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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Archives: 施永青

施永青:為何體力勞動不值錢

2013年12月20日 am730

與勞動界的朋友談起報酬問題,他們普遍覺得社會對他們不公平,沒有理由他們工作得這麼辛苦,報酬卻比別人低,不要說置業無望,連想過較體面一些的生活也沒有機會。

我同意,現時市場的遊戲規則確存在著對勞工界不公平的地方,本欄過去亦多次在這方面提出批判。不過,這些遊戲規則是全球性的,由實力龐大的利益集團所主宰,香港無力抗拒,短期亦無法改變。勞工界無可避免受到這種時空的制約。

此外,勞力之所以賣不起錢,除了制度上的原因外,還有自身的原因,勞工界對此亦得有自知之明;不要以為推翻了現有建制之後,勞工界的收入就會比得上擁有更多知識與技能的專業人員與管理人員,更沒可能與有創見的發明家與實業家相比。

即使在工資水平差異比較少的社會主義國家,政府也會在生活福利上對擁有較多知識與技能的人有較多的照顧;對那些有創見的科學家與藝術家,政府甚至會賦予某些特權。有時,即使政府在制度層面做得較為公平,民間也會有潛規則去作補償。一個好的醫生,會有人走後門送紅包,請他親自應診。但如果只是找人做純體力勞動的工作,那就只會付標準工資,最多做完奉上一杯熱茶就是。原因很簡單。體力工作,吃飽飯之後人人都可以做,醫生則較為罕有,好的醫生則更為難得,導至有人願意私下付出額外的代價。

同樣理由,勞力密集的製造業之所以被認為增值較少,因為這類工作到處都找到人做,中國加了最低工資,品牌與技術的擁有者就可以把產品拿到越南去生產;越南工資升了,還可以去孟加拉。現實世界就是以罕為貴,簡單的勞動力,人人都可以提供,沒有競爭力,只能以價廉作吸引,如果能加上巧力、智力、創造力,那就可以凸顯自己的優勢所在,換取比人更高的報酬。

我做過搬運工作,我的工作牛馬都能做,僱主願意出的工資自不然與養牛養馬的成本差不多。工人不想做牛做馬這麼辛苦,就得令自己可以提供更多的巧力與智力。

然而,要有巧力與智力,並非吃飽飯就會有的,還得事前讀書與練習。因此,醫生看兩個鐘頭病的收入會多過搬運工人做兩天。搬運工人不能說自己做得身水身汗這麼辛苦,沒有理由收入比坐在冷氣間裡,替人把脈,開個方的醫生少。因為醫生實際上比他更辛苦,苦讀十年,放棄了很多悠閒時間,才可以做醫生。他在提供服務前做了很長的事前「勞動」,難道可以不計數嗎?醫生是少壯已開始努力,一早已在做腦力勞動,累積的工作時間並非只有兩個小時。如果只計工作時間,不計事前的準備時間,這樣的報酬一樣不公平,而且會令社會缺失精巧服務,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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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3/12/20 in 有關經濟, 有關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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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永青:可一人一票選CEO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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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30日 am730

今天的題目可能令某些民主人士不悅,卻是一個值得思考的題目。我喜歡獨立思考,不受既有的意識形態框限。民主值得支持,正正是因為它尊重每一個獨立的人有自己的取捨。如果社會上都是眾口一詞,民主就會失去作用。

柏拉圖法則有兩類,一類是自然法則(natural laws),另一類是社會法則(normative laws)。我們在研究問題時,須加以區分,前者是無法僭越,亦沒有例外的。如地心吸力,它是無處不在,任你去到甚麼地方,它都會對你產生作用,規範你的行為,令你完全沒有選擇,不得不嚴格遵守這些法則。後者則只是人類自己的約定,它是因時空的環境而不斷改變的。譬如,同性戀曾經是一種嚴重的罪行,因為它會妨礙族群的繁衍;但現在人口過剩,生少兩個也沒有問題。這種人類自己約定的法則,只要環境改變或大多數人的想法改變後,社會就可以出現新的法則。

至於民主,只不過是社會政制的一種模式,並非終極模式。人類歷史上曾出現過各種不同的社會管治模式,如族長制、城邦制、封建諸侯制、郡縣制、聯邦制、君主立憲制等,今後還會不斷演變。如果把某些法則,視為神聖不可侵犯,連討論也要禁忌,那與專制又有何分別?

