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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我要當個「大多數」(幸運的大多數二之二)

2014年11月16日 蘋果日報

真是太巧,同樣一番話,十天之內竟然聽過兩回。第一回,是朋友轉述,說內地一位媒體人和他在社交媒體激辯關於「佔中」的事情,一時激動,那位媒體人坦白宣告:「二十多年前,我也曾經支持過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但我現在明白了,原來那只不過是少數人的訴求,根本不是大多數人的意願。同樣地,現在香港這幾百萬人再怎麼鬧,也都只是少數人而已。我再也不會犯錯,一定要堅持站在大多數人那邊」。第二回,我親身耳聞,內地一個聚會上頭的新識急着要跟我這個香港來客表態,痛斥「佔中」。他說:「當年我也參與過學潮,上過街鬧過事。但那又能怎樣?沒用的,時代前進的方向不會因為少數人而改變。香港彈丸之地,區區幾百萬人,應該認清時勢,跟上大局,別再繼續瞎鬧,顧及大多數人的利益」。

這些話並不叫人意外,但還是讓我咀嚼良久,接下來一個多禮拜都還會在入睡前省思其中的涵義。不,它們不深奧,很好理解,而且許多人都說過類似的話。我也沒打算去和說這些話的人深談「佔中」的是非曲直,反正大家所得訊息不等,很難有個客觀的共同起點。讓我在意的,是這些言語中的喻詞,例如「形勢」,例如「少數」和「多數」。

單從說理的角度而言,你要批評「佔中」,甚至回頭譴責六四民運,其實都能找到不少論點,甚至還是些不錯的論點。為甚麼有必要把形勢和數量也搬出來呢?尤其數量。難道就因為對方人數較少,所以對方的立場就一定是錯的嗎?一種意見的合理與否,一種取態的黑白對錯,難道和相信他們的人數相關?如果真講推理,我們都曉得這種思路的缺陷,因為真理不由數量而定。但是在我們大部份人的日常思維當中,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關係並不總是邏輯的,而且精確的概念也並不總是最重要的。真正引導我們日常未經反省的思維活動的,往往是一些很感性的隱喻。在那番言語之中,數量便是這樣的關鍵隱喻。當一個人在批評對立方只是「少數人」時,他並不是在邏輯地否定對方立場;他只是想加上「多數等於正確,少數等於錯誤」這個隱喻等式,以增加其說服力罷了。有些時候,一個人甚至還可以放棄任何推理的努力,只消使出這招等式,似乎就足以判明是非。

比方說一些因為房產被拆遷而上訪的百姓,他們跪在政府部門前面的廣場上哭訴;你可以說他們只是少數人而已。少數人受到影響,但地方發展上去了,大部份人會得到好處。又比方三峽水庫工程,動遷人數幾達千萬,至今仍有未了後患;但你還是可以說他們是少數人,因為半片中國都會得到好處。再近一點,為了確保APEC期間北京空氣清明,少數華北農村雖逢降溫,但也還是不准在炕下燒柴取暖。這少數人的一時寒冷(也許這真是少數人了),換來了國家的面子,這豈不也是使多數人蒙利的美事?

這套思路如此流行,乃至於在一些非常極端的時刻,我們會看到它非常極端的表達。譬如前陣子令人神經緊張的連串恐怖襲擊,惹起不少怒火,有些人就在激烈的情緒底下留言網上:「那區區幾百萬維族人,應該全部抓回來徹底漢化。把他們滅了,消融了,我們十幾億人才能得到安定」。它背後的預設仍然是個數量關係;幾十個維吾爾人犯罪,憑甚麼可以牽連整個族群?因為他們到底人少,就算全族加起來,也比不上漢人壯大。多數人有好日子過,一小撮人滅族也就無所謂了。

我明白這是氣話,但為甚麼一個人一生氣,就能衝口而出地吐出一堆如此駭人的言語呢?在某些國家,再怎麼憤怒,一句「黑鬼」恐怕也是個天大的錯誤吧。

能夠順利搬用這套等式的人,想必是站在多數人那邊的吧。也就是說,他恰好不是一個第二天醒來,房子被拆了一半的人;他恰好不是一個長在四川,住在大壩庫區的居民;他恰好不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奶奶,寒風初起,於是打算在APEC那幾天燒炕過夜;他又恰好不是個生在喀什的維吾爾青年,不用到內地大城討生活,在找地方落腳的時候受盡白眼。他恰好不是「少數人」,他真幸運。

