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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誥烽:佔領啓示錄

2014年12月8日 明報

自從旺角佔領區成功清場之後,整個佔領運動就像泄了氣的氣球。金鐘佔領區的終結,似乎只是時間和何種方式的問題。佔領行將結束,在這個低迷時刻,我們該開始總結這兩個多月的佔領帶來的啓示。

「階段性勝利」論的破產

從9月28日催淚彈激發佔領運動開始,泛民和佔中便一直呼籲大家撤退。不少佔領者都無視甚至嘲笑他們的呼籲。兩個多月來佔領者覺得最煩躁的,應該是勸退者一面呼籲撤出,一面卻不斷散播「人心已經改變」、「其實已經成功了」的阿Q式謊言。例如10月初情勢最緊張時,便有民主派學者說「希望學生明白早前的佔領行動已非常成功,讓大眾關注民主的程度到達史無前例的高峰」,勸大家盡快離開街頭。

從佔領者的角度看,在政府於普選問題上沒有讓步、也沒有人問責下台的情况下撤出,便是失敗。將失敗說成是勝利的精神戰勝法,或者可讓大家感受好些,但長遠來說卻對香港反對運動帶來極大壞影響。

1997年之後從爭取2007/08普選、反高鐵、反東北收地等,社運民運經歷一次又一次的失敗。爭取不到要爭取的東西,阻止不到反對的東西,便是失敗。「階段性勝利」論不能將失敗變成成功,卻能令毫無戰績的老鬼以長勝將軍姿態不斷向初生之犢指指點點。近年每次出現新的抗爭事件,總有歷代沒成功爭取過什麼的老運動甚至政黨人物空群而出,佔據大台。情况就像每次有年輕人出來搞新公司,總有一堆以前生意失敗的叔叔嬸嬸來七嘴八舌,甚至接管董事會,向新意念潑冷水,讓新公司繼續用老鬼們試過證明不行的方法經營。反觀台灣,你哪時見過領有真正歷史戰功的野百合老學運或「老黨外」出來對野草莓、反媒體壟斷、佔領立法院的學生指手劃腳,警告他們不要做這做那?

佔領為何失敗?

他日佔領區被清空時,請大家不要再重複「階段性勝利」的謊言了。勇敢承認失敗,才能帶來認真的檢討。失敗乃成功之母,「階段性勝利」論,卻是不斷失敗之父。

這次佔領運動為何失敗?這個要參與過佔領的人才能解答。「評台」上星期刊出了一篇作者署名「大陸匿名網友」、題為〈雙學too naive,是時候認清現實〉的文章,在不少香港網上討論社群引起極大共鳴。文中提到:

「從9‧28到催淚彈引發20萬人上街,再到10‧2日學聯號召包圍特首辦,是運動的最好的時機,可是當時學聯面對梁的對話請求,選擇了同意對話……在20萬人的高潮期,有人要衝擊特首府,組織者還在和理非非進行勸阻……」

這種質疑雙學在民氣最盛時錯過了升級良機導致運動失敗的觀點,在年輕人中間十分普遍。同時在上星期,有佔中領導忽然出來「爆料」,說學聯在10月初放棄升級,是因為他們這些前輩阻止;多得他們制止升級,香港才避免了一場屠城云云。

這兩種觀點誰是誰非,佔領者會自行判斷。但大家好像忘記了,佔領初起時,莫講升級,連維持佔領的基本格局也十分困難。當時對佔領區危害最大的,並非政府的鎮壓機器,而是不知從哪裏鑽出來的糾察到處試圖拆路障,也有與泛民友好的社運人士去各佔領區呼籲大家讓路給緊急車輛通過、或搞莫名其妙的拆路障投票。

若我們拒絕陰謀論,我們只好猜想在反對運動裏那麼熱中於瓦解佔領於萌芽狀態的朋友,是真心害怕中共好強大好可怕,抗爭超出它容忍的範圍便會引發香港大屠殺。10月初學聯要求梁振英下台並要脅要圍堵政府時,佔中領導和泛民學者即含淚警告,若學生一意孤行,將有好可怕的事情發生。當時對當權者開槍的恐懼,在經歷過八九六四的老人中間,的確是十分巨大的。

北京露出底牌

現在指摘當時要制止學生的朋友是膽小和另有目的,未免是事後孔明。10月初時民氣的確正盛,但同時沒有人敢保證中共會不會下令開槍。結果佔領兩個多月來,起初有關北京下了不可死人讓特區自行解決佔領的傳言,被證明是準確的。對於持久佔領,當權者除了使用警棍、黑幫、拘捕、禁制令之外,並無開槍。就算到了旺角暴力清場後雙學在11月30日升級,示威者真的嘗試圍堵和衝擊政府佔領龍和道時,警方也沒有開槍。

示威群衆行動升級之後,一向態度強硬的《環球時報》,反而在12月2日刊出題為〈如果香港社會能容忍亂、內地何需急〉的社論,表示就算香港佔領長期化也沒所謂,呼籲「內地社會輕易不可動出動駐港部隊『平息動亂』的念頭。只要一國兩制在,這樣做就不是治本的辦法」。

這次佔領運動為港人帶來的最重要啓示,便是中共亮出了不會讓八九六四在香港重演的底牌。1989年中共能成功開槍並鎮壓學生,鄧小平的元老權威是決定性因素,鄧小平之後,中共已經沒有人有同等權威可以下這種隨時引發中共分裂甚至倒台的高風險命令。事實上,1990年代以來,中共面對各地激烈至攻陷政府大樓、殺官、打砸搶燒的暴力抗爭,也鮮有開槍鎮壓。

可以想像佔領結束之後,建制對示威者、媒體、學術界、網絡世界等的鎮壓與報復,將會恐怖地升級。但經歷過兩個多月的佔領和警察、暴徒暴打之後的年輕人,恐怕不會就此罷休。以後每逢過年過節人潮聚集之時,從平安夜到除夕倒數到元旦遊行到六四到七一,警察都要成為驚弓之鳥。任何導火線,都可能導致大規模起義再次出現。佔領運動,打破了「階段性勝利」的自慰謊言和六四陰影。兩個多月的佔領運動,看來只是全面抗命時代的序曲而已。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社會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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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12/08 in 有關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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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子強: 的要一再把人逼上梁山?

