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S

Tag Archives: 蘋果日報

李怡:今天,我們香港人自己創設文明

2014年11月19日 蘋果日報

中大公佈最新調查,發現民意逆轉,支持佔領運動的市民較上月下跌約4個百分點為33.9%;不支持運動的增加8個百分點至43.5%。與上月調查相反,不支持者超過了支持者。67.4%受訪者認為佔領人士應該現在全面撤離佔領地點,認為不應該的只有13.9%。另外,在「袋住先」問題上,民意也出現變化,儘管若政改方案按人大8.31決定,支持通過的有36.1%,仍少於認為要否決的46.7%;但當被進一步問及,若提委會取消公司票及董事票,全部委員由四大界別人士以個人票選出,那麼支持立法會通過方案者則有45.4%,認為要否決的減至35%。也就是說,若政府第二階段諮詢提出以個人票取代公司票,民意傾向「袋住先」了。

昨天執達主任到中信外清除障礙物,沒有遇到反抗。今天可能會清除更多鐵馬。接下來會向旺、金、銅動手。如果留守者不反抗,政府很可能順利完成清場。佔領運動將告一段落。

爭取真普選經歷了將近兩個月,沒有爭取到中共和港共的任何讓步。學聯上京在機場即受阻,民主運動設想的後續行動,一是以自首引起社會關注,另一是辭職公投。但這兩個行動都不見得會掀起新的抗爭高潮。整個運動可能沉寂,師老無功難免令爭取民主的佔領人士氣餒。

作為長期關注中國和香港局勢的論政者,筆者對這大半年民主運動的發展,和中共港共的回應,基本上都在意料中。在雨傘運動如火如荼的時候,筆者從西方所有社會運動都不獲多數人支持的經驗,就預計佔領長此下去必然不會得到市民中沉默多數的支持。此外,無論從中共的權力結構來看,從香港人的難民心態來看,還是從中國人總想向更高權力乞求恩賜民主的奴性來看,筆者自中英簽署聯合聲明以來,所有論述都是悲觀的。

不過,9.28那天晚上,全城有六七萬人不懼催淚彈湧上街頭,並分別佔領金旺銅三區,以及連續近兩個月的文明抗爭,卻完全出乎久歷世故的筆者意料之外。然後,各佔領區漸漸發展成互助互愛更充滿文化藝術創意的烏托邦社區。佔領區影響向外擴散,從獅子山標語到「我要真普選」的橫直掛幅遍地開花。佔領運動又在學校擴展,一間間大學的畢業禮都出現了抗議活動。筆者在這段期間接觸一些年輕人,他們的見識和表達能力使筆者肅然起敬。

這是最壞的時候,也是最好的時候;這次的佔領會結束,但民主意識、道德力量、抗爭精神已融入廣大年輕人血液裏,因此佔領運動沒有結束,毋寧說它只是開始。

看透了中共本質的老一輩智者,認為雨傘運動在中共強勢和不顧香港民意的高壓下似乎瀕於失敗,全民推動真普選已無望,香港會正式宣告沉淪,筆下也難免辛酸。但在這些表面現象和力量對比之外,我們是否還應該看到更重要的內在力量呢?

數日前筆者看了電影《山本五十六》,電影的結尾問:這場仗為甚麼會打成這樣?這結局是怎麼造成的?筆者想起電影前段,山本五十六在指揮襲擊珍珠港之前,一再要求日本最高當局,一定要先向美國宣戰,不宣而戰會是日本海軍最大的恥辱。結果,日本(據說是繙譯之誤)在襲擊行動開始一個小時後才向美國宣戰。儘管偷襲使日本勝了第一回合,但道德上犯的錯造成終局慘敗,道德缺失一方面使日軍感到恥辱,另方面激發了美國的士氣。歷史上的勝敗,真是由道德力量決定的。美國獨立戰爭是道德力量之勝,國共內戰是中共道德力量之勝。道德力量,正義在胸,儘管居劣勢於一時,但卻會激發無以倫比的力量反敗為勝。看看中共港共和建制派在普選爭議中的嘴臉,他們的強詞奪理和語無倫次,他們不敢同佔領區的年輕人直接對話,他們拒絕學聯上京而說甚麼學聯的訴求中央已知道的廢話;再看佔領區的年輕人、留守者的句句在理,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評斷出道德力量在哪一邊,而香港前途會由哪一種力量決定。

