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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Archives: 戴耀廷

戴耀廷:不要踩在法院肩上

2014年11月18日 蘋果日報

在港大法律學院舉辦「雨傘運動與法治」論壇上,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列顯倫認為法庭向旺角佔領區頒發禁制令是一個極之奇怪的判令。其中一點是整件事是涉及公共秩序,要處理由佔路而造成的公共滋擾,理應由律政司代表公共利益向法庭申請禁制令,但現在卻由兩個私人團體(的士商會和小巴商會)向法庭提出申請。

當然我們沒有證據證明由兩個商會向法庭申請禁制令是由特區政府促成,但至少可以肯定是因為律政司並沒有直接提出申請,才導致由兩個商會去提出申請。律政司在兩個商會提出申請時,也沒有主動介入。因此我們可以肯定說,特區政府在整件事中,本應是主導的角色,現反好像成為了配角。在私人團體從法庭取得判令,而執達吏又執行不到法庭判令後,特區政府下的律政司及警方,竟變成了只是協助法庭執行判令的助手而已。

法官在禁制令中說明,若執達吏執行禁制令遇到阻撓,可以尋求警方協助拘捕有關人士,並盡快把該等人士帶到法庭處理。但法官在判詞中是確認其實警方是有足夠權力去處理相關情況的,禁制令並沒有額外賦予警方更大的權力。既然特區政府根本已擁有足夠的權力處理佔路的情況,那為何遲遲不採取行動呢?為何現在竟淪落至在民事訴訟中協助私人團體去執行法庭的判令呢?就算要用民事訴訟去取得法庭的禁制令,也理應由律政司去做,但現在特區政府竟連在民事訴訟中直接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的勇氣也沒有!但更奇怪的是,警務處處長竟會主動公開說要全力協助民事訴訟勝訴的一方去達成其民事的訴求!警務處處長竟甘於讓香港警隊去做別人的助手!我相信這在香港的民事訴訟史中是從沒發生過的「奇事」!

為何特區政府淪落至要這樣做呢?為何特區政府要依靠私人團體透過民事程序向法院申請禁制令,用協助執達吏執行禁制令的方法才有膽去清場呢?其實這正反映了特區政府自覺心虛,知道特區政府現在根本沒有甚麼認受權威,暴力清場必會引來更大的社會反彈,即使能趕走一些佔領者,但大量市民很大可能會出來反包圍警方,結果還是不能清場。

心知自己缺乏足夠認受權威去直接清場,特區政府惟有出此下策,由私人團體出面提出民事訴訟,以民事訴訟去處理本屬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問題,讓法庭頒出民事的禁制令。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本屬特區政府下律政司的職權及職責範圍之內,現在這樣做,可避過由律政司直接提出申請,免卻引起不必要的社會反彈,刺激更大的抗爭情緒。

但更重要的卸責招數就是警方明明有足夠權力清場,也要由法庭去頒令要求佔領者離場。特區政府事前必知道,法庭在訴訟中只能按現行的法律審判案件,是不可能也不會處理得到引爆佔領行動背後有關民主普選的政治及法律公義的爭議。明知法院在香港法治制度下的局限,特區政府、律政司及警方就充份利用這法治漏洞,恬不知恥地讓法庭去做醜人,利用法院在公眾享有遠較特區政府為高的認受權威,以配合法院為名,去達到其清場目的。

特區政府完全罔顧這樣做,實是把法院的認受權威在法院不情願下押上了。在香港現在那麼特別的處境下,這樣做必會削弱公眾對法院的認受權威。特區政府為了清場,不擇手段,不惜付上任何代價,連法院的認受權威也不放過,不能不令人心寒。

特區政府這樣的無良手段能否成功清場,仍難預料得到。但可以肯定去說,一個政府以其公權力去漠視公民要求法律須保障公民基本政治權利的公義及合理訴求,甚至用盡一切手段,不惜犧牲獨立法院的認受權威以達其政治目的,其不尊重法治及破壞法治的程度,相比那些在特定情況下及在特定條件下迫於無奈地不遵從法庭禁制令的小市民來說,必是遠大得多。

梁振英特首、袁國強司長、曾偉雄處長,若你們要清場,請不要躲在禁制令背後!不要踩在法院肩上!請你們堂堂正正,用法律已賦予你們的公權力去清場好了!

戴耀廷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佔中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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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11/18 in 有關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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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飛:向戴耀廷教授請教 「公民抗命」所抗何命?

2013年4月13日 明報

公民抗命佔領中環(下簡稱「抗命佔中」),姑勿論將會有多少市民支持參與,在戴耀廷教授連珠炮式的撰文演講推介和傳媒熱心採訪之下,這八個字恐怕已經深入社會民心,深植大眾腦海。筆者當然支持依照《基本法》規定落實雙普選,但我畢竟不是法律專業人員,對於用「抗命佔中」這種觸犯法律的方式來落實雙普選,箇中理路,實在似懂非懂,百思難解,特此撰文,向戴教授請教如下:

反對哪一條「不義之法」?