我們之所以要討論公正的問題,起點正是因為不可能每一個人的運氣都是這麼好,每一個人的一生當中都有機會變成那「為大多數人而犧牲的少數人」。念及諸種人間不幸境遇,念及任何個體不必要的受苦,因此我們關心社會制度的公正,不使一人遭難犧牲。為甚麼我們這個國家走到今天,會如此輕易地放言他人的犧牲,如此方便地漠視他人的處境?莫非我們都有把握自己不會變成少數人?

是的,重點就在於不要掉隊,不要讓自己淪為少數。比起追求制度之公正,個人的奮鬥上爬要來得容易得多,也有把握得多。不想房子被拆遷影響,那就努力使自己住進一個不可能被拆遷的房子。不想自己被犧牲,那就設法令自己成為一個永遠不會被犧牲的「多數人」。

政治上則更不容許犯下這種投向少數人的錯。好比那兩位因當年支持六四民運而悔悟的朋友,他們的反悔並不在於那場運動的原則有錯(至少這不是他們現在這番言論的要點);而在於他們錯判形勢,對多數人走向的估計有誤。可是,我們又該在瞬息萬變的形勢當中如何明辨政治上的「大多數」,那個等同於正確,等同於「主流」,等同於官方路線的「大多數」呢?不過兩年之前,薄熙來在重慶推動的「唱紅打黑」也曾一度被人以為是「大多數」。六十多年來,還有數不清的「正確」最後被人發現是錯的,還有數不清的「大多數」成了值得追悔的少數。就算六四,當初也有些人以為自己跟上了形勢,最後認錯閉嘴,絕口不提往昔的誤判。在這種情形底下,你有一直當個多數的自信嗎?

套句內地網絡紅人周小平的話,「請不要辜負這個時代」,若想好運到頭,你不能只是不辜負這個時代,你還得不辜負任何一個時代。就像「國學大師」范曾那樣,從文革到今天都幾乎全部正確了,緊緊掌握住了「大多數」的動向。

這就像是小孩玩的那些遊戲,要是不想被「鬼」抓出去,就得靈敏迅捷地跟上大隊,躲進人堆當中。落單掉隊者,咎由自取,怨不得旁人。這種遊戲考驗的不是推理和邏輯,更不是價值;而是聰明。所以「我再也不會犯錯,一定要堅持站在大多數人那邊」,這句話指的不是我終於看清了是非,我終於懂得了曲直;它的意思就是我「成熟」了,學乖了,我比從前聰明了;如此而已,沒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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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11/16 in 有關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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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他們為什麼害怕佔中

2014年10月6日 明報

那天我在大埔搭小巴去港鐵站,就一路聽着前座的男士暢論時局,他彷彿早已看穿了眼前局勢,自信滿滿地說:「這還不都是泛民那幫人在搞鬼,他們的用心太險惡了……」由於他的友人表現出半信半疑的神情,所以他就更嚴肅也更用力地高聲強調:「難道你還沒聽說過嗎?其實有大量證據證明他們的背後有美國人支持。就連那幫學生,也都是英美煽動出來的。」

下車之後,我走進港鐵站大堂入口,迎面就是幾個穿著黑衣服的女孩在發傳單,看樣子應該是大學生吧。我接過傳單,站到一側仔細閱讀,原來上頭印着的是她們罷課的理由,以及她們對市民支持的呼籲。看完之後,我走到剛才把傳單遞到我手上的那個女孩跟前,叫了她一聲「小姐」,結果嚇了她一跳。這時我才想起,聽說這一代的大學生比較習慣人家叫他們「同學」。然後我就試着用安撫的語氣告訴她,這張傳單上頭少了印製和出版單位,這麼一來,就算單張內容再清晰有力,但出處不明,好像也還是有些不妥吧。這位個子瘦小,一頭汗水的「同學」很尷尬地笑了,斯文客氣地近乎恭敬:「係噃!真是不好意思,我一定會回去向同學們反映。很謝謝你呀,先生。」

我走開之後,又忍不住回頭,看見她已經在和其他兩位女孩認真地埋頭研究那疊單張,背包上的「鬆弛熊」小玩偶一左一右地來回晃動。這時候,積壓了幾天的情緒一下子湧了上來,平常不太容易激動的我,終於在這最平凡的時刻濕了眼眶,原來這就是被「英美勢力」動員出來的學生嗎?