2014年10月17日 明報

局勢的發展讓人憂慮。周一媒體報道,國務院副總理汪洋訪問俄羅斯時指出,西方支持香港反對派試圖在香港製造「顏色革命」,此舉讓人擔憂,這是中央為佔中運動公開定性。之後,親中喉舌亦大篇幅以「顏色革命」來攻擊運動,同時,《人民日報》海外版,更說清場行動呼之欲出,佔中運動面對清場的沉重壓力,這令人擔憂,這是為清場鳴鑼開道。

本來,在此一個星期之前,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董建華於10月5日晚發聲明勸退學生,聲明措辭溫和,更對學生的民主訴求態度正面,說:「佔領行動的學生和年輕朋友,你們對民主的訴求,我們都清楚聽到了。你們對理想的執著,我們是理解的。」董在聲明中以「我們」代替「我」,更讓人聯想到這是中央而非僅是董的個人表態,一時間,大家都以為可以暫時為運動舒一口氣。
中央對三子和學生區別對待?

但個多星期後,卻有這「顏色革命」之說,如果兩者並沒有相悖,這讓人揣測和憂慮,中央可能要對運動一分為二,區別對待,對學生懷柔,從輕發落,但對佔中三子等,則追究到底,施以重手,甚至以較嚴重的罪名來作起訴。畢竟,如果以同樣重手段來對待莘莘學子,不利爭取民心,所以要重施「團結一大片,打擊一小片」的慣技。
我毋須對讀者隱瞞,陳健民是我多年來很要好的朋友,而戴耀廷則是我在大學學生會年代便早已認識的朋友,至於朱耀明牧師則是我合作多年、十分尊重、宅心仁厚的一位長者,我對他們都有親身的認識,對他們的人格向來尊重。

今天,你說三子包藏禍心,搞的是「顏色革命」,搞的是顛覆和篡奪政權、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我實在無法不為他們感到憤憤不平。大家似乎忘了,他們是如何走上今天這條抗爭道路。

同一班人,為何會由主張溝通而變成佔中?

大家似乎忘記了,4年之前,他們與很多溫和派,是如何主張與中央進行一條溝通和對話路線,在政改問題上有商有量,陳健民甚至親身走入中聯辦,與有關官員握手和談判,惹來激進民主派和網民的千夫所指,以及各種惡毒的謾罵。結果,他們還是頂住了壓力,玉成了2010年的政改方案,為民主派與中央達成難得的共識和協議。今天把他們罵個狗血淋頭的親中喉舌,似乎忘記了當日曾經是如何肯定他們。

只可惜,在接下來幾年,中央之前所作的承諾並沒有兌現(例如與民主派就普選和政改建立恆常的溝通機制),甚至對當年達成協議的盟友,作出各種背信棄義,或親自出手或假手他人的狙擊,才讓陳健民等對中央心灰意冷。

佔中是被中央的強硬路線所逼出來的

結果,溫和的一套不能奏效,才迫使他們嘗試抗爭的一套,從主張溝通和對話,變成了籌備佔中。所以,他們絕對不是一群一直躲在暗角、伺機而動的顛覆、陰謀和革命分子,反而是被中央一條強硬路線逼上梁山的好漢。他們如何走上佔中之路,心路歷程如何,那都是公開的,大家不難翻查得到。

我相信整個過程中,三子沒有私心,更沒有政治上的野心,有的,只是對民主和普選30年來鍥而不捨的追求。
中央或許怨恨佔中三子,但卻有沒有想過,三子是如何被中央自己的強硬路線,「for us or against us」,非友即敵的二元思維,以及消滅中間溫和派的做法,而逼上梁山?

學生退三步,政府卻連一步也沒退

如今,佔領運動開始至今已經近3個星期,進入了膠着狀態,留守人數亦日漸萎縮,同一時間,社會上不滿佔領運動影響民生和生計的聲音日增,街頭衝突日增,佔領運動愈來愈艱難。今天,很多人都呼籲三子和雙學(學聯及學民思潮)要撤,好讓參與者可以重新整裝,再度上路。
正如上星期我在本欄所指出,學生領袖差不多又暗示又明示,說若然要他們說服廣場和街道上的同學和群眾退場,政府也必須有一些相應的善意和讓步,否則的話,他們根本難以說服同學和群眾。畢竟良性互動,不能只靠單方面,政府亦要相應釋出善意。

但一個星期以來,學聯退了又退,最先是開放通道給政府總部人員返工;後來,由要求公民提名,變了承認不能一步登天,只要求政府向中央提交一個補充報告;到近日,再應承政府若然重新開放公民廣場,可以重開金鐘道,但政府卻一直「闊佬懶理」,寸步不讓,甚至連與學聯對話最後也取消了。

周二,學聯秘書長周永康被人要求退一步,結束佔領運動時,不無委屈的說,他們已經退了三步,但政府卻連一步也不曾退過。

屈辱,只能帶來更大的仇恨

正如陳惜姿所說:「到底他們想解決問題嗎?抑或只想把民怨轉嫁到學生身上?」我相信,有識之士是看到的。
權在你手,當然政府可以繼續寸步不讓,把學生逼入死角,把他們逼上梁山,但政府和中央都要知道,你們若然真的只求一個「尾彩」的話,將會以喪失整整一代人作為代價。

