的母親、那附和她的電台主持人,和那些什麼事情都罵的政客。這便是香港這種刁民政治,他們的特點是他們永不問自己應負的責任,只是永遠沒有例外地埋怨別人的不負責任。

香港怎麼了?為什麼我們有這樣的社會?

非民選的政府、不是由民選政府監管的公營機構和公共服務機構,沒有認受性,只有被指官商勾結的份兒;無論他們做什麼,對也好、錯也好,只有被罵的份兒。

不民主的社會,造就了不對自己行為負責的人民。因為要負責的官員、負責監管公營機構和公共服務機構的官員不是我們選出來的,那成了刁民撒野的最好藉口。

所謂刁民是社會上不對自己無理行為反思的一群。問題是:我們的政客怎麼了?看他們對官員及公營機構和公共服務機構謾罵的嘴臉,我在想,他們與刁民有什麼分別?

10號風球下,大圍車站內的港鐵員工面對向他們指摘及惡言相向的一小撮乘客,並沒有如倫敦Waterloo站的倫敦地鐵員工一樣理直氣壯地對滯留的乘客說:「我不是在這裏給你責罵的,我在這有工作要做。」他們只默默地很負責任地履行他們的職責。滯留在車站內絕大部分的人也一樣,他們理解他們所遇的困境不是任何人的錯所造成,因而他們也默默地包容。就如8號風球下等巴士復開的嬸嬸伯伯一樣,他們所展示的才是我們希望那寧靜的、自省與包容的香港社會,而不是那些投機政客和嘩眾取寵的媒體鼓吹的事無大小也吵吵鬧鬧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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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2/07/28 in 有關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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