為什麼我們今天會走到這一步?社會撕裂成完全無法坐下來好好說話的兩端。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失去了就事論事講道理的能力,一切都着眼於「用心」、「動機」,以及「背後的勢力」。這麼熱的天氣,還有這麼多稚氣未除的少年穿著黑衣走上街頭,去為大家想望了30多年的夢想賣力;這難道不是我的過錯,不是我這一代人的失職嗎?為了追究自己沒有做到該做的事,為了試着理解當前景况的來龍去脈,我現在必須整理一下過去兩年多來的觀察和思考,說一些或許不合時宜(而且來得太晚)的話。

我沒有水晶球,執筆此刻也無法猜測目下這場聲勢浩大的佔領運動的結局。但正如許多意義重大的歷史事件一樣,它的長期效果反而要比短期的具體走向容易推論。就拿佔領運動的殺傷力來說好了,許多論者在談「佔中」的時候,一直只盯着它對社會民生的干擾,怕它破壞交通,打擊經濟。然而,要是比起它結束之後才逐步發散的力量,它正在發生的時候所帶來的影響,就真是微不足道了。

若是按照「佔中三子」原來的預估,整個行動的參與者大概只在5000人上下,如果到了1萬之數,就算是超出期望了。這1萬人應該會乖乖坐在地上,不衝擊什麼,也不破壞什麼,只等着警察清場時一個個把他們抬走。依照香港警方歷來清理示威的表現推算,在這種情况下收拾「佔中」應該不會花上太多時間,兩三個星期就叫做很長了。真正的問題反而在把這5000到1萬人統統捉回去之後。

不想佔中如原來計劃般發生

表面上看,警方在9月28日當晚的行動簡直是愚蠢得匪夷所思。但我們不應該在解釋事情的時候把人想得太笨,只用「腦殘」等其實沒有說明過什麼的理由去敷衍,反而要盡量換位想像決策者的「理性」。如此一來,除了坊間流傳的想在十一國慶前清場,以及接下來我還會詳細分析的「鷹派綜合症」之外,我想得到的原因就只能是他們不想看見「佔中」的發生;準確地講,是不想讓「佔中」如原來計劃般發生。包括保安局和律政司在內的決策當局一定曉得「佔中」倡議人戴耀廷先生的構想(因為他早已清楚地在文章裏介紹過了),所以他們寧願以催淚彈和武力迅速驅走多數群眾,甚至像周融先生所說的,等民間反佔中人士「自行清場」(他的意思是這兩天我們所看見的涉黑暴力行動嗎?),盡量不要讓事情拖得太久,也盡量不要逮捕那麼多人。

為什麼?首先,警方根本沒有能力去打一場曠日持久的消耗戰。過萬警員每日超時工作,取消假期一兩個月,這不只是分散了正常的警力分佈那麼簡單,更是實實在在的士氣問題與資源問題。不要忘了,取消休假和加班,這全都是白花花的銀両;泛民議員更可能會在將來拿着下一份政府預算中的保安開支興師問罪。一個理性的決策者不可能想不到這種問題。

其次,更大的問題,也是「佔中」真正厲害的地方,是那幾千甚或1萬被告進入司法檢控程序之後的場面。按法律學者王慧麟先生的分析,依照香港法律,這1萬人是不能以集體代表的形式應訊的,他們必須按照具體「罪行」的類別分批甚至是單獨上庭。請想像一下,單是一個被告在警方那裏做口供筆錄的時候已經能夠玩出很多花樣了(正如好些大律師所言,一個讀歷史的大學生大可在憶述當時情景時說一下自己正在看的書,從女媧補天一直說到1949年共黨建政,而警員則必須一字不誤地死死記錄)。然後他們的案子還要經過律政司那裏一一審視,接下來才是出庭受審。1萬被告,整個司法程序走完(還不算上訴的工夫),三五年的時間大概是跑不掉的。到時候,有癱瘓危機的就不是港島交通,而是整個香港的司法體系(除非特首頒布緊急狀態,以簡易程序處理。但這又會觸發另一輪更大的問題了)。