國際企業顧問公司「GOOD Corps」旗下刊物《GOOD Magazine》日前發表「2014好城市排名」,香港由上年的第24位狂升至榜首。原因竟然是佔領運動:「曾幾何時的小漁村,成長為中西橋樑,不僅重投政治覺醒,更告訴全世界,狂熱的示威一樣可以極之文明」。雜誌形容雨傘運動是植根於互相尊重、表達自由,以及對實現夢想的持續信念。
如果說,以前香港的文明是英國人留下的,那麼從現在開始,我們可以說,香港的文明是香港人自己創設出來的。它會在日後發光發熱。看到這樣的市民,看到這樣的年輕人,我們真是毋須悲觀。

(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李怡

 
發表留言

Posted by 於 2014/11/19 in 有關情理, 有關時事

 

標籤: , , ,

戴耀廷:不要踩在法院肩上

2014年11月18日 蘋果日報

在港大法律學院舉辦「雨傘運動與法治」論壇上,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列顯倫認為法庭向旺角佔領區頒發禁制令是一個極之奇怪的判令。其中一點是整件事是涉及公共秩序,要處理由佔路而造成的公共滋擾,理應由律政司代表公共利益向法庭申請禁制令,但現在卻由兩個私人團體(的士商會和小巴商會)向法庭提出申請。

當然我們沒有證據證明由兩個商會向法庭申請禁制令是由特區政府促成,但至少可以肯定是因為律政司並沒有直接提出申請,才導致由兩個商會去提出申請。律政司在兩個商會提出申請時,也沒有主動介入。因此我們可以肯定說,特區政府在整件事中,本應是主導的角色,現反好像成為了配角。在私人團體從法庭取得判令,而執達吏又執行不到法庭判令後,特區政府下的律政司及警方,竟變成了只是協助法庭執行判令的助手而已。

法官在禁制令中說明,若執達吏執行禁制令遇到阻撓,可以尋求警方協助拘捕有關人士,並盡快把該等人士帶到法庭處理。但法官在判詞中是確認其實警方是有足夠權力去處理相關情況的,禁制令並沒有額外賦予警方更大的權力。既然特區政府根本已擁有足夠的權力處理佔路的情況,那為何遲遲不採取行動呢?為何現在竟淪落至在民事訴訟中協助私人團體去執行法庭的判令呢?就算要用民事訴訟去取得法庭的禁制令,也理應由律政司去做,但現在特區政府竟連在民事訴訟中直接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的勇氣也沒有!但更奇怪的是,警務處處長竟會主動公開說要全力協助民事訴訟勝訴的一方去達成其民事的訴求!警務處處長竟甘於讓香港警隊去做別人的助手!我相信這在香港的民事訴訟史中是從沒發生過的「奇事」!

為何特區政府淪落至要這樣做呢?為何特區政府要依靠私人團體透過民事程序向法院申請禁制令,用協助執達吏執行禁制令的方法才有膽去清場呢?其實這正反映了特區政府自覺心虛,知道特區政府現在根本沒有甚麼認受權威,暴力清場必會引來更大的社會反彈,即使能趕走一些佔領者,但大量市民很大可能會出來反包圍警方,結果還是不能清場。

心知自己缺乏足夠認受權威去直接清場,特區政府惟有出此下策,由私人團體出面提出民事訴訟,以民事訴訟去處理本屬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問題,讓法庭頒出民事的禁制令。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本屬特區政府下律政司的職權及職責範圍之內,現在這樣做,可避過由律政司直接提出申請,免卻引起不必要的社會反彈,刺激更大的抗爭情緒。

但更重要的卸責招數就是警方明明有足夠權力清場,也要由法庭去頒令要求佔領者離場。特區政府事前必知道,法庭在訴訟中只能按現行的法律審判案件,是不可能也不會處理得到引爆佔領行動背後有關民主普選的政治及法律公義的爭議。明知法院在香港法治制度下的局限,特區政府、律政司及警方就充份利用這法治漏洞,恬不知恥地讓法庭去做醜人,利用法院在公眾享有遠較特區政府為高的認受權威,以配合法院為名,去達到其清場目的。

