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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Archives: 蔡子強

蔡子強: 的要一再把人逼上梁山?

2014年10月17日 明報

局勢的發展讓人憂慮。周一媒體報道,國務院副總理汪洋訪問俄羅斯時指出,西方支持香港反對派試圖在香港製造「顏色革命」,此舉讓人擔憂,這是中央為佔中運動公開定性。之後,親中喉舌亦大篇幅以「顏色革命」來攻擊運動,同時,《人民日報》海外版,更說清場行動呼之欲出,佔中運動面對清場的沉重壓力,這令人擔憂,這是為清場鳴鑼開道。

本來,在此一個星期之前,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董建華於10月5日晚發聲明勸退學生,聲明措辭溫和,更對學生的民主訴求態度正面,說:「佔領行動的學生和年輕朋友,你們對民主的訴求,我們都清楚聽到了。你們對理想的執著,我們是理解的。」董在聲明中以「我們」代替「我」,更讓人聯想到這是中央而非僅是董的個人表態,一時間,大家都以為可以暫時為運動舒一口氣。
中央對三子和學生區別對待?

但個多星期後,卻有這「顏色革命」之說,如果兩者並沒有相悖,這讓人揣測和憂慮,中央可能要對運動一分為二,區別對待,對學生懷柔,從輕發落,但對佔中三子等,則追究到底,施以重手,甚至以較嚴重的罪名來作起訴。畢竟,如果以同樣重手段來對待莘莘學子,不利爭取民心,所以要重施「團結一大片,打擊一小片」的慣技。
我毋須對讀者隱瞞,陳健民是我多年來很要好的朋友,而戴耀廷則是我在大學學生會年代便早已認識的朋友,至於朱耀明牧師則是我合作多年、十分尊重、宅心仁厚的一位長者,我對他們都有親身的認識,對他們的人格向來尊重。

今天,你說三子包藏禍心,搞的是「顏色革命」,搞的是顛覆和篡奪政權、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我實在無法不為他們感到憤憤不平。大家似乎忘了,他們是如何走上今天這條抗爭道路。

同一班人,為何會由主張溝通而變成佔中?

大家似乎忘記了,4年之前,他們與很多溫和派,是如何主張與中央進行一條溝通和對話路線,在政改問題上有商有量,陳健民甚至親身走入中聯辦,與有關官員握手和談判,惹來激進民主派和網民的千夫所指,以及各種惡毒的謾罵。結果,他們還是頂住了壓力,玉成了2010年的政改方案,為民主派與中央達成難得的共識和協議。今天把他們罵個狗血淋頭的親中喉舌,似乎忘記了當日曾經是如何肯定他們。

只可惜,在接下來幾年,中央之前所作的承諾並沒有兌現(例如與民主派就普選和政改建立恆常的溝通機制),甚至對當年達成協議的盟友,作出各種背信棄義,或親自出手或假手他人的狙擊,才讓陳健民等對中央心灰意冷。

佔中是被中央的強硬路線所逼出來的

結果,溫和的一套不能奏效,才迫使他們嘗試抗爭的一套,從主張溝通和對話,變成了籌備佔中。所以,他們絕對不是一群一直躲在暗角、伺機而動的顛覆、陰謀和革命分子,反而是被中央一條強硬路線逼上梁山的好漢。他們如何走上佔中之路,心路歷程如何,那都是公開的,大家不難翻查得到。

我相信整個過程中,三子沒有私心,更沒有政治上的野心,有的,只是對民主和普選30年來鍥而不捨的追求。
中央或許怨恨佔中三子,但卻有沒有想過,三子是如何被中央自己的強硬路線,「for us or against us」,非友即敵的二元思維,以及消滅中間溫和派的做法,而逼上梁山?

學生退三步,政府卻連一步也沒退

如今,佔領運動開始至今已經近3個星期,進入了膠着狀態,留守人數亦日漸萎縮,同一時間,社會上不滿佔領運動影響民生和生計的聲音日增,街頭衝突日增,佔領運動愈來愈艱難。今天,很多人都呼籲三子和雙學(學聯及學民思潮)要撤,好讓參與者可以重新整裝,再度上路。
正如上星期我在本欄所指出,學生領袖差不多又暗示又明示,說若然要他們說服廣場和街道上的同學和群眾退場,政府也必須有一些相應的善意和讓步,否則的話,他們根本難以說服同學和群眾。畢竟良性互動,不能只靠單方面,政府亦要相應釋出善意。

但一個星期以來,學聯退了又退,最先是開放通道給政府總部人員返工;後來,由要求公民提名,變了承認不能一步登天,只要求政府向中央提交一個補充報告;到近日,再應承政府若然重新開放公民廣場,可以重開金鐘道,但政府卻一直「闊佬懶理」,寸步不讓,甚至連與學聯對話最後也取消了。

周二,學聯秘書長周永康被人要求退一步,結束佔領運動時,不無委屈的說,他們已經退了三步,但政府卻連一步也不曾退過。

屈辱,只能帶來更大的仇恨

正如陳惜姿所說:「到底他們想解決問題嗎?抑或只想把民怨轉嫁到學生身上?」我相信,有識之士是看到的。
權在你手,當然政府可以繼續寸步不讓,把學生逼入死角,把他們逼上梁山,但政府和中央都要知道,你們若然真的只求一個「尾彩」的話,將會以喪失整整一代人作為代價。