稍識公民抗命歷史的人都曉得,它的主要舞台從來不在現場,而在法庭,尤其是在堪稱獨立健全的司法制度之下。那1萬人每上一次庭,就是慷慨陳辭表白良心的機會,這會為社會帶來多少觸動呢?假設有一位70多歲的「馮伯」今天要出庭了,會不會有支持者在庭外集會「力撐馮伯」,然後即時發動一次小型佔領行動?那幾千人在等候出庭的時候總不能不准保釋長期扣留,於是就能像現在好些行動人士一樣,被告期間又重回戰場,小股作戰地反覆抗命反覆被告。在整個程序期間,在媒體和民間輿論的關注底下,更大規模的公民抗命就有可能在道德感召的情况下發酵。比如說抗稅,同樣是犯法,同樣要上庭,但在司法體系被拖慢效率,一大批被告都還在街上逍遙而用不着收監的狀態裏,這豈不是一個成本很低而又很有吸引力的良心行動?萬一抗稅等一連串的公民抗命持續爆發,那就是沒完沒了的不盡循環了,並且可能有往外擴散漣漪般的效果。與這種局面相較,目下兩三個禮拜的交通不便和股市波動,實在算不上是什麼了不起的事。當戴耀廷先生曾在上個月聲稱盡量不要在工作日發動「佔中」,以免影響金融市場,很多批評他「沒出息」的論者大概是一時忘記了「佔中」的重點所在。

一次不計成效的道德運動

沒錯,當前的佔領運動已經超出原來的預想,幾千人呆坐場上等人清理的局面可能是不會發生的了。不過,除非所有市民自願和平散去(我們都知道這個機會不大),否則遲早還是要有一次清場行動。警方可以只清場卻不逮捕不落案嗎?就算真有如許荒謬的發展,或者他們只帶走少數幾百人;他們又能制止部分意志特別堅定的行動者去主動投案自首嗎?又能阻擋將來各式各樣小規模抗命行動的「遍地開花」嗎(不要忘了,十幾二十萬參與過佔領行動的市民要是全都沒有後果,那就等於變相鼓勵未來更多的公民抗命)?因此,或遲或早,前述景象還是要來的。9月28日的警方行動,可能是想制止這類情形的出現,但反而卻推動了它的提前實現,而且還早一步地擴大了這次行動的國際影響(國際社會的關注本來也就該在「佔中」的劇本當中,只不過未必會來得這麼快,也未必會來得這麼大罷了)。

最近幾天,很多支持佔領行動的朋友都在討論整件事應該如何收場,其中重點往往集中在它的短期目標和訴求;但萬一這些目標和訴求都達至不了,那又該怎麼辦呢?答案很簡單,不必怎麼辦,靜坐便好。因為這場運動就像戴耀廷先生所說的,早在人大決定頒布之後,便已注定「失敗」(因為它的目的本來是要中央讓步,開放一個在提名上不受限制的特首選舉)。自那時起,它就成了一次不計成效的道德運動。但另一方面,它卻也為港府和北京帶來了日後許多年都不可能徹底解決的危機。

【這本難念的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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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10/06 in 有關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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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恥 辱