特區政府完全罔顧這樣做,實是把法院的認受權威在法院不情願下押上了。在香港現在那麼特別的處境下,這樣做必會削弱公眾對法院的認受權威。特區政府為了清場,不擇手段,不惜付上任何代價,連法院的認受權威也不放過,不能不令人心寒。

特區政府這樣的無良手段能否成功清場,仍難預料得到。但可以肯定去說,一個政府以其公權力去漠視公民要求法律須保障公民基本政治權利的公義及合理訴求,甚至用盡一切手段,不惜犧牲獨立法院的認受權威以達其政治目的,其不尊重法治及破壞法治的程度,相比那些在特定情況下及在特定條件下迫於無奈地不遵從法庭禁制令的小市民來說,必是遠大得多。

梁振英特首、袁國強司長、曾偉雄處長,若你們要清場,請不要躲在禁制令背後!不要踩在法院肩上!請你們堂堂正正,用法律已賦予你們的公權力去清場好了!

戴耀廷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佔中發起人

 
發表留言

Posted by 於 2014/11/18 in 有關情理

 

標籤: , , ,

梁文道:我要當個「大多數」(幸運的大多數二之二)

2014年11月16日 蘋果日報

真是太巧,同樣一番話,十天之內竟然聽過兩回。第一回,是朋友轉述,說內地一位媒體人和他在社交媒體激辯關於「佔中」的事情,一時激動,那位媒體人坦白宣告:「二十多年前,我也曾經支持過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但我現在明白了,原來那只不過是少數人的訴求,根本不是大多數人的意願。同樣地,現在香港這幾百萬人再怎麼鬧,也都只是少數人而已。我再也不會犯錯,一定要堅持站在大多數人那邊」。第二回,我親身耳聞,內地一個聚會上頭的新識急着要跟我這個香港來客表態,痛斥「佔中」。他說:「當年我也參與過學潮,上過街鬧過事。但那又能怎樣?沒用的,時代前進的方向不會因為少數人而改變。香港彈丸之地,區區幾百萬人,應該認清時勢,跟上大局,別再繼續瞎鬧,顧及大多數人的利益」。

這些話並不叫人意外,但還是讓我咀嚼良久,接下來一個多禮拜都還會在入睡前省思其中的涵義。不,它們不深奧,很好理解,而且許多人都說過類似的話。我也沒打算去和說這些話的人深談「佔中」的是非曲直,反正大家所得訊息不等,很難有個客觀的共同起點。讓我在意的,是這些言語中的喻詞,例如「形勢」,例如「少數」和「多數」。

單從說理的角度而言,你要批評「佔中」,甚至回頭譴責六四民運,其實都能找到不少論點,甚至還是些不錯的論點。為甚麼有必要把形勢和數量也搬出來呢?尤其數量。難道就因為對方人數較少,所以對方的立場就一定是錯的嗎?一種意見的合理與否,一種取態的黑白對錯,難道和相信他們的人數相關?如果真講推理,我們都曉得這種思路的缺陷,因為真理不由數量而定。但是在我們大部份人的日常思維當中,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關係並不總是邏輯的,而且精確的概念也並不總是最重要的。真正引導我們日常未經反省的思維活動的,往往是一些很感性的隱喻。在那番言語之中,數量便是這樣的關鍵隱喻。當一個人在批評對立方只是「少數人」時,他並不是在邏輯地否定對方立場;他只是想加上「多數等於正確,少數等於錯誤」這個隱喻等式,以增加其說服力罷了。有些時候,一個人甚至還可以放棄任何推理的努力,只消使出這招等式,似乎就足以判明是非。

比方說一些因為房產被拆遷而上訪的百姓,他們跪在政府部門前面的廣場上哭訴;你可以說他們只是少數人而已。少數人受到影響,但地方發展上去了,大部份人會得到好處。又比方三峽水庫工程,動遷人數幾達千萬,至今仍有未了後患;但你還是可以說他們是少數人,因為半片中國都會得到好處。再近一點,為了確保APEC期間北京空氣清明,少數華北農村雖逢降溫,但也還是不准在炕下燒柴取暖。這少數人的一時寒冷(也許這真是少數人了),換來了國家的面子,這豈不也是使多數人蒙利的美事?