以「一人一票選特首」為例,現在已被某些人視為金科玉律,其他的提法都是政治不正確,一出現就加以圍攻、殲滅,以免毒草蔓延。我卻偏要在這裏唱唱反調,以免香港人只能從一個角度看問題,局限了香港的政制發展。

從公司管治的經驗來看,間選的效果往往比直選好。股東只有權選董事,再由董事會決定誰來當CEO,然後由CEO來挑選他的執行人員。如果要由股東一人一票直選CEO,最可能當選的只會是那些承諾派高息與口才了得、善於吹噓的人,結果對股東不一定有利。所以先由股東選出一批較有識見的董事,然後讓董事會來挑選CEO,這種小圈子選擇效果會比全民直選好。代議政制的原意也恰好是這樣,否則何謂代議?

其實,英國(圖)的政制正是這樣—各政黨在區域選舉中爭取成為全國代表,在國會中成為多數黨的,就可以組織內閣,委任首相。英國的首相從來都不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甚至不是執政黨員選出來的,而只是黨內核心成員以小圈子的方式選出來的。

因此,香港現時由選舉委員會選舉特首的方式,本身沒有不妥,問題只是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方式不妥罷了!美國就至今仍不肯改由選舉人選總統的方式,其實就是不想一人一票選總統,擔心民眾容易被政治野心家迷惑,選出對美國長遠不利的總統。

英、美兩國尚且不願實行一人一票直選國家元首,為何香港有一些人卻認為非此不足以顯示民主呢?香港的政制發展,沒有必要被這些人框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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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3/10/30 in 有關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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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永青:市場決定存亡 何需政府推算

2013年10月21日 am730

政府拒絕發牌給王維基的香港電視,其中一項理由是市場只能容納四個免費電視台,發多了也沒法生存。

無疑,市場的承擔能力並非無限,問題是政府憑甚麼決定市場可容納多少個電視台,以及哪幾間可以生存下去。

我初辦am730的時候,亦有很多人不看好,認為我既沒有辦報的經驗,又缺乏足夠的財力,結果我們憑小本經營的方式也能殺出一條血路,現在已穩佔免費報市場的頭二名位置。有些經驗豐富、財力雄厚的競爭者,卻在這個市場遭滑鐵盧。由此可見,政府以經驗與財力去決定發牌準則,其實並不可靠。 現實是無論是哪一個行業,不可能個個經營者都有錢賺的。他們蝕的又不是公帑,何需政府為他們擔心?經營者自有他們的策略與對風險的盤算。政府大可以坐山觀虎鬥,由消費者決定誰最終可以生存下去。

其實,市場需要有比實際容納量多一點的經營者,這樣競爭才會激烈,經營者的潛力才會被逼爆發出來,消費者才可以享受到最好的服務。由政府去計數,安排每一個經營者都有一定的市場份額,都可以有生存空間,那不是叫他們不用競爭?這是計劃經濟的想法,對消費者沒有好處。

不過,社會上亦有人持不同意見。我認識一位專門負責商場租客組合的設計師,他以他的經驗說明,一個商場如果讓太多的同類經營者進來競爭,尤其是他們都勢均力敵的話,就可能出現惡性競爭,結果大家都賺不到錢,沒有能力承擔更高的租金。他並不關心電視台的經營者有沒有能力交利得稅,但擔心廣告資源可能會不夠分,多了經營者之後,各個電視台的製作節目的經費都不夠,比今天的無綫還要少,結果節目的質素反而倒退,消費者成了受害者。所以,他認為政府是有責任要計數的。

然而,這種推算只是實驗室裡的靜態推算,而現實世界則是在不停地演變的,各項因素在互為影響,非常複雜。很多商場都要五至八年後,才能慢慢找到最高效益的租客組合,而且常與最初的構思的租客組合相差很遠。現實世界的一些充滿活力的市場,如波鞋街與電腦城等,其實都是自組織而成的,不是設計出來的。在在顯示:機關算盡有時還不如任由市場自行適應。