2014年6月8日 蘋果日報

我只見過王丹一次,印象就和文字上看來的一樣,溫和而善良,所以我大概能夠理解他對柴玲的態度。當初大家傳聞柴玲貪生怕死,早早逃離廣場;王丹以親身經歷為證,憤怒地替她辯護。後來柴玲說自己原諒了殺人的軍隊,以及李鵬和鄧小平;王丹也只不過說她這番話「不能代表廣大的八九同學」而已。然後今年,柴玲寫了一封公開信給丁子霖女士,惹人非議;王丹則說他尊重柴玲的立場,「我想,她選擇公開信的方式,也是希望更多的人看到她的內心吧」。或許就因為王丹是個溫和善良的人,於是他願意以老朋友的角度去看待柴玲,用最大限度的同情和善意來理解她那些古怪而紊亂的言語,而不只是把她當成一個與己無關的公眾人物。對他而言,問題可能是當一個曾經與你共患難的故人,漸漸變得你不認識甚至不認同的時候,你該如何處理此中的矛盾,又該怎樣面對你倆的關係。這個問題,大概也是六四拋給我們每一個人的問題。我把六四看成一個是非分明的事情,同時我又驚訝地發現有那麼多認識的人竟然在這最基礎的是非判斷上頭和自己相差得那麼遠;我該怎麼辦?又能夠怎麼辦呢?

比這個問題還要根本的,是六四之後,每一個中國人如何去面對自己的問題。查建英在〈國家的敵人〉那篇著名的文章裏頭寫道:「在那個春天,《人民日報》記者們曾在長安街上舉起過一幅著名標語:『我們不想再撒謊!』那個時刻彌足珍貴,它表達了群體的勇氣。兩個月後,他們被迫再次撒謊。一位《人民日報》記者向我描述六四後的清查運動是如何進行的:每個部門都要開會,每個人都必須參加,每個工作人員都必須說明自己在整個事件中每天都在做什麼,然後對官方的結論表態。他回憶起十七年前那個場景:『每個人都照做了──沒有人敢說不。那種恥辱你能想像嗎?我們所有人馬上被徹底擊垮了。』」恥辱,這就是我的意思;六四之後,我們就生活在恥辱之中。你所反對的,不只沒有消散,反而大獲全勝,它強大到了一個你連躲都躲不掉的地步。它安排一切,塑造了你生活其中的現實,甚至成為你呼吸的空氣;而你卻不能說出你所知道的真相。

除了〈國家的敵人〉,查建英的《弄潮兒》還有一篇〈北大!北大!〉,裏頭說了陳丹青的故事:在北大一場關於京城的文化研討會裏,他談到六四那天一個逃命的男人,談到這名男子在當天黎明所聽見的北京的聲音,然後「會場死一般寂靜,講完後片刻,一切彷彿停止了呼吸。忽然間掌聲四起,經久不息。會議主辦者數度試圖說話,但聽眾們,主要是學生們以及為數不多的教員們,一直不停地鼓掌。」有意思的是後來一個雜誌編輯對這件事情的評論:「所以他做了他的秀,人們看了他的表演,笑一笑,然後就結束了。如此而已。」

「做秀」,或者更簡單的「裝」,每當見人用這樣的字眼去形容陳丹青,我都覺得十分突兀。因為陳丹青是我會非常驕傲地去告訴人家「他是我的好朋友」的那種人,因為他有罕見的真誠。但他們如此評價陳丹青,我又一點也不奇怪,他在太多公開場合說過這類真誠的實話(例如在文化部部長面前談論政府如何毀滅了文化),每一次都有人批評他「做秀」,彷彿只有行禮如儀地鼓掌欠身才算不「裝」。不要說他,即使膽怯如我,竟也曾因在校園演講談到了六四,就被人指責「做秀」。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陳丹青告訴查建英:「他們並不是不喜歡我說的話,我想他們是不喜歡他們自己,不喜歡使他們『不能』說出我所說的話的那個環境。」「其實我們都很可憐,大家都得吃這碗飯。」然而,一個人很難長期地不喜歡自己,二十五年並不算短。想要好好地活下去,安安穩穩地活下去,一個人必須學懂與自己「和解」。前幾年,戴晴倡議「和解」,呼籲政府與民間一起放下;是一時熱話。我一直關心的卻是,這麼多年過去了,大家都是怎樣與自己「和解」?很少人能夠一直忍受屈辱;與我們平常駡人駡得那麼容易的情況相反,很少人能夠真正明知故犯地「埋沒良心」;大部份人都會試圖調和自己的矛盾,一方面讓良知遷就現實,另一方面則換一種看待現實的方式,使矛盾縮窄,使良心妥當。經過一番內在的「和解」,屈辱就不存在了,做人也就有了一個新的立足點。在一群「和解」了的人面前,陳丹青自然要被看成是「裝」。