屈辱,只能帶來更大的仇恨,唯有給對手尊重,才能打開和解之門。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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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10/17 in 有關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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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子強:對北京能作的最後忠告

2014年10月3日 明報

八九:一念之差,九零:一念之仁

近日,很多人都拿今次由學生罷課和「佔領中環」所引發這場「遍地開花」的「全民佔領運動」,與中國大陸的八九民運比較,但我更希望當權者,能夠比較八九與九零兩次同在神州大地所發生的學運,從中汲取教訓。

◆八九,學生佔據的是北京天安門廣場,而九零,學生佔據的是台北中正紀念堂廣場,也就是著名的野百合學運;

◆更重要的是,八九,當權者一念之差,鎮壓了學運,造成一道重大的民族傷口,25年後的今天,仍然未能癒合;相反,九零,卻因為當權者一念之仁,與學生良性互動,學生最終撤離廣場,台灣進行民主化改革,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圍堵而非疏導民意洪水最終導致決堤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今次群眾如此大規模自發上街,除了是公民意識的覺醒之外,也是過去幾年來,梁振英政府做了太多錯事,市民忍了又忍,結果「谷谷埋埋」,最後來一次大爆發。

過去10年,我寫了一次又一次,說古代鯀以「圍堵法」治水,相反,其兒子禹卻以「疏導法」治水,結果前者失敗,後者卻成功。其實,民意也何嘗不是如此,只可「疏導」,不可「圍堵」,否則民意總有決堤、崩圍的一天,到時便一發不可收拾。

試看梁振英政府,僭建、官員利益衝突等醜聞且不說,我們且看看他是如何把民意如洪水般愈蓄愈高,導致如今天般江河決堤。

就拿今次「佔領運動」的起點,學生重奪公民廣場一役為例,試問,如果政府當日不是在全無預告,更在無商無量的情况下,便鬼鬼祟祟突然宣布關閉公民廣場,這個由反國教科運動開始奠定的群眾社運聖地,那麼還會有如今學生要求奪回廣場的一幕嗎﹖不錯,短期來說,當時廣場是被政府奪走了,但長期來說,民憤卻被蓄積起來,最終山洪暴發。

再舉一例,周日就是因為政府封鎖了金鐘海富中心通往政府總部的天橋,企圖阻止群眾到該處聲援,以孤立佔中三子及學生,結果,源源不絕趕來的人群,在被警察堵塞苦無出路後,只得湧往干諾道中,成了第一道衝出馬路的缺口,最後如洪水的群眾淹沒了馬路,演變成「佔領金鐘」這一幕。

至於,周日黃昏,警方向和平聚集、手無寸鐵的群眾發射催淚彈,如何進一步激發民憤,讓一些原本仍抱觀望態度的人,亦憤而上街,這幾天媒體已報道了很多,在此不贅。

梁振英總以為「輕舟已過萬重山」

梁振英政府就是如此,一直一廂情願地以為,一件又一件,都只屬小事,只要讓輿論吵吵鬧鬧一會,自然慢慢平息,公民廣場如此,拒絕港視發牌如此,僭建和官員利益衝突醜聞也一樣如此,以為只要拖至明天便「輕舟已過萬重山」,大家能奈他一個如何?反正群眾和輿論總是善忘的。結果,原來人民並沒有忘記,只不過是一件累積一件,最後新仇舊恨,一次過來個大爆發。

過去,很多香港人對董建華是「不喜歡」,對曾蔭權是則「藐視」和「不屑」,但今天,對梁振英則是「痛恨」得「咬牙切齒」。只要你到過「佔領」的現場,就完全可以領會到。

事實上,如果大家翻查歷史,不難發現,港人對中國大陸的強烈反彈情緒,是始於2012年初,那正是梁振英與唐英年的選戰進入高峰,中央尤其是中聯辦出重手硬挺梁的時候,到了梁上台兩年多,因為種種倒行逆施的做法,更令這種撕裂愈來愈嚴重。

讓梁振英下台以解開死結

所以,解鈴還須繫鈴人,要解開民情的死結,要求梁振英下台,是一個十分合理的要求,否則的話,傷口實在無法癒合。

尤其是,今次「佔領運動」的一大特點,就是上街佔領馬路的群眾,大多屬自發性質,他們都不受「佔中三子」、學聯、學民思潮的指揮。像周一凌晨,筆者在金鐘現場,當時謠言滿天飛,有說午夜後警方將會發射橡膠子彈,有說梁振英會宣布宵禁,因此學聯及佔中三子都公開呼籲群眾撤離,但群眾都沒有理會。因此,除非政府作出一個很大的讓步,否則根本難以打動街上的群眾,就算你說服得了「佔中三子」都沒有用。所以要梁振英下台,實在是一個十分合理的解套方案,小修小補如「把第二階段政改諮詢延期」,根本無濟於事。

不要造成一道永遠的傷口

不錯,中央若要一心「企硬」,甚至來個「硬碰硬」,它手上籌碼和手段實在多的是,但他們動念之前,請記起前述「堵塞」和「疏導」洪水的故事,更要從台灣當年的「二二八」事件中汲取教訓,一旦釀成流血鎮壓,那是一代人、半個世紀,也無法讓事件丟淡的,只會造成一道永遠的傷口。我也相信,鄧小平對當年的六四事件,事後亦不無悔意。