這套思路如此流行,乃至於在一些非常極端的時刻,我們會看到它非常極端的表達。譬如前陣子令人神經緊張的連串恐怖襲擊,惹起不少怒火,有些人就在激烈的情緒底下留言網上:「那區區幾百萬維族人,應該全部抓回來徹底漢化。把他們滅了,消融了,我們十幾億人才能得到安定」。它背後的預設仍然是個數量關係;幾十個維吾爾人犯罪,憑甚麼可以牽連整個族群?因為他們到底人少,就算全族加起來,也比不上漢人壯大。多數人有好日子過,一小撮人滅族也就無所謂了。

我明白這是氣話,但為甚麼一個人一生氣,就能衝口而出地吐出一堆如此駭人的言語呢?在某些國家,再怎麼憤怒,一句「黑鬼」恐怕也是個天大的錯誤吧。

能夠順利搬用這套等式的人,想必是站在多數人那邊的吧。也就是說,他恰好不是一個第二天醒來,房子被拆了一半的人;他恰好不是一個長在四川,住在大壩庫區的居民;他恰好不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奶奶,寒風初起,於是打算在APEC那幾天燒炕過夜;他又恰好不是個生在喀什的維吾爾青年,不用到內地大城討生活,在找地方落腳的時候受盡白眼。他恰好不是「少數人」,他真幸運。

我們之所以要討論公正的問題,起點正是因為不可能每一個人的運氣都是這麼好,每一個人的一生當中都有機會變成那「為大多數人而犧牲的少數人」。念及諸種人間不幸境遇,念及任何個體不必要的受苦,因此我們關心社會制度的公正,不使一人遭難犧牲。為甚麼我們這個國家走到今天,會如此輕易地放言他人的犧牲,如此方便地漠視他人的處境?莫非我們都有把握自己不會變成少數人?

是的,重點就在於不要掉隊,不要讓自己淪為少數。比起追求制度之公正,個人的奮鬥上爬要來得容易得多,也有把握得多。不想房子被拆遷影響,那就努力使自己住進一個不可能被拆遷的房子。不想自己被犧牲,那就設法令自己成為一個永遠不會被犧牲的「多數人」。

政治上則更不容許犯下這種投向少數人的錯。好比那兩位因當年支持六四民運而悔悟的朋友,他們的反悔並不在於那場運動的原則有錯(至少這不是他們現在這番言論的要點);而在於他們錯判形勢,對多數人走向的估計有誤。可是,我們又該在瞬息萬變的形勢當中如何明辨政治上的「大多數」,那個等同於正確,等同於「主流」,等同於官方路線的「大多數」呢?不過兩年之前,薄熙來在重慶推動的「唱紅打黑」也曾一度被人以為是「大多數」。六十多年來,還有數不清的「正確」最後被人發現是錯的,還有數不清的「大多數」成了值得追悔的少數。就算六四,當初也有些人以為自己跟上了形勢,最後認錯閉嘴,絕口不提往昔的誤判。在這種情形底下,你有一直當個多數的自信嗎?

套句內地網絡紅人周小平的話,「請不要辜負這個時代」,若想好運到頭,你不能只是不辜負這個時代,你還得不辜負任何一個時代。就像「國學大師」范曾那樣,從文革到今天都幾乎全部正確了,緊緊掌握住了「大多數」的動向。

這就像是小孩玩的那些遊戲,要是不想被「鬼」抓出去,就得靈敏迅捷地跟上大隊,躲進人堆當中。落單掉隊者,咎由自取,怨不得旁人。這種遊戲考驗的不是推理和邏輯,更不是價值;而是聰明。所以「我再也不會犯錯,一定要堅持站在大多數人那邊」,這句話指的不是我終於看清了是非,我終於懂得了曲直;它的意思就是我「成熟」了,學乖了,我比從前聰明了;如此而已,沒有更多。

 
發表留言

Posted by 於 2014/11/16 in 有關情理

 

標籤: , , ,

李怡:干預

2014年10月21日 蘋果日報

梁振英接受亞視國際台訪問時追隨中共口徑,指佔領運動「有外部勢力參與。(是哪個國家?)從不同國家來自全球各地,我不可以透露詳情,這已不完全地只是一場本地運動。」

如果一兩個國家參與香港的佔領運動,那還可以守住秘密;「來自全球各地」對香港佔領運動參與,而能夠完全沒有被發現和看出痕迹,行騙長官卻「不可以透露詳情」,叫人如何相信他的鬼話?