屈辱,只能帶來更大的仇恨,唯有給對手尊重,才能打開和解之門。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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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10/17 in 有關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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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他們為什麼害怕佔中

2014年10月6日 明報

那天我在大埔搭小巴去港鐵站,就一路聽着前座的男士暢論時局,他彷彿早已看穿了眼前局勢,自信滿滿地說:「這還不都是泛民那幫人在搞鬼,他們的用心太險惡了……」由於他的友人表現出半信半疑的神情,所以他就更嚴肅也更用力地高聲強調:「難道你還沒聽說過嗎?其實有大量證據證明他們的背後有美國人支持。就連那幫學生,也都是英美煽動出來的。」

下車之後,我走進港鐵站大堂入口,迎面就是幾個穿著黑衣服的女孩在發傳單,看樣子應該是大學生吧。我接過傳單,站到一側仔細閱讀,原來上頭印着的是她們罷課的理由,以及她們對市民支持的呼籲。看完之後,我走到剛才把傳單遞到我手上的那個女孩跟前,叫了她一聲「小姐」,結果嚇了她一跳。這時我才想起,聽說這一代的大學生比較習慣人家叫他們「同學」。然後我就試着用安撫的語氣告訴她,這張傳單上頭少了印製和出版單位,這麼一來,就算單張內容再清晰有力,但出處不明,好像也還是有些不妥吧。這位個子瘦小,一頭汗水的「同學」很尷尬地笑了,斯文客氣地近乎恭敬:「係噃!真是不好意思,我一定會回去向同學們反映。很謝謝你呀,先生。」

我走開之後,又忍不住回頭,看見她已經在和其他兩位女孩認真地埋頭研究那疊單張,背包上的「鬆弛熊」小玩偶一左一右地來回晃動。這時候,積壓了幾天的情緒一下子湧了上來,平常不太容易激動的我,終於在這最平凡的時刻濕了眼眶,原來這就是被「英美勢力」動員出來的學生嗎?

為什麼我們今天會走到這一步?社會撕裂成完全無法坐下來好好說話的兩端。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失去了就事論事講道理的能力,一切都着眼於「用心」、「動機」,以及「背後的勢力」。這麼熱的天氣,還有這麼多稚氣未除的少年穿著黑衣走上街頭,去為大家想望了30多年的夢想賣力;這難道不是我的過錯,不是我這一代人的失職嗎?為了追究自己沒有做到該做的事,為了試着理解當前景况的來龍去脈,我現在必須整理一下過去兩年多來的觀察和思考,說一些或許不合時宜(而且來得太晚)的話。

我沒有水晶球,執筆此刻也無法猜測目下這場聲勢浩大的佔領運動的結局。但正如許多意義重大的歷史事件一樣,它的長期效果反而要比短期的具體走向容易推論。就拿佔領運動的殺傷力來說好了,許多論者在談「佔中」的時候,一直只盯着它對社會民生的干擾,怕它破壞交通,打擊經濟。然而,要是比起它結束之後才逐步發散的力量,它正在發生的時候所帶來的影響,就真是微不足道了。

若是按照「佔中三子」原來的預估,整個行動的參與者大概只在5000人上下,如果到了1萬之數,就算是超出期望了。這1萬人應該會乖乖坐在地上,不衝擊什麼,也不破壞什麼,只等着警察清場時一個個把他們抬走。依照香港警方歷來清理示威的表現推算,在這種情况下收拾「佔中」應該不會花上太多時間,兩三個星期就叫做很長了。真正的問題反而在把這5000到1萬人統統捉回去之後。

不想佔中如原來計劃般發生

表面上看,警方在9月28日當晚的行動簡直是愚蠢得匪夷所思。但我們不應該在解釋事情的時候把人想得太笨,只用「腦殘」等其實沒有說明過什麼的理由去敷衍,反而要盡量換位想像決策者的「理性」。如此一來,除了坊間流傳的想在十一國慶前清場,以及接下來我還會詳細分析的「鷹派綜合症」之外,我想得到的原因就只能是他們不想看見「佔中」的發生;準確地講,是不想讓「佔中」如原來計劃般發生。包括保安局和律政司在內的決策當局一定曉得「佔中」倡議人戴耀廷先生的構想(因為他早已清楚地在文章裏介紹過了),所以他們寧願以催淚彈和武力迅速驅走多數群眾,甚至像周融先生所說的,等民間反佔中人士「自行清場」(他的意思是這兩天我們所看見的涉黑暴力行動嗎?),盡量不要讓事情拖得太久,也盡量不要逮捕那麼多人。

為什麼?首先,警方根本沒有能力去打一場曠日持久的消耗戰。過萬警員每日超時工作,取消假期一兩個月,這不只是分散了正常的警力分佈那麼簡單,更是實實在在的士氣問題與資源問題。不要忘了,取消休假和加班,這全都是白花花的銀両;泛民議員更可能會在將來拿着下一份政府預算中的保安開支興師問罪。一個理性的決策者不可能想不到這種問題。