過去兩年,我目睹過原本的溫和民主派,如何一個又一個走了過去,成了北京的對立面,例如由支持溝通和對話,變成支持「佔中」和「罷課」。今天香港弄到如斯田地,不單是梁振英,北京的強硬路線實在要負上很大責任。但事已至此,我只能借自己在《明報》這個小小的專欄,向北京道出如今我能作出的最後忠告。

我希望,北京今次也能夠像九零年海峽彼岸一樣,一念之仁。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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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10/03 in 有關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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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子強:多一點寬容,少一點理直氣壯

2014年4月24日 明報

老實說,從小到大,自己都算不上是一個好好先生,脾氣頗為火爆,自恃口齒伶俐,嘴上不饒人,到了40歲以後才開始懂得收斂,當然,這要歸功於歲月的沉澱,遇過足夠多的人,碰過足夠多的事,讀過足夠多的書,這都會讓個人的修養有所變化。

一位台灣五星級飯店領班的自白

例如,我便曾經讀過以下一篇文章,題為〈鐵血消費者——少一點理直氣壯〉。這是由台灣一位五星級飯店領班徐正雄先生所寫的,或許旁人眼中他天生注定是「吃這行飯」的,但文中他卻說,他差一點與這個行業擦肩而過。

他說永遠忘不了10多年前,初出茅廬時,在一家五星級飯店工作的一件往事。那是他第一次打翻東西,把托盤上的一杯冰凍啤酒倒在客人身上。經理立即趕過來向客人道歉,拿來乾布讓客人抹身,還差他到吧台拿來一杯鮮橙汁給客人下火,當他誠惶誠恐的把橙汁放下,並猛賠不是時,客人卻笑了,旁邊的客人也為他「解圍」,開玩笑說要他把啤酒倒在他們身上,因為他們其實也想喝鮮橙汁。

結尾他寫道:「事後我常常想起這個客人,如果當時他要我賠償,我想,後來的我,絕不會充滿熱情的繼續從事餐飲業,原來他是我的貴人,因為他寬容我,給我機會。我想我們在很多地方都會碰上這種事,當別人犯錯時,不知道你是否願意給他一次機會﹖」

你的寬容也許可以改變犯錯者的一生

最後,他更寫了一句發人深省的說話:「也許,你的寬容可以改變犯錯者的一生。」

我慶幸自己讀過這篇文章,這是我人生因緣的一部分,讓我提醒自己要謙卑,要包容,提醒自己,要善待服務業裏的基層員工,我的一個自以為理直氣壯的投訴,隨時會為別人帶來連串的效果。

或許,商台真的是失去了王牌節目《風波裡的茶杯》太久,太過緬懷這個黃金時代,於是該台的節目主持,最近也搞出了一幕「茶包裡的風波」。

「茶包裡的風波」

該節目主持大有名氣,在不同的媒體都曾經有過「地盤」,事緣她與親友在酒店餐廳叫了3杯「English Tea」,並要求每杯加多一個茶包,侍應詢問經理後回覆,若然要兩個茶包便要給兩杯錢,主持便發晦氣說:「你敢收就得吚﹗」結果酒店真的收了,她便勃然大怒,先在自己電台節目,後再在自己facebook,公開點名投訴以至唱衰該酒店,並呼籲「請廣傳」,而更惹人爭議的,是她更開名指斥那位侍應,並恥笑他為「蠢侍應」。

究竟事件中孰是孰非,最近兩個星期大家已經討論了很多,是非對錯似乎已經頗為清楚,我相信自己也不再需要加把嘴,反而這件事讓我想起前述那篇文章,於是拿出來與大家分享,但願那位侍應,不會從此對餐飲業失卻熱情。

比起升斗市民,我們這類所謂「意見領袖」,在媒體上擁有很大的發言權和影響力,老套的套用《蜘蛛俠》電影中的一句:「力量愈大,責任愈大」,因此更應懂得克制。正如曾志豪那篇文章〈(請廣傳)蠢侍應心聲〉,篇末最後那幾句:其實用那麼珍貴的大氣電波來投訴「茶包裡的風波」,又會否太過浪費呢﹖為何不用來監察社會其他不公義的事呢?

我們當然可以批評和投訴大機構,如果批評是合理的話,這可幫助它們做得更好。但當牽涉小員工時,卻請務必三思,想想是否可以門前留一線,畢竟他們不像我們,在媒體上不一定有發聲、為自己辯護的機會。點名指斥,甚至以自己的名氣,呼籲「請廣傳」,策動輿論公審一個小員工,我相信實無必要。小員工牽涉的又不是什麼彌天大罪,生活已經十分艱難,這樣若然打爛別人的飯碗,試問又於心何忍呢﹖

把脾氣留給權貴和社會不公

今天,我會盡量提醒自己少發脾氣,但若然真的要發脾氣,也把脾氣留給那些有權有勢的人,例如特首梁振英、政府高官、大機構如TVB,以及其他壟斷資本等,因為,權力的天秤已經嚴重向他們傾斜,自己實在毋須太過謙恭,免得助長了他們的氣焰。相反,對於無權無勢者,則要反其道而行,免得一個不小心傷害了別人的自尊。