根據戴教授的介紹和一般關於公民抗命概念的解說,「若法律本身就不公義,守法只會淪為社會不公義的助力而已……所以違反不義的法律,以達到公義,是符合法治的做法」。簡而言之,「公民抗命」是用以身試法來反對所謂的不義之法,所犯之法與所反之法實際上是相同的,例如戴教授所引的美國黑人平權人士Rosa所觸犯的種族歧視法,正正就是她所反之法。但「抗命佔中」到底反對哪一條「不義之法」呢?「抗命佔中」行動呼籲要癱瘓中環,阻塞交通、癱瘓警署等等,這些違法行動,所違之法,基本上就是擾亂公眾秩序、簡易程序治罪之類刑事法例,總不見得這些法例就是「抗命佔中」所針對的不義之法吧?所犯非所反,此筆者之未解者一也。

不義之法何在?

既然所犯非所反,那麼所反必然另有所指。然而這抗命佔中所針對的「不義之法」到底是什麼?反對《基本法》?記憶之中,戴教授一如許多反對派人士,都曾宣稱尊重《基本法》。反對提名機制?提名機制本身就是《基本法》第45條所明訂,反對何為?反對喬曉陽、王光亞等人言論?言論不等於法律,即使反對他們的言論,也犯不着用觸犯刑律和癱瘓中環的方式來反對吧?何况,根據戴教授文章所引的公民抗命史例,無論是聖雄甘地發動的反殖不合作運動,抑或馬丁路德金領導的故意觸犯種族歧視法例的黑人平權運動,公民抗命都是反對既有已行之法,但雙普選連草案都未有,不義之法何在?法之未立,抗命先行,如此先發制人,也算公民抗命?此筆者之未解者二也。

談論手段而忘卻本來目標

正如戴教授自己說完全尊重中央,那麼與其搞抗命佔中行動,去反對並不存在的所謂不義之法,不如以他專業法律知識設計一套既「符合國際標準」又不對抗中央的提名及普選機制,此舉豈不是更加點題、更具建設性?抗命佔中也好,社會討論也罷,最終目標都是為了能建立一套具廣泛認受性的普選制度,那麼為何不把精力時間花在提出建議方案這個目標上,而把輿論焦點和大眾視線不停地轉向「和平地」觸犯刑律、「和平地」阻塞交通、「和平地」癱瘓中環這個手段上呢?道家有「得魚忘筌」之說,現在變成了談筌而忘魚(談論手段而忘卻本來目標)的局面。此筆者之未解者三也。

所犯非所反,所反未推出!引導輿情,游說公眾,鏖力於抗命佔中行動部署之闡述,更甚於對雙普選方案本身之討論,如此部署,實在難解,還請教授賜教。

作者是中學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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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3/04/13 in 有關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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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你憑什麼管治我? 佔領中環是道德問題

2013年4月7日 明報

基於梁文道對大陸政局分析,香港爭取真普選是死路一條。談到中共沒可能放生香港,對話整整一小時陰霾密佈。談及有何出路,卻豁然開朗,答案簡單得出人意表。梁文道支持佔領中環,不是計勝算,而是基於做人的道德決心﹕「香港已經去到這個地步,就是這麼惡劣,就是衰成這樣,這情况下,做又死唔做又死。每個參加或不參加的人要清楚問自己,我已經被傷害了我的權利,受屈辱多年,我用什麼方法去讓自己拿回做人的尊嚴?做一些事,honour番你自己。」

「對我來說,民主的意思是,我們每一個人有平等權利,是人權,有權去選擇要不要被管治,在什麼情况下被管治。」

梁文道形容,戴耀廷、朱耀明、陳健民這個「佔中三人組」,他各有交情,要數陳健民最稔熟。梁形容,三人是香港最溫和的人,對國情有一定了解,正是中央最應該爭取對話的對象,現今三人也放棄對話,反映時勢惡劣﹕「這些人也去到(抗爭)這位置,證明真是談夠,你再跟他傾,都是會被他『滾』啫!(哄堂大笑)他不認真,是玩你的,還有什麼好談?」梁說來有點氣。

至於佔中,梁說,回到基本的立場,不是談策略,不是說成果,「現在我們只談一件事,說來大家或會覺得好笑,但我是認真的,就是道德,這是一個moral decision」。眾人靜默。

氣氛凝重起來,梁連珠炮發,說到激動處,高舉的食指輕拍桌面﹕「民主是什麼?我覺得不是說有民主就會有好特首,而是,我們每人都要問,憑什麼這個政府可以管治我?憑什麼我要讓出權力給他?憑什麼我要交稅給他?憑什麼我要被管治?一個政府要morally justify他管治我的理由。對我來說,民主的意思是,我們每一個人有平等權利,是人權,有權去選擇要不要被管治,在什麼情况下被管治。民主是做人的基本道德題,不民主的制度是不道德的。」戴深表認同。