每個人都「和解」了,但每個人與自己「和解」的方式都不一樣。有些曾經站在廣場上的人,今天真的選擇相信自己當年是「被人誤導」。有些曾經在運動中慷慨激昂的人,今天發現慷慨激昂原來才是悲劇的原因。有些曾經誓言永不忘記的人,今天明白了歷史長河波伏不定,做人要懂得宏觀放下。有些曾經在聲明上頭聯署的人,今天瞭解到社會穩定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更多人曾經渴盼變革的速來,今天踏實地知曉了一切都得慢慢來的真理。

在這樣的一大群人看來,陳丹青那番話雖然贏得了學生掌聲,但究竟不過是年輕人初嚐禁果的快感,就和鬧劇演員當眾大談黃色笑話一樣,是廉價的逾越,廉價的表演。他們可能自忖,六四不是不能談,但「現實」遠比你們這群孩子所知的複雜,所以他們才不願意輕易開口。他們更可能會想,六四自有是非可言,只不過小不忍則亂大謀,比起你陳丹青的輕率,我們現在默默幹的才是腳踏實地的工夫。

對了,絕大部份學懂與恥辱「和解」的人其實都不會輕易否定六四,也不會認為屠殺是對的(即便他們之中有人又相信這是政府的無奈舉措)。只是比起公開悼念或者聲討,他們認為還有些更重要的事情得做,一些細水長流的工夫;還有些更要緊的東西必須顧慮,一些非常現實的情況。於是我們都學懂了接受恥辱。例如我,就在另一個場合裏頭遇過學生站起來問我關於六四的事情,一時全場譁然。我對他說,我怕你們學校會被追究,我怕這個論壇以後會辦不下去,我怕你會被人記住名字惹上麻煩。所以我建議活動之後再私下和他交流。意外就這麼過去了,邀我來的朋友們抹了一把冷汗,事後誇我應對得體,救了他們一把,的確這些朋友都是認真的學者,而且開明,不只教出一群好學生,還常常在最大限度內秉筆直言,議論國是,乃至於被人看作是「漢奸」自由派。但我自己明白,我已經羞辱了自己,整個晚上無法入睡。二十五年過去了,政府或許真如他們所說,「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同樣地,我們也把恥辱紋在了自己的身上。(二十五年之後的恥辱與和解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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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06/08 in 有關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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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政治還是正確

2014年3月23日 蘋果日報

台灣的歌手、明星及藝人紛紛表態支持佔領立法院的學生,於是一些大陸網民就不高興了;就像去年張懸在倫敦演唱會上展示中華民國國旗那件事所帶來的反應一樣,他們也覺得這種表態「太過政治」,該用杯葛抵制的方式回應。

有趣的是,活在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國度之內,受了那麼多年的政治教育,這些網民對政治的理解竟然如此膚淺。沒有弄清楚「反服貿」的來龍去脈,也沒有看明白這個協議的細則和影響,更不知道台灣政府試圖通過它的方式究竟合不合理,就莫名其妙地來上一句「『五月天』原來真是綠營的,我鄙視他們」。可見「政治」在他們那裏,就只是政治正確的問題,只是站隊站得對不對的問題而已。據說綠營支持台獨,而現在的台灣政府既是藍營執政,這項協議又是加強兩岸合作;所以反對現任政府通過這項協議就一定是綠的了,就一定要鄙視了。

另外一種思路是,我們香港人也不會覺得陌生,因為過去也有很多香港人相信這點;那就是藝人不該涉及政治。在他們看來,對政治事務表態就叫做「搞政治」,支持激烈的政治運動就更加是瞎搞政治。藝人的本份是娛樂大眾,讓觀眾「have fun」,又或者很高雅很不食人間煙火的藝術一把,「搞政治」實在是踰越了藝人的本份。

且先莫在文藝、大眾娛樂,與政治的關係上大談理論問題。我只想問個很簡單的問題,馮小剛參加政協會議算不算「搞政治」?那一大票歌手應政府之邀出席各類「文藝晚會」又叫不叫做「搞政治」呢?這難道不都是政治表態?不都是「涉及政治」?為什麼反對台灣簽訂服貿協議就是越界搞政治,堂而皇之地坐在議會裏頭暢談國政就不是搞政治了呢?