特首請吃飯可以不去,被邀出席一些「畀面派對」我也可免則免,但清潔阿姐、學生送來的糕點,無論喜歡不喜歡,都要欣然吃下;碰上特首和高官,不用那麼熱情,更不用笑臉迎人,打恭作揖,最多點一點頭,但碰上清潔阿姐、校巴司機、屋遡小巴司機、屋遡看更和管理員,就要盡量打招呼、講早晨、講唔該;對位高權重者,要不亢不卑,但對服務我們的工友,則要彬彬有禮。

這就是我的做人原則。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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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04/24 in 有關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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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子強: 沉默的罪疚

2014年3月20日 明報

「歷史將會記下,在社會轉型期,最大的悲劇不是壞人的刺耳叫囂,而是好人的過分沉默。」

(History will have to record that the greatest tragedy of this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was not the strident clamor of the bad people, but the appalling silence of the good people.)馬丁路德金

奧斯卡最佳電影《被奪走的12年》

近日,走了去看贏得奧斯卡最佳電影的《被奪走的12年》一片,那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而成的一套電影。

故事背景是19世紀初的美國,當時南方各州實行奴隸制度,而男主角雖然是個黑人,卻較為幸運,住在北方的紐約,是一個自由人,受過良好教育,且拉得一手好的小提琴,還有一個美滿的家庭,可謂生活無憂,過眦一個中產階級優哉游哉、與世無爭的生活。

但世事無常,一天卻飛來橫禍,被人口販子綁架到了南方,抹煞掉他自由人的身分,當他是奴隸般販賣。在奴隸主的莊園裏,他與其他黑奴,一起過眦悲慘的非人生活,男的做牛做馬,女的卻更糟,在勞動之餘,還會充當奴隸主的泄慾工具。更甚的是,他們被視作奴隸主的私人財產,奴隸主稍不如意,便把他們肆意鞭打和虐待,毫不憐惜,絲毫不把他們當作是人。

當面對不公時袖手旁觀

但《被奪走的12年》這齣電影,並不止於停留在批判奴隸制度這個層次,否則的話,我想它不一定可以拿到奧斯卡最佳電影,本片嘗試探討一個更深刻的主題,那就是:當面對身邊種種的不公義時,我們應否保持沉默,明哲保身,袖手旁觀呢?

當男主角失卻自由後,旁邊的黑人對他的第一個忠告,就是要保持低調和沉默,並說這才是生存之道,否則的話,便會惹禍上身。

片中有一幕讓人印象特別深刻的,就是男主角開罪了一名監工,被後者用繩圈眦頸,吊在樹上,只能靠腳尖僅僅踮在泥濘上支撐。監工後來離開現場,這時四周有其他黑人出出入入,甚至有逗眦小孩玩耍的,但卻偏偏都對男主角的困境和掙扎視若無睹,更遑論有人施以援手。最後,只有一個女人,偷偷走上前給他喝上幾口水,但又急急離開,生怕被人怪罪。

其實男主角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他的第二名主人脾氣火爆,動不動便鞭打黑奴發泄,而他只是在旁默不作聲。他知道這名主人色迷心竅,看中其中一名女黑奴,甚至半夜潛入黑奴宿處,把她帶出去外面泄慾,但男主角卻選擇裝睡,裝作什麼都不知道。

「Its my duty」

其實男主角本來是一個自由人,只是被人口販子綁架,所以如果有人能夠通知他老家的親人和朋友其下落,他們便能拿來證明文件把他營救。於是他試過幾次冒險開口,請別人施以援手,託人幫他送信,第一次是他的第一名主人,這名主人是一個虔誠的教徒,一直善待男主角,第二次則是另一名滿口懺悔的管工,但最後他們都選擇的,不是袖手旁觀,便是索性出賣了他。

到最後,男主角又再次向人開口,那人想了一會,說其實他也很害怕,正當觀眾以為他也會選擇袖手旁觀時,不料那人接眦說,但他還是會選擇幫忙,因為:「Its my duty」(這是我的責任)。

那只不過是一個毫不相干的普通人,他之所以幫男主角,沒有大道理,只是平靜的一句:「Its my duty」,只因他認為,路見不平,拒絕沉默,這是每個人作為人理所當然的責任。

12年後,終於獲救返家,這位原本可以從此過回中產階級舒適生活的男主角,卻毅然踏上另一條路,他不單風塵僕僕,到各地演講,以自身經歷來揭示奴隸制度的邪惡,更身體力行,設立了「地下通道」,營救南方的黑奴。為何他要「懓苦來辛」呢?

我想,他那12年血淚斑斑的經歷,讓他學會設身處地的去想,讓他明白到沉默和袖手旁觀的罪疚。如果他返家後,便對南方的一切視若無睹,那麼他又跟當年那些他曾怨恨,不管他死活只是袖手旁觀的人,又有何分別呢?

選擇沉默讓你成了幫兇

美國已故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便曾經多番提醒大家,面對不公時保持沉默的罪疚。他說:

「當一個人接受罪惡,縱然是被動,但他的責任,跟那些主動參與其中的人,其實沒有兩樣。當一個人啞忍罪惡而沒有伸張正義,他就成了幫兇。」

(He who passively accepts evil is as much involved in it as he who helps to perpetrate it. He who accepts evil without protesting against it is really cooperating with it.)