佔領運動以來,最大的外國勢力介入,就是澳洲媒體《Sydney Morning Herald》揭露梁振英秘密接受澳洲上市公司UGL的400萬英鎊,作為支持該公司在亞洲擴展生意的醜聞了。這件事有人認為會促成梁下台,而梁下台正是佔領運動的目標之一。這大概是唯一「有外部勢力參與」的事件。

至於香港人呼籲美國、英國、聯合國開聲支持香港民主,倒是很多,只可惜「外國勢力」似乎不想得罪中共這個財神,而至今還是不大肯「干預」。

 
發表留言

Posted by 於 2014/10/21 in 有關時事

 

標籤: , ,

李純恩:不要只說香港人

2014年6月23日 蘋果日報

陳佐洱來港演講,說到中央最近發出的一國兩制「白皮書」,他說「白皮書」是為了「正本清源」,因為香港領土已經回歸了,但要人心全部回歸,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那麼,發表一個「白皮書」,有助香港「人心回歸」嗎?
前些年中國有一齣齊集了全國大明星演出的大片,叫「建國大業」。後來有心的網民把戲中的大明星大演員的國籍排了一遍,結果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有外國身份,拿着外國護照。於是網民們就調笑這一部「建國大業」不但是中國大片,還是大量國際明星助陣的國際大片。

這麼多名氣響噹噹的大明星,都拿了外國護照,做了外國人,你說,這是一種什麼狀態的「人心」呢?明星如此,中國政府中的高官何嘗不是這樣?多少高官的家眷都是拿外國護照的「國際友人」,又是美國人、又是英國人,實在沒有本事的,起碼也拿個東加護照,做個東加王國公民。

這麼普遍的「中國人心」,說明了什麼問題呢?在中國本土受了幾十年「愛國教育」的人尚且有這樣一種人心,那麼憑什麼發一個「白皮書」、「正本清源」一下,就可以期望香港人心回歸?這個問題再問下去,就是:一個國家憑什麼可以叫國民歸心?

以中國目前的情況來看,國民歸心就像陳佐洱的用詞一樣: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那就不要只說香港人了。

 
發表留言

Posted by 於 2014/06/23 in 有關情理

 

標籤: ,

梁文道:恥 辱

2014年6月8日 蘋果日報

我只見過王丹一次,印象就和文字上看來的一樣,溫和而善良,所以我大概能夠理解他對柴玲的態度。當初大家傳聞柴玲貪生怕死,早早逃離廣場;王丹以親身經歷為證,憤怒地替她辯護。後來柴玲說自己原諒了殺人的軍隊,以及李鵬和鄧小平;王丹也只不過說她這番話「不能代表廣大的八九同學」而已。然後今年,柴玲寫了一封公開信給丁子霖女士,惹人非議;王丹則說他尊重柴玲的立場,「我想,她選擇公開信的方式,也是希望更多的人看到她的內心吧」。或許就因為王丹是個溫和善良的人,於是他願意以老朋友的角度去看待柴玲,用最大限度的同情和善意來理解她那些古怪而紊亂的言語,而不只是把她當成一個與己無關的公眾人物。對他而言,問題可能是當一個曾經與你共患難的故人,漸漸變得你不認識甚至不認同的時候,你該如何處理此中的矛盾,又該怎樣面對你倆的關係。這個問題,大概也是六四拋給我們每一個人的問題。我把六四看成一個是非分明的事情,同時我又驚訝地發現有那麼多認識的人竟然在這最基礎的是非判斷上頭和自己相差得那麼遠;我該怎麼辦?又能夠怎麼辦呢?