表面上,現時免費電視收到的廣告費,連兩個台都養不起,何況還要再加多幾間;但市場並非停頓不變的;新的競爭者可能帶來新作風,新的創作可能會吸引新的觀眾;觀眾多了,電視廣告的效益就會提高,並吸引更多的客戶利用電視媒體出廣告;結果多了幾個電視台一樣可以各有生存空間。因此,政府不應太早妄下斷語,扼殺了香港電視的生存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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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3/10/21 in 有關商業, 有關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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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永青:港人在人權問題上形左實右

2013年10月4日 am730

近年,本土主義忽然在港興起,令人有點意想不到。因為,不久之前,社會上仍有人要為外傭爭取居港權;而更早前,亦有宗教團體要為尚未取得居港權的滯港兒童爭取免費教育機會。當時,這些訴求普遍得到輿論支持,令人以為香港人真的相信人權無疆界,在地球村內,不分種族與法律地位,都可以享有同等權利。誰知一涉及實利,香港人對自己的同胞,一樣可以冷酷無情。

當年,其實我也贊成讓滯港打居港權官司的內地兒童有接受教育的機會。但這只是能靠有心人捐錢去予以資助,而非靠政府用公帑去做。我名下的基金也有資助一些國際難民組織為難民兒童提供教育機會。這是我自己的錢,我有權自己做選擇;但特區政府則沒有權在得港人同意之前,把納稅人的錢用在非港人身上。全世界大部分政府在動用公帑時,都會採取類似的原則,但特區政府選擇這樣做的時候,卻遭到意見領袖的猛烈圍攻;其中不少言論,我認為有過度苛刻與不公平之嫌。

至於海外傭工,他們從一開始就知道自己是合約工,約滿是要回國的。我相信基本法的住港7年有居留權的設計,並非為外傭而設的。但香港的一些大狀,卻在法律的字眼上糾纏,非要測試終審法院(圖)的底線不可。我有時也弄不清楚,他們是真心維護外傭的人權,還是想逼人大釋法,以證明香港的法治已死。

其實,人權無疆界至今仍只是一種理念,沒法在現實生活實施。如果你沒有國籍,你就沒法享受國民待遇。美國就有些州份,自訂了一些歧視外來人的法案,聯邦政府也沒奈何。因為,大部分政府都內外有別,只是程度上有差異吧了。有些極端的,為了避免消耗本國資源,會把難民船拖出公海,不理難民死活。

由此可見,過去香港的一些做法,已可算是人權先鋒,比很多西方國家還要做得像樣。但令人詫異的是,香港的民情竟會轉變得這麼快。之前,香港人可以為了人權,把自己的資源惠及外傭與未獲居港權的兒童,現在卻連多一些內地人來港自由行都不可以忍受。一般自由社會只會限制外來移民,不會限制遊客。之前中國限制國民外遊,被西方批評有違人權。現在中國還未全面開放,香港人已吃不消了。如果按香港人的心態,上海與一些內地城市,豈不是應該不讓其他落後地區的中國人進入這些大城市,上海人其實也一樣對農村來的人看不順眼。

從人權的角度來看.香港人與內地人都是人,不應因別人的教育程度、生活習慣與文明水平而歧視別人。但香港人卻稱內地人為蝗蟲,在地鐵站攔截他們,辱罵他們。香港的一些傳媒,對這樣的行為不但不加批判,還間接煽風點火,在一定的程度上助長了狹隘的本土主義,香港的一些傳媒可以在人權問題上,一下子從極左轉向極右,是否反映他們形左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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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3/10/04 in 有關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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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永青:《am730》為何按季分紅