其次,更大的問題,也是「佔中」真正厲害的地方,是那幾千甚或1萬被告進入司法檢控程序之後的場面。按法律學者王慧麟先生的分析,依照香港法律,這1萬人是不能以集體代表的形式應訊的,他們必須按照具體「罪行」的類別分批甚至是單獨上庭。請想像一下,單是一個被告在警方那裏做口供筆錄的時候已經能夠玩出很多花樣了(正如好些大律師所言,一個讀歷史的大學生大可在憶述當時情景時說一下自己正在看的書,從女媧補天一直說到1949年共黨建政,而警員則必須一字不誤地死死記錄)。然後他們的案子還要經過律政司那裏一一審視,接下來才是出庭受審。1萬被告,整個司法程序走完(還不算上訴的工夫),三五年的時間大概是跑不掉的。到時候,有癱瘓危機的就不是港島交通,而是整個香港的司法體系(除非特首頒布緊急狀態,以簡易程序處理。但這又會觸發另一輪更大的問題了)。

稍識公民抗命歷史的人都曉得,它的主要舞台從來不在現場,而在法庭,尤其是在堪稱獨立健全的司法制度之下。那1萬人每上一次庭,就是慷慨陳辭表白良心的機會,這會為社會帶來多少觸動呢?假設有一位70多歲的「馮伯」今天要出庭了,會不會有支持者在庭外集會「力撐馮伯」,然後即時發動一次小型佔領行動?那幾千人在等候出庭的時候總不能不准保釋長期扣留,於是就能像現在好些行動人士一樣,被告期間又重回戰場,小股作戰地反覆抗命反覆被告。在整個程序期間,在媒體和民間輿論的關注底下,更大規模的公民抗命就有可能在道德感召的情况下發酵。比如說抗稅,同樣是犯法,同樣要上庭,但在司法體系被拖慢效率,一大批被告都還在街上逍遙而用不着收監的狀態裏,這豈不是一個成本很低而又很有吸引力的良心行動?萬一抗稅等一連串的公民抗命持續爆發,那就是沒完沒了的不盡循環了,並且可能有往外擴散漣漪般的效果。與這種局面相較,目下兩三個禮拜的交通不便和股市波動,實在算不上是什麼了不起的事。當戴耀廷先生曾在上個月聲稱盡量不要在工作日發動「佔中」,以免影響金融市場,很多批評他「沒出息」的論者大概是一時忘記了「佔中」的重點所在。

一次不計成效的道德運動

沒錯,當前的佔領運動已經超出原來的預想,幾千人呆坐場上等人清理的局面可能是不會發生的了。不過,除非所有市民自願和平散去(我們都知道這個機會不大),否則遲早還是要有一次清場行動。警方可以只清場卻不逮捕不落案嗎?就算真有如許荒謬的發展,或者他們只帶走少數幾百人;他們又能制止部分意志特別堅定的行動者去主動投案自首嗎?又能阻擋將來各式各樣小規模抗命行動的「遍地開花」嗎(不要忘了,十幾二十萬參與過佔領行動的市民要是全都沒有後果,那就等於變相鼓勵未來更多的公民抗命)?因此,或遲或早,前述景象還是要來的。9月28日的警方行動,可能是想制止這類情形的出現,但反而卻推動了它的提前實現,而且還早一步地擴大了這次行動的國際影響(國際社會的關注本來也就該在「佔中」的劇本當中,只不過未必會來得這麼快,也未必會來得這麼大罷了)。

最近幾天,很多支持佔領行動的朋友都在討論整件事應該如何收場,其中重點往往集中在它的短期目標和訴求;但萬一這些目標和訴求都達至不了,那又該怎麼辦呢?答案很簡單,不必怎麼辦,靜坐便好。因為這場運動就像戴耀廷先生所說的,早在人大決定頒布之後,便已注定「失敗」(因為它的目的本來是要中央讓步,開放一個在提名上不受限制的特首選舉)。自那時起,它就成了一次不計成效的道德運動。但另一方面,它卻也為港府和北京帶來了日後許多年都不可能徹底解決的危機。

【這本難念的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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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10/06 in 有關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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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子強:對北京能作的最後忠告

2014年10月3日 明報

八九:一念之差,九零:一念之仁

近日,很多人都拿今次由學生罷課和「佔領中環」所引發這場「遍地開花」的「全民佔領運動」,與中國大陸的八九民運比較,但我更希望當權者,能夠比較八九與九零兩次同在神州大地所發生的學運,從中汲取教訓。

◆八九,學生佔據的是北京天安門廣場,而九零,學生佔據的是台北中正紀念堂廣場,也就是著名的野百合學運;

◆更重要的是,八九,當權者一念之差,鎮壓了學運,造成一道重大的民族傷口,25年後的今天,仍然未能癒合;相反,九零,卻因為當權者一念之仁,與學生良性互動,學生最終撤離廣場,台灣進行民主化改革,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圍堵而非疏導民意洪水最終導致決堤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今次群眾如此大規模自發上街,除了是公民意識的覺醒之外,也是過去幾年來,梁振英政府做了太多錯事,市民忍了又忍,結果「谷谷埋埋」,最後來一次大爆發。

過去10年,我寫了一次又一次,說古代鯀以「圍堵法」治水,相反,其兒子禹卻以「疏導法」治水,結果前者失敗,後者卻成功。其實,民意也何嘗不是如此,只可「疏導」,不可「圍堵」,否則民意總有決堤、崩圍的一天,到時便一發不可收拾。

試看梁振英政府,僭建、官員利益衝突等醜聞且不說,我們且看看他是如何把民意如洪水般愈蓄愈高,導致如今天般江河決堤。

就拿今次「佔領運動」的起點,學生重奪公民廣場一役為例,試問,如果政府當日不是在全無預告,更在無商無量的情况下,便鬼鬼祟祟突然宣布關閉公民廣場,這個由反國教科運動開始奠定的群眾社運聖地,那麼還會有如今學生要求奪回廣場的一幕嗎﹖不錯,短期來說,當時廣場是被政府奪走了,但長期來說,民憤卻被蓄積起來,最終山洪暴發。