這類一面倒地不質疑現狀,偏頗地認同現有行事方式的保守觀點,同樣也是一種政治教育的後果。這種政治教育教的不是思考政治認識政治,而是把一切既存的政治現實視為「正確」。替政府唱歌不算政治,那只是該做的正事;反對政府的決策,才是真正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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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03/23 in 有關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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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報 復

2014年3月2日 蘋果日報

那天我在「明報舊生會」的街站嗌咪,口中說的,耳裏聽的,最常出現的字眼大概就是「支持」。於是我一邊喊叫,一邊也聽人家喊叫,一路就在心裏思忖,到底「支持」是什麼意思。

這一兩年,我們總是聽說「實際行動」、「勇武抗爭」,可見很多人心裏的積憤之深,真有點氣不知往何處使的鬱悶。坐言不如起行,但該怎麼「行」才叫做真正的行動呢?劉進圖從來不是行動派,溫文爾雅,總是一派書生論政的架勢;過往幾年,甚至被人認為太過保守,有「親建制」的嫌疑。然而,差一點了結他性命的六刀很不幸但也很有效地說明了,言語就是行動,有時候甚至是最有殺傷力的行動。莫道書生空議論,地上那灘鮮血,血色暗深得嚇人。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講,我甚至不能同意許多人對陳雲的批評,說他只是叫人勇武,但自己從不落場。他的言論,影響了這麼多人,又如何不是一種「行動」?

說回支持,我們當然支持劉進圖,支持新聞自由。我們可以用最香港的方法「鬧爆」黑勢力(當然他們會不會「爆」就是另一回事了),也可以上街遊行集會聲明。不過,我們還真的可以幹些別的更實際的事。

就像支持內地異見份子和新聞同行一樣,最實際但也最笨的方法之一,就是讓自己盡量變成他們,而不是站在外面「支持」、我們支持劉進圖,也同樣可以把自己盡量變成劉進圖,去做一些他做過的事。

假如有人不喜歡自己的暗事曝光,恨透了近期《明報》的報道。就讓我們重新挖掘最近一段時間那些首先被《明報》揭露出來的「敏感」消息,大陸高官家屬的海外資產也好,「冰聯」訓練場地轉移到東莞也好,以至於那些劏房僭建的新聞;大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方式(例如Facebook),把它們廣傳出去。那些人這麼害怕這些新聞,我們便讓他們再害怕一次;那些人這麼痛恨曝光這些消息的新聞人,我們便化身出千千萬萬個新聞人,直到全港七百萬人都知道了這些消息。假如有一萬人,一千人,甚至只是一百人參與這個行動;那就真是「They can’t kill us all」了,也是我們對那六刀最有效的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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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03/02 in 有關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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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港 奸

2014年2月14日 蘋果日報

正當大家為了廣東話的地位而激動,鄧紫棋便在《我是歌手》裏頭用廣東話唱了Beyond的《喜歡你》,真巧。如此一來,原本說她去大陸搵真銀,不惜獻媚「強國人」的那些聲音應該可以平靜一點了吧。不,仍然有人說她廣東話的咬字不夠標準,說她唱歌的時候「Um吓Um吓一陣大陸除」,侮辱了Beyond。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只可憐這個二十出頭,歌藝技巧出色,舞台感覺特別好的女孩,竟不知不覺地成了中港矛盾炮火下的小戰場。那她到底是在為香港人爭光,還是在出賣香港呢?

有意思的是,這個問題在十幾二十年前根本不會出現。且看當晚她大展歌喉的時候,台下有多少觀眾能跟着咪嘴唱和,就曉得《喜歡你》在大陸普及的程度,以及Beyond遺產的厲害了。事實上,黃家駒走了之後,他們的大陸樂迷反而更多,影響力遠及粵語地區之外。我很好奇,家駒和Beyond在大陸這麼紅,那他們究竟算是「香港之光」,還是香港之恥呢?