2013年6月21日 am730

《am730》由今年下半年開始改為按季分紅,引起行內不少討論,亦引起外界某些誤解,所以我打算把我的一些理念進一步演繹一下。

有人讚我待員工真好,願意把三分之一的利潤與員工分享。不過,我並不覺得這種做法可算是待員工好,因為公司的利潤是員工也有份創造出來的,員工有得分是應該的。這不是子虛烏有的entitlement,如住屋權、溫飽權之類,這是有份參與創造財富的人理應有的屬己私有的產權。私有產權應在財富的首次分配時充分體現出來。光有資本,不會有增值;須有人工作,才會有增值。因此,有工作的人員有得分是應該的,是他們真正entitled的,不是遇到好老闆時才可以有的。

我對《am730》真正好的地方,是在創業初期未有盈利時,先讓工作人員收取工資,但作為投資者卻沒有收利息成本。即使到今天,我為利息成本所訂的利率,還是相對低的。辦報是高風險投資,在資本市場是不容易以我現時訂的利率能借到錢的。再加上聯儲局可能退市,利率趨升。因此,《am730》的員工要有心理準備,股東要收的利息成本,很快有需要提升。

有行家問我,一般公司都是在年尾才分花紅,為甚麼我們要每季分?他認為留在年尾分紅可減少員工在年中離職,可增加公司的穩定性;若然真是有員工中途離職,公司也可以省回一筆花紅。

我的想法很簡單,員工要走,應讓他早點走。他都不想在公司幹下去了,硬要留住他,也不會做得好,及早讓公司發現問題,找人接替他,應對公司更有好處。我每季都出一次花紅,就是要讓員工每季都有一次離職機會。實際上,我已指示人事部,讓季中離職的員工,一樣可以收到花紅,以符合花紅是他們應得的理念。用這種理念對待員工,會比把花紅看作是公司的恩賜,更能贏得員工的支持。 《am730》有條件改每季分紅,是因為我們的盈利已相對穩定,即使在第一季,會遇到春節長假的時段,我們也有信心會有盈利,讓員工可以分到花紅。

《am730》內部,曾有管理人員擔心,這樣每季出花紅法,會很容易讓競爭對手知悉我們的經營情況,對我們不利。但很多上市公司,每季都得公布業績,提供的資料更加詳細,人家不怕,我們怕甚麼?

再者,《am730》行無為而治的理念,很依賴員工的自組織。要員工各自走位,在不同的崗位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公司就必須有透明度,讓員工了解公司的處境,包括財政狀況,否則員工就無法作出正確的回應。《am730》的員工比行家更懂得配合公司的策略,知所行止,知所輕重,就是這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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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3/06/21 in 有關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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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永青:打工怎能不講錢?

2012年12月13日 am730

「唔好下下都講錢,講錢失感情!」如果你老闆在年底調整工資的時候這樣對你說,你會高興嗎?

「打工怎能不講錢?難道要員工白做?」我打過工,明白打工一族的心態。所以,我做生意首重處理好公司的報酬制度。報酬制度處理得不好,其他地方做得再好也沒有用,因為生意靠人去做;對一般人來說,做就是為了換取報酬;報酬不合理,一定做得不起勁。

報酬的最主要部分,就是錢。有些管理理論,教人用非金錢上的回報去吸引員工。譬如工作的滿足感與成功感、同事間的良好合作關係、上司對下屬的關懷等。但這些都不能取代金錢上的報酬。錢的問題不優先處理好,其他問題處理得再好也沒有用。

相反,如果錢方面的報酬做得好,其他地方做得不好,員工都可以睇錢份上遷就一下。現實是要搞好非金錢上的報酬遠比付錢難度高;幹嗎要捨易取難? 但世上總有一些老闆,以為有辦法不用花錢也可以叫員工努力。其實員工一樣會計數,老闆願付多少,自己就交多少功課。

我打工的時候,只是在第一年才癡情枉種,以為先主動付出,就可以贏取老闆賞識,第二年就會加多一點工資。誰知道大部分公司都只是按人力市場的供求情況來制定工資的。你任是怎樣努力,公司也只會在市場平均工資之上加多一點點。如果能加多過市值工資兩、三成,老闆已覺得是額外恩賜了。所以,當我發覺老闆不可能給我突出報酬的時候,我也放棄在工作上有突出表現,做得好過一般表現兩、三成就到此為止。