比這個問題還要根本的,是六四之後,每一個中國人如何去面對自己的問題。查建英在〈國家的敵人〉那篇著名的文章裏頭寫道:「在那個春天,《人民日報》記者們曾在長安街上舉起過一幅著名標語:『我們不想再撒謊!』那個時刻彌足珍貴,它表達了群體的勇氣。兩個月後,他們被迫再次撒謊。一位《人民日報》記者向我描述六四後的清查運動是如何進行的:每個部門都要開會,每個人都必須參加,每個工作人員都必須說明自己在整個事件中每天都在做什麼,然後對官方的結論表態。他回憶起十七年前那個場景:『每個人都照做了──沒有人敢說不。那種恥辱你能想像嗎?我們所有人馬上被徹底擊垮了。』」恥辱,這就是我的意思;六四之後,我們就生活在恥辱之中。你所反對的,不只沒有消散,反而大獲全勝,它強大到了一個你連躲都躲不掉的地步。它安排一切,塑造了你生活其中的現實,甚至成為你呼吸的空氣;而你卻不能說出你所知道的真相。

除了〈國家的敵人〉,查建英的《弄潮兒》還有一篇〈北大!北大!〉,裏頭說了陳丹青的故事:在北大一場關於京城的文化研討會裏,他談到六四那天一個逃命的男人,談到這名男子在當天黎明所聽見的北京的聲音,然後「會場死一般寂靜,講完後片刻,一切彷彿停止了呼吸。忽然間掌聲四起,經久不息。會議主辦者數度試圖說話,但聽眾們,主要是學生們以及為數不多的教員們,一直不停地鼓掌。」有意思的是後來一個雜誌編輯對這件事情的評論:「所以他做了他的秀,人們看了他的表演,笑一笑,然後就結束了。如此而已。」

「做秀」,或者更簡單的「裝」,每當見人用這樣的字眼去形容陳丹青,我都覺得十分突兀。因為陳丹青是我會非常驕傲地去告訴人家「他是我的好朋友」的那種人,因為他有罕見的真誠。但他們如此評價陳丹青,我又一點也不奇怪,他在太多公開場合說過這類真誠的實話(例如在文化部部長面前談論政府如何毀滅了文化),每一次都有人批評他「做秀」,彷彿只有行禮如儀地鼓掌欠身才算不「裝」。不要說他,即使膽怯如我,竟也曾因在校園演講談到了六四,就被人指責「做秀」。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陳丹青告訴查建英:「他們並不是不喜歡我說的話,我想他們是不喜歡他們自己,不喜歡使他們『不能』說出我所說的話的那個環境。」「其實我們都很可憐,大家都得吃這碗飯。」然而,一個人很難長期地不喜歡自己,二十五年並不算短。想要好好地活下去,安安穩穩地活下去,一個人必須學懂與自己「和解」。前幾年,戴晴倡議「和解」,呼籲政府與民間一起放下;是一時熱話。我一直關心的卻是,這麼多年過去了,大家都是怎樣與自己「和解」?很少人能夠一直忍受屈辱;與我們平常駡人駡得那麼容易的情況相反,很少人能夠真正明知故犯地「埋沒良心」;大部份人都會試圖調和自己的矛盾,一方面讓良知遷就現實,另一方面則換一種看待現實的方式,使矛盾縮窄,使良心妥當。經過一番內在的「和解」,屈辱就不存在了,做人也就有了一個新的立足點。在一群「和解」了的人面前,陳丹青自然要被看成是「裝」。

每個人都「和解」了,但每個人與自己「和解」的方式都不一樣。有些曾經站在廣場上的人,今天真的選擇相信自己當年是「被人誤導」。有些曾經在運動中慷慨激昂的人,今天發現慷慨激昂原來才是悲劇的原因。有些曾經誓言永不忘記的人,今天明白了歷史長河波伏不定,做人要懂得宏觀放下。有些曾經在聲明上頭聯署的人,今天瞭解到社會穩定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更多人曾經渴盼變革的速來,今天踏實地知曉了一切都得慢慢來的真理。

在這樣的一大群人看來,陳丹青那番話雖然贏得了學生掌聲,但究竟不過是年輕人初嚐禁果的快感,就和鬧劇演員當眾大談黃色笑話一樣,是廉價的逾越,廉價的表演。他們可能自忖,六四不是不能談,但「現實」遠比你們這群孩子所知的複雜,所以他們才不願意輕易開口。他們更可能會想,六四自有是非可言,只不過小不忍則亂大謀,比起你陳丹青的輕率,我們現在默默幹的才是腳踏實地的工夫。