再舉一例,周日就是因為政府封鎖了金鐘海富中心通往政府總部的天橋,企圖阻止群眾到該處聲援,以孤立佔中三子及學生,結果,源源不絕趕來的人群,在被警察堵塞苦無出路後,只得湧往干諾道中,成了第一道衝出馬路的缺口,最後如洪水的群眾淹沒了馬路,演變成「佔領金鐘」這一幕。

至於,周日黃昏,警方向和平聚集、手無寸鐵的群眾發射催淚彈,如何進一步激發民憤,讓一些原本仍抱觀望態度的人,亦憤而上街,這幾天媒體已報道了很多,在此不贅。

梁振英總以為「輕舟已過萬重山」

梁振英政府就是如此,一直一廂情願地以為,一件又一件,都只屬小事,只要讓輿論吵吵鬧鬧一會,自然慢慢平息,公民廣場如此,拒絕港視發牌如此,僭建和官員利益衝突醜聞也一樣如此,以為只要拖至明天便「輕舟已過萬重山」,大家能奈他一個如何?反正群眾和輿論總是善忘的。結果,原來人民並沒有忘記,只不過是一件累積一件,最後新仇舊恨,一次過來個大爆發。

過去,很多香港人對董建華是「不喜歡」,對曾蔭權是則「藐視」和「不屑」,但今天,對梁振英則是「痛恨」得「咬牙切齒」。只要你到過「佔領」的現場,就完全可以領會到。

事實上,如果大家翻查歷史,不難發現,港人對中國大陸的強烈反彈情緒,是始於2012年初,那正是梁振英與唐英年的選戰進入高峰,中央尤其是中聯辦出重手硬挺梁的時候,到了梁上台兩年多,因為種種倒行逆施的做法,更令這種撕裂愈來愈嚴重。

讓梁振英下台以解開死結

所以,解鈴還須繫鈴人,要解開民情的死結,要求梁振英下台,是一個十分合理的要求,否則的話,傷口實在無法癒合。

尤其是,今次「佔領運動」的一大特點,就是上街佔領馬路的群眾,大多屬自發性質,他們都不受「佔中三子」、學聯、學民思潮的指揮。像周一凌晨,筆者在金鐘現場,當時謠言滿天飛,有說午夜後警方將會發射橡膠子彈,有說梁振英會宣布宵禁,因此學聯及佔中三子都公開呼籲群眾撤離,但群眾都沒有理會。因此,除非政府作出一個很大的讓步,否則根本難以打動街上的群眾,就算你說服得了「佔中三子」都沒有用。所以要梁振英下台,實在是一個十分合理的解套方案,小修小補如「把第二階段政改諮詢延期」,根本無濟於事。

不要造成一道永遠的傷口

不錯,中央若要一心「企硬」,甚至來個「硬碰硬」,它手上籌碼和手段實在多的是,但他們動念之前,請記起前述「堵塞」和「疏導」洪水的故事,更要從台灣當年的「二二八」事件中汲取教訓,一旦釀成流血鎮壓,那是一代人、半個世紀,也無法讓事件丟淡的,只會造成一道永遠的傷口。我也相信,鄧小平對當年的六四事件,事後亦不無悔意。

過去兩年,我目睹過原本的溫和民主派,如何一個又一個走了過去,成了北京的對立面,例如由支持溝通和對話,變成支持「佔中」和「罷課」。今天香港弄到如斯田地,不單是梁振英,北京的強硬路線實在要負上很大責任。但事已至此,我只能借自己在《明報》這個小小的專欄,向北京道出如今我能作出的最後忠告。

我希望,北京今次也能夠像九零年海峽彼岸一樣,一念之仁。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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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10/03 in 有關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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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子強:多一點寬容,少一點理直氣壯

2014年4月24日 明報

老實說,從小到大,自己都算不上是一個好好先生,脾氣頗為火爆,自恃口齒伶俐,嘴上不饒人,到了40歲以後才開始懂得收斂,當然,這要歸功於歲月的沉澱,遇過足夠多的人,碰過足夠多的事,讀過足夠多的書,這都會讓個人的修養有所變化。

一位台灣五星級飯店領班的自白

例如,我便曾經讀過以下一篇文章,題為〈鐵血消費者——少一點理直氣壯〉。這是由台灣一位五星級飯店領班徐正雄先生所寫的,或許旁人眼中他天生注定是「吃這行飯」的,但文中他卻說,他差一點與這個行業擦肩而過。

他說永遠忘不了10多年前,初出茅廬時,在一家五星級飯店工作的一件往事。那是他第一次打翻東西,把托盤上的一杯冰凍啤酒倒在客人身上。經理立即趕過來向客人道歉,拿來乾布讓客人抹身,還差他到吧台拿來一杯鮮橙汁給客人下火,當他誠惶誠恐的把橙汁放下,並猛賠不是時,客人卻笑了,旁邊的客人也為他「解圍」,開玩笑說要他把啤酒倒在他們身上,因為他們其實也想喝鮮橙汁。

結尾他寫道:「事後我常常想起這個客人,如果當時他要我賠償,我想,後來的我,絕不會充滿熱情的繼續從事餐飲業,原來他是我的貴人,因為他寬容我,給我機會。我想我們在很多地方都會碰上這種事,當別人犯錯時,不知道你是否願意給他一次機會﹖」

你的寬容也許可以改變犯錯者的一生

最後,他更寫了一句發人深省的說話:「也許,你的寬容可以改變犯錯者的一生。」

我慶幸自己讀過這篇文章,這是我人生因緣的一部分,讓我提醒自己要謙卑,要包容,提醒自己,要善待服務業裏的基層員工,我的一個自以為理直氣壯的投訴,隨時會為別人帶來連串的效果。