今天的本土意識走到極端處,常常會跑出一些奇怪的邏輯。例如一個香港人在大陸走紅,那就叫做對不起香港了。去年黃毓民在立法會一席氣勢激昂的演講錄影被他的助手放上微博,意外成了代表香港「言論自由」和「民主風氣」的示範,廣受大陸網民歡迎。有些人就是按照這種香港人不該在大陸出名的邏輯,批評黃毓民在大陸人愛用的微博上頭發功,是想主動獻媚強國網民,是他死抱着「民主中國」這齣老套大夢不放的跡象。

秉持這套邏輯,我們還可以寫一部「演藝界港奸小史」。開頭第一章一定是葉麗儀,誰叫她那首《上海灘》唱遍大江南北。接下來還有譚詠麟、張國榮、梅艷芳、張學友、黃耀明,以及演員中的張曼玉、梁朝偉以及周星馳,其他幾百號人,全都是不只在大陸紅過,而且還去過大陸登台演出賺人仔,用普通話唱歌演戲來獻媚的大中華膠。少數留港愛港,不曾出賣港人的好漢,大概就只有蔡楓華等少數人了。

即便Beyond,香港「國歌」《海闊天空》的作者,他們那首暗暗質疑父權甚至政權的《大地》,也被他們自己改成過普通話版,平添一股遊子返家的鄉愁。由此可見,香港演藝圈真是奸人輩出,賣港無窮。鄧紫棋只不過又一生力軍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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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02/14 in 有關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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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 邵氏邏輯

2014年2月9日 蘋果日報

或許有人會說,今天中國娛樂節目的崛起,就和廣州恒大拿了亞冠盃類似,全是財雄勢大的結果。沒錯,做《我是歌手》這樣的節目是要錢的。內行人一看就曉得,那麼多的機位,那麼繁雜的人力物力組織,再加上一大票的名牌藝人,一集的開銷絕對要比我們一年一度的樂壇頒獎禮還厲害。但話說回來,難道無綫電視就是窮光蛋嗎?剛故世的邵逸夫先生在做「影視大亨」的年代,「華娛兄弟」和「湖南衛視」都還沒受孕呢,那份家底豈容小看?
邵先生熱心行善,大中華幾千座「邵逸夫樓」佳惠學子無數,難怪他老人家仙遊之後,盡是一片頌禱。然而,在景仰他對教育事業的投入之餘,我不得不對人人稱美的「影視大亨」這四個字打上問號;更準確地講,是對他成為影視大亨的方法有點置疑。

且不論「邵氏」在拍電影的年代貢獻過多少足以傳世的佳作(這方面早有更專業的影評人數算過「邵氏」成績),也先別管他怎樣獲得了政府的配合,不太光彩地擊退了「佳視」和「嘉禾」(請參見高立在「香港獨立媒體」的文章),就說他經營影視帝國的邏輯好了。簡單地講,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去榨取最大的利潤,把創作人和藝人當成「畜牲」來用(陶傑語)。如果真要花錢,那就非得等到有對手爆了出來,使點橫手把對方幹得全盤掠回;或者不惜抄橋,只不過以本傷人,同人哋鬥大,直至對手完蛋,再回復到正常的血汗農場狀態。這套邏輯到了方逸華手上,更是登峰造極。加上一路保持住和官府的友好關係,能在必要時借助其力營造對己友善的環境,於是才有了現在的帝國。

公正地講,類似的老路已經有很多人走過了,而且後來者不少,邵先生特別的地方是把它用在影視產業,走到極限。同類的富豪慈善家,也是數之不盡;血腥鎮壓過工運的卡耐基,鬥垮過「網景」的蓋茲,加上仍在高處的李嘉誠,日後大概都只會被人記住他們行善的那一面光彩。至於他們留下的霸業,就只能等它自己盛極而衰。好比「微軟」會碰上「谷歌」,我們現在終於也快要目睹無綫有悔的這一天了。只是,這一天卻還要賠上許多兵將,甚至一整座城市在燈影下的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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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02/09 in 有關情理, 有關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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