這段說話,不是為片中黑人的遭遇和命運,下了一個最佳的註腳嗎?

馬丁路德金是史上其中一位討論沉默(silence)最多、最透徹的人權民運領袖,除了在黑人民權問題外,他在越戰這個議題上,也一樣討論到沉默的禍害。他說本來當國家開戰時,批評戰爭的禍害會被人認為是十分的不智,在拖國家後腿,甚至會反過來影響民權運動,但他卻認為保持沉默是一種背叛(silence is betrayal),堅持要打破沉默。

馬丁路德金論沉默

不錯,挺身而出,是有一定的代價,甚至有一定的風險,但馬丁路德金說:

「當有一天我們對重大事情沉默不語,這便是我們生命枯萎的開始。」

(Our lives begin to end the day we become silent about things that matter.)

當大家面對不公義時過分沉默,只會讓自己的靈魂和道德內涵被掏空,讓自己變成一具行屍走肉而已。

今天我們還能選擇沉默嗎?

今天,香港不公義的事差不多每天接踵發生,港視的牌照風波、新聞業持續受壓、在普選特首問題上中央「大石壓死蟹」……大家的無力感愈來愈重。

社會同時興起一種論調:「政治咁複雜,唔係我們這些普通人掂的﹗」、「我只不過係『女人仔』而已,不要同我講有關政治的問題﹗」、「我討厭政治﹗」…… 於是大家用諸如此類的理由,來為自己眼見不公義時選擇沉默和袖手旁觀,提供了藉口。

今天香港也是處於一個社會轉型的大時代,我們這一輩成長時曾經堅信不疑的核心價值,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和挑戰。

如果19世紀初的美國南方,那不容你輕易逞強的話,那麼在今天法制尚未完全崩壞的香港,大家又可以選擇沉默和袖手旁觀,拒絕聆聽自己的良知,迴避自己應有的立場嗎?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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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03/20 in 有關電影, 有關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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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子強:擇善而固執

2014年1月23日 明報

1971年,麥理浩來港擔任港督,他是香港殖民史上最「大而有為」的一位總督,任內大刀闊斧推行改革,為港人提供9年免費教育、社會保障援助網(即今天的綜援)、十年建屋計劃等等,更大興土木,開發沙田、荃灣、屯門等新市鎮,興建地下鐵路。相信對於這些,大家都不會感到陌生。

麥理浩和夏鼎基的「凹凸配」

但大家或許會忽略的是,麥理浩10年任內,財政司這位副手始終是一位與他思想上南轅北轍的人,那就是夏鼎基——香港「積極不干預主義」之父。

麥理浩相信「大而有為」,但夏鼎基卻相信「量入為出」;麥理浩「大花筒」,但夏鼎基卻「勒緊荷包」。麥理浩的十年建屋計劃這個雄圖大計,甚至因夏鼎基藉1973年全球石油危機而「收細水喉」,致使建屋量最終無法達標。

但卻正正因為有夏鼎基這位精打細算的掌櫃在旁,讓麥理浩這位大而有為的當家,始終有所節制,沒有因其大量新政和建設,而為香港留下一個財政爛攤子,讓後人嘗到苦果。

梁振英的「『若然』經濟高速增長」

上周三梁振英宣讀了其第二份施政報告,當中的低收入補貼和其他扶貧措施,被批評為向低下層大灑金錢來買支持,卻漠視中產,甚至因為福利開支大增,最終要以加稅來「填氹」,要中產為此付鈔。當財爺曾俊華被問及有關措施的具體財政承擔時,透露來年政府的恆常開支,會較今年增加200億元。

梁振英在發表施政報告之後,在記者會等多個場合被追問到,政府的財政能否支撐得到時,他都只說,對本港經濟有信心,若經濟以較高速度增長,政府即可有財政能力應付新增開支。但當被追問經濟增長來源,他僅表示,「要用好國家機遇和優惠」。

這樣籠統的說法,試問怎能讓人信服?人們不禁會問,若然經濟未能高速增長,那又怎算?

曾俊華再三大潑冷水

同一時間,財爺曾俊華卻大唱反調。

先是去年12月29日,他在網誌中指出,即將閱讀「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研究報告,相信報告會提及財政儲備總有用完的一日,屆時可能需要加稅或發債。他指出:「第一,社會的經濟動力會逐步放緩,本地生產總值(GDP)未來很難維持過去10年平均的4.5%增長;第二,經濟放緩加上勞動人口比例下降,政府的收入將會逐步減少;第三,老年人口增加,政府在醫療、安老、社會福利等方面的開支會持續上升,而這些開支都是經常開支,不少屬基本福利,要控制或設限並不容易;第四,終有一天,我們需要動用財政儲備去支持公共開支,而儲備亦總有用完的一天,政府到時必須增加收入,例如增加稅收或發債。上述這些情况,我相信應該不會在短時間內出現,但總有一天會來臨,要防患未然,就必須要早作部署,其中重要一步,是讓公眾都能夠理解問題的嚴重性。」

到了施政報告發表後,坊間就梁振英與曾俊華在公共理財理念上的分歧,正議論紛紛,以及梁再三說政府負擔得起時,不料,曾俊華仍然「企得很硬」,周日,他不惜再次大潑冷水,在其網誌中指出,雖然在可見將來仍有能力承擔有關開支,但他擔心若財政盈餘每年遞減,耗盡儲備非遙不可及,最終須加稅或靠借貸度日。在餘下任期內,會盡力維持「年年有餘」,以累積更多儲備,爭取時間處理結構性問題。

「杞人憂天」還是「擇善而固執」?