或許,商台真的是失去了王牌節目《風波裡的茶杯》太久,太過緬懷這個黃金時代,於是該台的節目主持,最近也搞出了一幕「茶包裡的風波」。

「茶包裡的風波」

該節目主持大有名氣,在不同的媒體都曾經有過「地盤」,事緣她與親友在酒店餐廳叫了3杯「English Tea」,並要求每杯加多一個茶包,侍應詢問經理後回覆,若然要兩個茶包便要給兩杯錢,主持便發晦氣說:「你敢收就得吚﹗」結果酒店真的收了,她便勃然大怒,先在自己電台節目,後再在自己facebook,公開點名投訴以至唱衰該酒店,並呼籲「請廣傳」,而更惹人爭議的,是她更開名指斥那位侍應,並恥笑他為「蠢侍應」。

究竟事件中孰是孰非,最近兩個星期大家已經討論了很多,是非對錯似乎已經頗為清楚,我相信自己也不再需要加把嘴,反而這件事讓我想起前述那篇文章,於是拿出來與大家分享,但願那位侍應,不會從此對餐飲業失卻熱情。

比起升斗市民,我們這類所謂「意見領袖」,在媒體上擁有很大的發言權和影響力,老套的套用《蜘蛛俠》電影中的一句:「力量愈大,責任愈大」,因此更應懂得克制。正如曾志豪那篇文章〈(請廣傳)蠢侍應心聲〉,篇末最後那幾句:其實用那麼珍貴的大氣電波來投訴「茶包裡的風波」,又會否太過浪費呢﹖為何不用來監察社會其他不公義的事呢?

我們當然可以批評和投訴大機構,如果批評是合理的話,這可幫助它們做得更好。但當牽涉小員工時,卻請務必三思,想想是否可以門前留一線,畢竟他們不像我們,在媒體上不一定有發聲、為自己辯護的機會。點名指斥,甚至以自己的名氣,呼籲「請廣傳」,策動輿論公審一個小員工,我相信實無必要。小員工牽涉的又不是什麼彌天大罪,生活已經十分艱難,這樣若然打爛別人的飯碗,試問又於心何忍呢﹖

把脾氣留給權貴和社會不公

今天,我會盡量提醒自己少發脾氣,但若然真的要發脾氣,也把脾氣留給那些有權有勢的人,例如特首梁振英、政府高官、大機構如TVB,以及其他壟斷資本等,因為,權力的天秤已經嚴重向他們傾斜,自己實在毋須太過謙恭,免得助長了他們的氣焰。相反,對於無權無勢者,則要反其道而行,免得一個不小心傷害了別人的自尊。

特首請吃飯可以不去,被邀出席一些「畀面派對」我也可免則免,但清潔阿姐、學生送來的糕點,無論喜歡不喜歡,都要欣然吃下;碰上特首和高官,不用那麼熱情,更不用笑臉迎人,打恭作揖,最多點一點頭,但碰上清潔阿姐、校巴司機、屋遡小巴司機、屋遡看更和管理員,就要盡量打招呼、講早晨、講唔該;對位高權重者,要不亢不卑,但對服務我們的工友,則要彬彬有禮。

這就是我的做人原則。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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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04/24 in 有關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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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吉安: 馬航失蹤-微博上的泱泱大國

2014年3月30日 明報

我的祖國馬來西亞,並非什麼泱泱大國,我的母語是潮州話、廣府話、閩南話、華語和馬來語,無法用三言兩語來解釋切切,這是歷史長卷上的下南洋史章,簡單地概括:我不是中國人,襟上不戴小紅花。

簡易的交代了個人國籍身分之外,我和你一樣,是揪心度日地面對馬航MH370失聯事件已進入第21天(編按﹕今日是第23天),一來在私人情感上,客機上239人的其中一個是我的友人,二來是責無旁貸地認為這是馬來西亞自1957年獨立以來從未面對過的國難危機,三來是一個置身在國營廣播上必須傳播良知與良心的媒體人。最後,我終究還是能理直氣壯地批評家國政府在處理這件難解的「空難」時,缺乏高度專業,身為國民百姓的我們難道還會繼續躲在防空洞裏暗地求饒嗎?放心吧,無論馬航MH370的結局如何,來日一定方長,問責與責問是必然的,決不倖免。

任何災難人禍殃及了人命,以目前而言,在短促的黃金時間,任何形式的救援行動永遠置放在第一位,即使MH370失聯已經過了21天,理性上各國團隊是在前線為搜尋飛機殘骸而努力,但是,柔軟的心還是期盼眦奇蹟會出現。MH370客機上的239人來自15個國家和地區,無論哪一個國籍佔多數或少數,機上每個人的生命權益都是平等,是無價的。煎熬的21天過去了,在全球媒體聚焦下,239個搭客和機組人員的身分被放大鏡式的曝光,在網絡媒體上甚至還衍生了各種偵探式的揣測,在現階段對家屬來說是二度折難,因此他們的一舉一動隨時被媒體公開地「監視」。雖然我在工作上不需到前線去採訪,事發後,晚間的廣播節目也臨時成了追蹤報道MH370的平台。每晚在整理眦新聞資料時,無意中發現了各國家屬在面對親人生死未卜的這一刻,顯現了文化背景的差異。

馬來家屬的寬容以待

一名60歲的馬來裔父親奧馬,在同事追訪時說了這番話:「無論兒子是生還是死,我還是得接受上蒼的旨意和安排,意外發生了我要怨誰也無用,目前我能做的就是等待和祈禱,其他的事情日後再說吧。」