對了,絕大部份學懂與恥辱「和解」的人其實都不會輕易否定六四,也不會認為屠殺是對的(即便他們之中有人又相信這是政府的無奈舉措)。只是比起公開悼念或者聲討,他們認為還有些更重要的事情得做,一些細水長流的工夫;還有些更要緊的東西必須顧慮,一些非常現實的情況。於是我們都學懂了接受恥辱。例如我,就在另一個場合裏頭遇過學生站起來問我關於六四的事情,一時全場譁然。我對他說,我怕你們學校會被追究,我怕這個論壇以後會辦不下去,我怕你會被人記住名字惹上麻煩。所以我建議活動之後再私下和他交流。意外就這麼過去了,邀我來的朋友們抹了一把冷汗,事後誇我應對得體,救了他們一把,的確這些朋友都是認真的學者,而且開明,不只教出一群好學生,還常常在最大限度內秉筆直言,議論國是,乃至於被人看作是「漢奸」自由派。但我自己明白,我已經羞辱了自己,整個晚上無法入睡。二十五年過去了,政府或許真如他們所說,「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同樣地,我們也把恥辱紋在了自己的身上。(二十五年之後的恥辱與和解二之一)

 
發表留言

Posted by 於 2014/06/08 in 有關情理

 

標籤: ,

姚崢嶸:不失敗,何來成功

2014年5月12日 蘋果日報

想用18分鐘,考驗自己的創意嗎?可試用20條意大利粉(當然是未煮過的)、一條繩和一些膠紙,建造支架,托起一塊棉花糖,托得越高越好。手提電話設計師Peter Skillman先後找過幾百人嘗試此挑戰,包括工程師、律師、MBA學生等。一如所料,工程師平均表現不俗,但還是不敵一個組別的參加者:幼稚園學生。

據Skillman解釋,小孩子贏大人的主要原因,是他們沒有花時間講理論、紙上談兵,一開始便落手嘗試,累積經驗,從錯誤中學習、改良。無人認識意大利粉作為建築材料的特性(連工程師在內),「齋講」的價值有限;不怕犯錯的實踐,才是最有效的學習方式,越早犯錯越有利。

失敗就是轉變契機

的確,我們都曾是小孩子,都曾興致勃勃地學習各種新技能──說話、認字、踏單車、游泳、玩球、玩樂器,無一不是經過漫長跌跌碰碰過程。失敗教人難受,本是驅使我們進步的本能,卻也造成我們怕失敗的心態。於是,人長大了,反而變得保守,非常害怕失敗。

我40歲人才為了陪女兒第一次溜冰,事前忐忑了幾天:人到中年,骨頭硬了,還耐跌嗎?其實說穿了,不是怕痛怕傷,而是怕出醜。考試失手、輸波、失戀、失業的滋味不好受,除了挫折本身難受,還有面子上不好過。

「The Upside of Down」講的是以正確態度對待失敗。作者以學術研究、商管個案以至個人經歷論證,無論是個人尋找事業目標和終身伴侶、政府的社會政策、公司研發新產品,都必須經歷試驗,有試驗就必然有失敗。有時,失敗正是逼我們轉變的契機。

不過,理性上明白這道理是一回事,感性上接受卻是另一回事。

上一代搵食艱難,小孩天生天養;到了這一代物質生活較寬裕,我們當起家長,花心力替孩子鋪排一切,說是盡力為他們作最好裝備,其實就是要幫他們避免失敗和挫折。為確保將來事業有成,要入名校;為入名校,先要入名小學幼稚院 Play Group,還要補習、學才藝,家長甚至身先士卒做孩子習作。「怪獸家長」不願承認的心底話是:狗瘦主人羞,孩子失敗等於父母失敗。

孩子若沒經歷挫折,缺乏打逆境波經驗,長大就會成功嗎?2012年,哈佛大學爆出125名學生集體考試作弊事件。該考試本是「外賣」(Take-home)兼「開卷」(Open-book)形式,但禁止考生討論,結果有大批考生被查出曾在網上「交流」。假如你以為作弊者會低頭認錯,未免太小覷這班天之驕子了。他們抱怨考試內容比往年的深,也質疑「討論」定義不應包括上網和電郵,有人投稿報刊控訴作弊在哈佛非常普遍、校方偏找他們「祭旗」,還有些威脅要向校方興訟。連基本的自省能力也欠缺,只懂推諉責任,入了名校又如何?

 
發表留言

Posted by 於 2014/05/12 in 有關情理

 

標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