那麼,究竟曾俊華是「杞人憂天」,還是「擇善而固執」呢﹖

根據上周五《明報》社論引述的一項非正式統計:「關於福利開支,董建華8年任內增加了62%,佔政府經常開支13.5%,曾蔭權7 年任內增加了28%,佔經常開支17.3%;梁振英就任未滿兩年,福利開支已經增加了36%,佔經常開支19.1%。」而梁振英在任不到兩年,政府經常開支就增加了接近500 億元(去年接近300 億元)」,而政府經常開支只是約2600 億元。

昨天《蘋果日報》的政情專欄亦提醒大家,今天大家只着眼香港有7000億儲備,以為好多,卻忘記2003年前後那段危機日子。當時儲備約是4300億,面對經濟衰退及SARS,2001至2002年財赤為650億;2002至2003年財赤為700億;2003至2004年財赤為770億,要到2004至2005年方轉虧為盈,錄得110多億盈餘,財政儲備亦跌至2200億,短短3個財政年度就用了一半財政儲備,若非前財爺梁錦松「一刀切」減赤及公務員減薪措施有效,隨時3年也不能「止血」。

從中可見,曾俊華的擔憂不是無的放矢的。

但曾俊華這樣冒天下之大不韙,卻成了一些「梁粉」的眼中釘。

曾批評曾俊華未能做到「應使則使」,說歷史會證明他是「大罪人」的恒隆主席陳啟宗,周二再批評他「該使的不使,不應使的就使」,施政報告只多花100 億元,曾俊華便「牙痛咁聲」,「拖累大家,拖累香港人」。

所以,今天在這裏特別提起麥理浩和夏鼎基的故事,讓大家重溫在一位大而有為的當家之旁,一位精打細算的掌櫃之重要,以及財政司長緊守崗位,擇善而固執的重要。

一個班子之內,是要有人懂得叫大家「停一停,想一想」,而非所有人都一起吶喊助威,讓司機只懂踩行油去馬,否則的話,車毁人亡的風險亦大增。

曾俊華是一個稱職的財金技術官員

順帶一提,提起財爺,最深入民心的幾幕,除了每人派6000元之外,便是在政改「起錨」行動中,被街上市民質疑時,陷入dead air,最後只曉得多謝對方大聲;又或者被電台節目主持人考起,答不出一碟粟米斑塊飯要幾多錢,再次陷入dead air,最後才說最近自己無食過。不錯,曾俊華並不是一個應對如流、滿口金句、反應敏捷的政治明星,這也是他不受本地記者,以至民眾歡迎的原因,但他卻是一位稱職的財金技術官員。

在諸如2008年金融海嘯的危機中,在他領導下,香港的貨幣和銀行系統始終保持穩健,沒有出過大問題,並不如歐美般瀕臨「爆煲」,最後醫番好都元氣大傷。况且,在迷債事件中,大部分事主都獲賠償回八九成,當然有些事主仍會不滿,但你不得不承認,這比起歐美國家,都要高很多,幸福並不是必然的。曾俊華在領導香港財金系統這方面的能力,應該得到肯定。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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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01/23 in 有關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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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子強:精神勝利法

2013年12月19日 明報

30年前念中學時,讀過魯迅的《阿Q正傳》。對於這部小說,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莫如主角阿Q的秘密武器——「精神勝利法」。

什麼叫「精神勝利法」﹖且看以下書中的例子。

有一回,阿Q被打敗了,甚至被人揪住辮子,往壁上碰了四五個響頭。被人打當然很不爽,但待對方走了後,阿Q卻安慰自己,把對方當作是自己的兒子,心裏想:「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的世界真不像樣……」只要想到這裏,他便心滿意足,自我感覺良好的走了。

又有一回,阿Q在賭攤贏了錢,卻突然起了一陣混亂,賭攤散了不知所終,贏回來的錢也不見了,阿Q心裏當然憤憤不平,但旋即他又轉敗為勝,他揮起手,用力的在自己臉上連打了兩個嘴巴,打完之後,便心平氣和起來,因為他幻想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偷走他錢的那一個人,於是他又再一次得勝,心滿意足的躺下睡着了。

從中可見,精神勝利法,就是自欺欺人、自我催眠、讓自己感覺良好、以挽回自尊的一種手法,也有人把它稱之為「阿Q精神」。

周融「幫港」初聞勝訊?