同樣的,一名馬來裔母親諾爾瑪在事發後堅持守在家裏等待消息:「如果我跟你說不傷心是騙人的,我唯一的兒子凱魯生死還是掌控在上蒼的手中,這時候,還是得感謝上蒼選擇了我,讓我有生之年去學習,去經歷那麼沉重的痛楚,這是我的人生功課,我必須去完成它。」

我的友人黃世生,是馬來西亞第三代華人,因錯過了傍晚的班機而搭上了MH370,他的妻子曾桂亮至今同樣選擇在家裏和女兒黃韻薇等待消息,女兒在接受同行採訪時強忍眦淚水說:「我現在不能哭也不能放棄,我要陪媽媽一起等待,哪怕以後發生什麼事情,我現在一定要讓她堅強起來!」

3月20日晚間新聞,電視新聞上出現一位來自澳洲昆士蘭的青年傑登(Jayden Burrows),他在昆士蘭警方安排下,黯然卻有禮地向媒體發言:「這是一場恐怖的災難,祈願我的雙親能安全歸來,感謝我的親友、政府、搜救單位的付出,也祝願客機上所有人的平安,目前,我需要更多隱私空間冷靜下來,祈求各方媒體尊重我的意願。」

中國家屬的謾罵控訴

來自15國的家屬面對突如其來的噩耗,從傷痛到悲憤都值得各方諒解同理,但是站在情理上,這一回看見中國家屬的行徑較為異常。全球的目光重點轉向了中國,一方是這趟航班的目的地在北京,二來是中國搭客佔了總人數的154位。從MH370失聯至今,由於馬航單位在記者會上欠缺專業透明地發布信息,致使中國家屬在眾目睽睽下穢語謾罵、揮拳砸場、發動絕食、橫幅抗議、甚至到後來上街步行到駐北京的馬來西亞大使館示威,其中一位家屬在媒體面前控訴:「我希望中共政府去接管主導搜救,因為我相信這些小國沒能力做事情!」或許從這件事情的端倪,首次看見中國百姓逐漸懂得如何釋放長期在「中共特權」的桎梏,接下來能否衍生到群眾為民主發聲,諸如釋放劉曉波、為李旺陽喊冤、還有即將到來的「平反六四」等,中國人民會否如此大膽地走上人民廣場,大喊造反有理?

中國家屬的情緒已蔓延到微博社群,於是,中國網民開始圍剿夾攻馬來西亞藝人,中國明星大言推波抵制行動,這也是目前在受波及的其餘14國網絡上罕見的蝴蝶效應,很大的可能,是中國盛行的「微博」生態異於全球概括的面子書。眾多明星的留言如陳坤和韓虹發出「抵制馬來西亞一切商業品和旅遊」的討伐宣言,尤其汪鋒和孟非最為鏗鏘!要不是《中國好聲音》和《非誠勿擾》節目被有意地傳播到中國的禁區YouTube,迄今許多新馬人依然不知汪鋒是搖滾主旋律的漢子,也不懂孟非是中國電視的大眾情人。孟非的肺腑:「我沒有去過馬來西亞,以後也不打算去了,如果您也是,請轉發一下,我想看看有多少人?」;汪鋒的傲氣:「讓他們敢這樣戲弄這154個中國人背後的泱泱大國!」我想,身為一名馬來西亞子民,看見彼端部分中國百姓的負面鼓譟,心裏的難受是不堪言喻的。只不過,今天在本國報章看到一名58歲的家庭主婦吳女士,也是《非誠勿擾》的忠實觀眾在接受訪問時說:「我沒必要去搞針對,我還是會繼續看《非誠勿擾》的節目。」

利物浦千里送暖

此時,異於中國的微博,社交媒體並非處處是負面情緒。3月16日晚上11時,我坐在冷颼颼的廣播室接收眦MH370確認的信息時,看見一則暖和人心的推文,那是MH370客機上空服主管Andrew Nari的17歲女兒Maira寫給爸爸的貼文:「爸爸,利物浦要贏球了,你快回家吧,陪我一起看這場比賽,你從來都不會錯過看球賽,這是你的第一次……」

翌日,這則貼文被利物浦足球俱樂部看見了,他們為Maira捎來了問候:「我們想讓你知道,我們也在思念你的父親和MH370客機上所有的人,你一定要堅強生活。」隔了一天,Maira回文寫道:「如果爸爸看到你們的回覆,他一定開心極了,我可以想像他會大笑起來!因為爸爸是利物浦隊的超級粉絲!」

馬來西亞,雖然沒資格成為泱泱大國,我也從未寄望如此的一天。慶幸的是,在此刻的煎熬等待,我們全民與全球依附同在,寬容以待。

文 × 張吉安(馬來西亞廣播電台主持人)
編輯 馮少榮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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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03/30 in 有關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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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子強: 沉默的罪疚

2014年3月20日 明報

「歷史將會記下,在社會轉型期,最大的悲劇不是壞人的刺耳叫囂,而是好人的過分沉默。」

(History will have to record that the greatest tragedy of this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was not the strident clamor of the bad people, but the appalling silence of the good people.)馬丁路德金

奧斯卡最佳電影《被奪走的12年》

近日,走了去看贏得奧斯卡最佳電影的《被奪走的12年》一片,那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而成的一套電影。

故事背景是19世紀初的美國,當時南方各州實行奴隸制度,而男主角雖然是個黑人,卻較為幸運,住在北方的紐約,是一個自由人,受過良好教育,且拉得一手好的小提琴,還有一個美滿的家庭,可謂生活無憂,過眦一個中產階級優哉游哉、與世無爭的生活。

但世事無常,一天卻飛來橫禍,被人口販子綁架到了南方,抹煞掉他自由人的身分,當他是奴隸般販賣。在奴隸主的莊園裏,他與其他黑奴,一起過眦悲慘的非人生活,男的做牛做馬,女的卻更糟,在勞動之餘,還會充當奴隸主的泄慾工具。更甚的是,他們被視作奴隸主的私人財產,奴隸主稍不如意,便把他們肆意鞭打和虐待,毫不憐惜,絲毫不把他們當作是人。

當面對不公時袖手旁觀

但《被奪走的12年》這齣電影,並不止於停留在批判奴隸制度這個層次,否則的話,我想它不一定可以拿到奧斯卡最佳電影,本片嘗試探討一個更深刻的主題,那就是:當面對身邊種種的不公義時,我們應否保持沉默,明哲保身,袖手旁觀呢?