到我自己出來做生意的時候,我第一個想法,就是要設法讓員工把收藏的力量也放出來;那公司的員工即使不是一流的人才,在競爭能力上也不至比別人差。因為別的公司雖然人才較多,但他們只願意量酬而為,不會出盡全力。我只要不為員工的報酬設上限,他們一定會盡情發揮。等如打麻雀,如果最多食兩番,一定沒有人做大牌;但如果打無限番,那就十三么都有人做。因此,制訂報酬制度時,一定要有吸引員工食大牌的機制。

初做生意的時候,資金不足,無力為員工提供較高的基本工資;我只能承諾在公司有盈利的時候,才給予額外的分紅,多賺多分。當員工的報酬可以與公司的盈利掛鈎的時候,他們自會盡量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好工作,希望藉此令公司賺多一些錢,自己也可以多分一些。

這個道理不難明白,只是大部分老闆都不願意與員工分享成果,他們忘記了這成果是員工也有份一起創造的。我做生意的經驗證明,即使拿三分之一的盈利與員工共享,也不至影響股東的投資回報。我經營的生意,不時都有人表示想入股。可見分多一點給員工,不一定損害股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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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2/12/13 in 有關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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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永青:退休保障 誰來付鈔

2012年12月7日 am730

各政黨正在努力推動政府在香港實行全民退休保障,方法是採用現付現收(pay as go)的模式。

所謂現付現收,是指付作退休保障的錢,並非來自退休人士過往的積累,而是來自現今在社會工作的人提供的稅款。

歐美國家大都採用這個方法,初段並沒有甚麼不妥。因為二次大戰後有個嬰兒潮,出生率特別高。當這批孩子出社會工作時,生產力大增,政府的稅收亦大增。這時拿稅收去為人數不多的老人提供退休保障當然不難。但當這批孩子踏入退休年齡時,就會出現拿退休金的人多,有能力交稅的人少的情況。

本來面對這種情況,政府只能加稅。但加稅多不受選民歡迎,政客為了當選,主張減稅的比主張加稅的為多。所以各國都採用舉債的方法去應付眼前的資金不足。結果債台高築,無以為繼,紛紛墮入債務危機。希臘、意大利、西班牙,以至法國、美國都有這種情況。

現時人們看到的債,只是帳目上所欠的數字。但相比政府已作出的對人民的承諾,即將來政府還得支付的數目,這只是一個小數目。經濟學家估計,美國的國債已累積至17萬億美元,超過了美國一年的GDP。但若連同政府已作出的承諾計算,(除了退休保障,還有醫療保險、教育的費用),則數目更大,已靠近100萬億元,是GDP的7倍。這筆債下一代真不知怎樣去還。

政客在作出這些承諾時,只是口輕輕說了算,從來沒有預先作財務上的安排。如果這樣的事件是發生在一間上市公司,它的負責人輕則要丟官,重則會被告上法庭。若被證實未經股東授權而招至股東無法完成的責任,可能還要坐牢。

但民選政府不用擔心,他們是人民選出來的,已獲授權打理國家財政,包括為國家舉債。再者,他們的任期有限,卸任後就可以無官一身輕,把問題交給接任人去頭痛算了。因此,政府大都只求任內方便,有得借就盡借。

本來立法會與傳媒是有責任監察政府的,但我們只要看看香港的立法會與傳媒,就知道他們的監察可以去到甚麼水平了。他們的所謂監察,不外是查看官員的住屋有沒有僭建,或是監察官員有沒有偷步買車、賣樓,一遇到複雜的問題,就不懂分析,無能為力。

現實是特區政府還相對冷靜,不想叫下一代去承擔無法完成的責任。反是我們的立法會與傳媒,在推動全民退休保障上,顯得更為積極。他們自恃出發點是為市民好,就覺得問心無愧。至於將來會有甚麼後果,他們不管,也不見得有人會追究。

這的確不是他們個別人士的錯,而是整個機制出了問題。以美國為例,國會本來有訂國債上限。這本是用來監察政府的,但現在國會可堅持上限不放嗎?不放美國就得破產,國會不想當劊子手,那就只好同流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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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2/12/07 in 有關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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