上周四,「幫港出聲」發起人之一的周融,在《明報》觀點版撰文,題為〈「佔中」首次退縮 「幫港」初聞勝訊〉。

看了這個標題後,筆者心裏一惑,究竟「佔中」如何退縮﹖「幫港」又如何「初聞勝訊」呢﹖於是便看看內文,原來周融的論據是:「戴耀廷已低調地放棄了明年七一進行佔中行動!」又說:「這也是『佔中』過去一年強橫攻勢下的第一個退縮,靜悄悄的後退不能遮掩他們的初敗!」周融更歸結到這是「幫港」的一次階段性勝利。

這樣的論據,實在讓人看了後哭笑不得。

實情是,「佔中」的發起人根本從來沒有說過,「佔中」的日子是定在明年7月1日。相反,他們三番四次的強調,「佔中」是最後一步,之前先要經歷和走過幾個階段,首先是「商討日」,接着是民間全民投票得出民間的普選特首方案,之後是由政黨與特區及中央政府進行談判,到政府出了官方的普選特首方案之後,再拿去進行另一次的民間全民投票,如果遭民間否決的話,最後才以「佔中」來爭取普選和民主。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若然重視民主的「due process」(正當程序),而非兩三個人心血來潮之決定的話,這是不能因陋就簡的。

如今政府的政改諮詢千呼萬喚始姍姍來遲,官方的普選特首方案則仍然「十畫都未有一撇」,所以「佔中」也不可能突然走完以上幾個程序,趕在明年7月1日「佔中」,除非是出現了一些突發事故,例如中央就普選特首方案突然「落閘」,設下不可接受的框框,觸發佔中突然爆發。

其實連周融自己在文中也承認,他和戴耀廷及陳健民不下十數次同場辯論,兩人並沒有指明一定會在七一佔中。那麼究竟周融的邏輯又是如何推出「佔中」「放棄」、「退縮」等等?這與較早之前,周融搞錯了一些基本史實,說馬丁路德金沒有搞過「佔領」,之後又狡辯(見筆者在8月30本欄的分析),一樣的讓人覺得「賴皮」。

周融的聲稱「初聞勝訊」,實在讓人想起前述阿Q的「精神勝利法」,或許,這樣會讓他及其戰友自我感覺良好一些,睡覺也都睡得香甜一些,就如阿Q一樣。

當然懂得精神勝利法的又豈止周融一人,還有貴為特首的梁振英。

自由黨20周年黨慶 梁班子集體no show

周一晚,自由黨20周年黨慶。這樣一個隆重場合,原本應該是冠蓋雲集,但最後,特區政府偏偏一改主要官員到場祝賀的傳統,除了特首梁振英自己要上京述職,個別官員如林鄭月娥休假之外,3司12局長竟然全體缺席酒會,情况極之罕見。據了解,這是因為在一個政府早禱會上,梁振英說自己不會出席,也特地叫大家不要出席。

相反,到了周二晚,輪到自由黨的競爭對手經民聯周年晚宴,卻完全是另一回事,除了梁振英、林鄭月娥,以及身處印尼訪問的教育局長吳克儉,在港的司局長全部出席。

自由黨黨魁田北俊透露,幾位原本應承自由黨說會出席酒會的局長,在酒會前幾天,臨時通知該黨要「甩底」,似有難言之隱。但田卻豪氣的說:「若話玩嘢,(看看)邊個着數﹖」

田的言下之意十分清楚,若然玩杯葛,玩決裂,看看是梁班子的損失大還是自由黨的損失大﹖畢竟自由黨如今在立法會有5票,是關鍵少數,在很多投票的關鍵場合,沒有這5票,政府隨時陰溝裏翻船。

被問及是哪一件事成了梁振英不滿自由黨的導火線,田說很難講得清楚,自由黨支持以特權法調查免費電視發牌、在特首選舉中自由黨投白票沒有支持梁振英、再到提出要調查張震遠商交所事件,都可能有關。

有評論形容這次no show是「小學雞式復仇行為」,但我卻會想起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或許梁振英此刻心情舒暢,認為出了口氣,報了一箭之仇,開心到連見完張德江之後在人民大會堂門口下樓梯時也「差錯腳」險些仆倒;又或許,梁此刻心裏正正暗暗自喜:「今次自由黨仲唔死﹗」「仲唔知道我的秘密武器『攞你命3000』的厲害﹗」但平心而論,梁班子集體no show,對自由黨實在沒有多大影響,酒會不會因此無錢「埋唔到單」,下次選舉也一如之前兩屆一樣不能心存僥倖,要「疊埋心水」靠自己。

反之,正如前述,沒有了自由黨這5票,梁班子隨時在立法會內陰溝裏翻船。梁先生,從政不是為求心情舒暢,自我感覺良好,正如英國前首相Henry J.T. Palmerston所言,政治上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這樣已成老生常談的道理,梁振英卻要哪時才會明白呢?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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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3/12/19 in 有關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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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子強: 曼德拉-以愛和寬容來化解仇恨

2013年12月12日 明報

星期二,為了紀念剛辭世的曼德拉,寫了〈曼德拉的遺產〉之上篇,談到他如何以牢獄來鑄煉心志,今天再寫下篇,談談他如何以愛和包容來化解仇恨。
「把悲傷與怨恨留在身後」

曼德拉在獄中莊敬自強,固然難能可貴,但更讓人肅然起敬的,是他經過27年監禁和屈辱之後,仍然能夠把仇恨放下。

曼德拉曾經感悟至深的說:

「當我走出囚室,經過通往自由的監獄大門時,我知道自己若不能把悲傷與怨恨留在身後,那麼我其實仍在獄中。」

(As I walked out the door toward the gate that would lead to my freedom, I knew if I didn’t leave my bitterness and hatred behind, I’d still be in prison.)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有一次邀請曼德拉到白宮作客,他說自己有幸見到這位曾經被關在牢獄之中27年的南非民權領袖,很想請教對方究竟是如何放下仇恨的﹖你估曼德拉如何答﹖

不能把「心」、「靈」也丟失掉

他說,這27年的牢獄生涯,摧了他的婚姻,也讓自己看不到子女的成長,所以確是讓他充滿仇恨。但有一天他在獄中幹碎石的粗活時,忽然省悟到,牢獄生涯已經讓他失去了一切,僅剩下一樣東西,於是,他從此立誓,不能讓這唯一自己剩下來的東西,也都丟失掉。那是什麼?那就是——他的「心」、「靈」(mind and heart)。

《基杜山恩仇記》的男主角,在逃出黑獄之後,只想對仇家一一大報復,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但曼德拉經過27年監禁,在1990年獲得釋放後,他卻原諒了那個原本迫害他的政權。

「把敵人變成你的戰友」

出獄時他已經71歲高齡,但他並沒有走去享清福,反而旋即為一人一票的普選和民主政制而努力。他冒極大的壓力,與昔日的敵人談判。他說:

「假如你想和你的敵人構建和平,那你必須和你的敵人一起努力。那樣他就變成了你的戰友。」

(If you want to make peace with your enemy, you have to work with your enemy. Then he becomes your partner.)

但處境確是十分艱難,這畢竟是當日仇深似海的敵人,稍一差池,他便會被視為叛徒,萬劫不復。他如此形容自己與白人國大黨領袖德克勒克(de Klerk)的關係:

「我們同坐一條船……假如我們翻船,左邊和右邊的鯊魚將不分你我張口而噬。 」

結果談判奇蹟般成功,雙方在1992年達成政改協議。1993年,曼德拉和德克勒克更雙雙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不是把過去顛倒了的,今天再顛倒過來

到了政權變天之後,他又頂住很多戰友的反對,讓很多原政權的成員保住公職,留在原有崗位,繼續服務國家,甚至讓德克勒克這位南非最後一任白人總統留下,當他的副總統。他明白到自己的使命,不是把過去顛倒了的,今天再顛倒過來,而是推動國家向前。

他明白到雖然南非剛實現了普選和民主,種族隔離的藩籬亦告卸下,但國家仍然千瘡百孔,黑人與白人之間的矛盾仍深,自己最大的挑戰,是如何處理白人的恐懼,以及黑人的復仇情緒。為此他做了大量工作。

舉個例,他想到以欖球這項運動,去癒合國家的撕裂和傷痛,他嘗試以1995年的南非欖球世界盃來治癒國家。有關的真人真事,都紀述在John Carlin所著《Playing the Enemy》一書中,後來更改編成電影《不敗雄心》(Invictus)。

「跳羚」(Springboks)欖球隊,在南非仍然實行種族隔離,黑人被重重打壓時,被視為白人霸權的象徵,黑人會支持任何一支隊伍,只要它與跳羚隊對壘。到了黑人翻身,當家作主時,他們便想到報復,要取締這支球隊。但曼德拉卻力排眾議,不單一力頂這些壓力,保住球隊,更全力支持球隊代表南非,打好世界盃,並且穿上該隊的球衣、球帽,到比賽現場捧場,讓黑人為之側目。

何謂「leadership」﹖

我記得電影《Invictus》中有如此一幕:曼德拉的秘書力勸他,不要為了欖球隊,以及其隊徽和球衣是否被取締這些雞毛蒜皮小事,而押上自己的政治資本,因為民眾憎恨跳羚隊,不想這支他們喝了半生倒采的球隊代表南非。曼德拉答說他知道,但卻也知道在這件事上,群眾是錯的,而作為一個民眾選出來的領袖,他有責任向民眾指出他們實在是錯的。秘書說他若然執意這樣做,會賭上自己作為政治領袖的前途,曼德拉這時擲地有聲的說了一句:

「The day I am afraid to do that is the day I am no longer fit to lead. 」

(在那一天我若然因為懦弱而懼怕如此做,那一天我便再沒資格去領導。)

我相信這並非純粹的杜撰,這實在就是當年曼德拉對領導的真諦之理解。

最後,跳羚隊亦不負曼德拉的厚望,在連番浴血苦戰下,爆大冷,贏得這屆世界盃,更贏得國內無論白人以至黑人的支持,讓雙方撤下藩籬,如官方口號所言:「One Team One Country」,達至和解。

北京和梁振英可有曼德拉半點的胸襟﹖

曼德拉就是這樣的以愛和寬容來化解仇恨。

今天,在香港如此一個政局中,重新細味曼德拉的生平和教導,實在感觸至深。我想,曼德拉的胸襟,對北京,對特區政府,對梁振英,也是最有意義的一課。

要就普選這個各方分歧極大的艱難議題,朝野達成共識,我們的政治領袖有當年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彼此放下仇恨和對抗,以落實民主化的廣闊胸襟嗎?

(曼德拉的遺產‧二之二)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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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3/12/12 in 有關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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