當男主角失卻自由後,旁邊的黑人對他的第一個忠告,就是要保持低調和沉默,並說這才是生存之道,否則的話,便會惹禍上身。

片中有一幕讓人印象特別深刻的,就是男主角開罪了一名監工,被後者用繩圈眦頸,吊在樹上,只能靠腳尖僅僅踮在泥濘上支撐。監工後來離開現場,這時四周有其他黑人出出入入,甚至有逗眦小孩玩耍的,但卻偏偏都對男主角的困境和掙扎視若無睹,更遑論有人施以援手。最後,只有一個女人,偷偷走上前給他喝上幾口水,但又急急離開,生怕被人怪罪。

其實男主角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他的第二名主人脾氣火爆,動不動便鞭打黑奴發泄,而他只是在旁默不作聲。他知道這名主人色迷心竅,看中其中一名女黑奴,甚至半夜潛入黑奴宿處,把她帶出去外面泄慾,但男主角卻選擇裝睡,裝作什麼都不知道。

「Its my duty」

其實男主角本來是一個自由人,只是被人口販子綁架,所以如果有人能夠通知他老家的親人和朋友其下落,他們便能拿來證明文件把他營救。於是他試過幾次冒險開口,請別人施以援手,託人幫他送信,第一次是他的第一名主人,這名主人是一個虔誠的教徒,一直善待男主角,第二次則是另一名滿口懺悔的管工,但最後他們都選擇的,不是袖手旁觀,便是索性出賣了他。

到最後,男主角又再次向人開口,那人想了一會,說其實他也很害怕,正當觀眾以為他也會選擇袖手旁觀時,不料那人接眦說,但他還是會選擇幫忙,因為:「Its my duty」(這是我的責任)。

那只不過是一個毫不相干的普通人,他之所以幫男主角,沒有大道理,只是平靜的一句:「Its my duty」,只因他認為,路見不平,拒絕沉默,這是每個人作為人理所當然的責任。

12年後,終於獲救返家,這位原本可以從此過回中產階級舒適生活的男主角,卻毅然踏上另一條路,他不單風塵僕僕,到各地演講,以自身經歷來揭示奴隸制度的邪惡,更身體力行,設立了「地下通道」,營救南方的黑奴。為何他要「懓苦來辛」呢?

我想,他那12年血淚斑斑的經歷,讓他學會設身處地的去想,讓他明白到沉默和袖手旁觀的罪疚。如果他返家後,便對南方的一切視若無睹,那麼他又跟當年那些他曾怨恨,不管他死活只是袖手旁觀的人,又有何分別呢?

選擇沉默讓你成了幫兇

美國已故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便曾經多番提醒大家,面對不公時保持沉默的罪疚。他說:

「當一個人接受罪惡,縱然是被動,但他的責任,跟那些主動參與其中的人,其實沒有兩樣。當一個人啞忍罪惡而沒有伸張正義,他就成了幫兇。」

(He who passively accepts evil is as much involved in it as he who helps to perpetrate it. He who accepts evil without protesting against it is really cooperating with it.)

這段說話,不是為片中黑人的遭遇和命運,下了一個最佳的註腳嗎?

馬丁路德金是史上其中一位討論沉默(silence)最多、最透徹的人權民運領袖,除了在黑人民權問題外,他在越戰這個議題上,也一樣討論到沉默的禍害。他說本來當國家開戰時,批評戰爭的禍害會被人認為是十分的不智,在拖國家後腿,甚至會反過來影響民權運動,但他卻認為保持沉默是一種背叛(silence is betrayal),堅持要打破沉默。

馬丁路德金論沉默

不錯,挺身而出,是有一定的代價,甚至有一定的風險,但馬丁路德金說:

「當有一天我們對重大事情沉默不語,這便是我們生命枯萎的開始。」

(Our lives begin to end the day we become silent about things that matter.)

當大家面對不公義時過分沉默,只會讓自己的靈魂和道德內涵被掏空,讓自己變成一具行屍走肉而已。

今天我們還能選擇沉默嗎?

今天,香港不公義的事差不多每天接踵發生,港視的牌照風波、新聞業持續受壓、在普選特首問題上中央「大石壓死蟹」……大家的無力感愈來愈重。

社會同時興起一種論調:「政治咁複雜,唔係我們這些普通人掂的﹗」、「我只不過係『女人仔』而已,不要同我講有關政治的問題﹗」、「我討厭政治﹗」…… 於是大家用諸如此類的理由,來為自己眼見不公義時選擇沉默和袖手旁觀,提供了藉口。

今天香港也是處於一個社會轉型的大時代,我們這一輩成長時曾經堅信不疑的核心價值,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和挑戰。

如果19世紀初的美國南方,那不容你輕易逞強的話,那麼在今天法制尚未完全崩壞的香港,大家又可以選擇沉默和袖手旁觀,拒絕聆聽自己的良知,迴避自己應有的立場嗎?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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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03/20 in 有關電影, 有關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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