梁續說﹕「香港已經去到這個地步,就是這麼惡劣,就是衰成這樣,這情况下,做又死唔做又死。」;戴小聲說,如同自我安慰﹕「對,寧願試一下。」梁接話﹕「每個參加或不參加的人要清楚問自己,我已經被傷害了我的權利,受屈辱多年,我用什麼方法去讓自己拿回做人的尊嚴?做一些事,honour番你自己。」

梁文道奉勸香港人,大家做慣醒目仔,是時候放下多年的策略考慮,不要計算work唔work﹕「梭羅(Thoreau,美國公民抗命第一人)當年不交稅,沒有想過work唔work;甘地和馬丁路德金也沒想過能否成功,只是想,我唔做唔得,就是這麼簡單。」戴同意,指公民抗命本質是道德問題,因為看到制度不公義而反抗,是道德先於策略。筆者記得,戴常掛在口邊,「我不是英雄,只是覺得對的事,就去做。」

「不能理會輸不輸,沒法考慮這些,若你在城門河見到有人遇溺,你在岸上還去計算自己泳術如何,把他救回也返魂乏術?」

筆者反問,如果佔中失敗,會否令大家更失望?在中大修讀哲學的道長以故事說明﹕「不能理會輸不輸,沒法考慮這些,若你在城門河見到有人遇溺,你在岸上還去計算自己泳術如何,把他救回也返魂乏術?這時候你不能這樣想,你只能想﹕我是否跳下去,這就是moral question」。

梁文道豪然壯語,戴耀廷不禁取笑﹕「你比我更道德!」事實上,佔中自從在教堂舉行記招,又談「犧牲」、「感召」,被批評太有宗教味,令沒信仰人士抗拒。

本身是佛教徒的道長認為,宗教色彩不一定是壞事,對公民抗命甚至必要。梁舉例,歷史著名公民抗命均帶有宗教色彩,如曼德拉、甘地、馬丁路德金、昂山素姬。梁解釋,公民抗命對參加者是嚴苛的道德抉擇,需要精神資源支撐。梁指,香港近年社運欠缺這種精神面向,容易浮躁和產生語言暴力。

戴耀廷解釋,宗教對他自己和朱牧是重要的精神支持,故此有這種味道是順理成章,他希望這種色彩不局限個別宗教,是一種「超越性」(transcendence),更自嘲,沒宗教支持,他們一早放棄了﹕「其實我們三個是傻佬,只以人性考慮,根本不會搞佔領中環。」

梁文道經常北上,談到一個微妙的變化。他形容,約十年前,內地民間對香港民主運動支持度達高峰,那正是六四的十五周年,香港人堅持悼念民運,令內地人深表感動。相反,今日內地民間對香港民主運動支持滑落。關鍵是近年中港民間交惡,如反蝗蟲運動等挑起兩地人仇恨。梁認為十分可惜﹕「香港民主進程怎樣走,永遠擺脫不了大陸,我們要爭取民主就要爭取朋友。有人說害怕被赤化被統戰,為何我們不倒過來藍化和反統戰內地?若連內地民間也要打倒香港,香港沒民主也沒人同情你。」

梁文道堅信,爭取香港民主,改變中國才是正道。他經常穿梭中港,和內地民間溝通,做的正是這種方法。可是他的行為卻被一些人批評為「港奸」,「抱着大中華主義尾巴不放」。可是,當大家以為他在內地「撈得起」,原來他的內地報刊專欄,也經常要被搬家。道長解釋﹕「我的溫和,令他們覺得我更危險,好像戴耀廷一樣。」梁說時拍拍戴耀廷的肩膀,戴感同身受地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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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3/04/07 in 有關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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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中環對談系列:寧可香港死 也不放生你 特區普選對北大人的禁忌

2013年4月7 明報

如果說國情,梁文道有一定掌握。香港出生,台灣長大,回港接受大學教育,近年事業開拓到大江南北,一年有六個月時間在內地。他的時評集《常識》,談奧運,評川震,論食物安全,全國賣四十萬本,創下非文學書銷售傳奇。內地學生談起梁文道,雙眼閃出星星,形容他不只是香港作家,還是大中華公共知識分子,觀點中立夠說服力。

梁文道會說「內地話」,不只是普通話夠流利,而是一種世界觀,一種思考方式,令內地讀者心悅誠服。早前,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在銅鑼灣誠品搞讀書會,梁文道任嘉賓,吸引一批內地「梁粉」(梁文道粉絲)到場,美少女以普通話問﹕「如果愛國教育是洗腦,我們從小接受的是次等教育,我們變白癡嗎?」來勢洶洶的質問,綽號「道長」的梁氣定神閒以個人經歷,配以小故事,答得不亢不卑。沒有妥協原則,聽的人也受落。

國情通梁文道今次遇上佔領中環倡議人戴耀廷。道長說,一九八九年後,中共已化身一種「權貴資本主義」,利慾熏心令他沒動機政改。至於香港,他最多只會讓你試行一種將來內地也行得通的「中國特色普選」,就是先篩選的普選。道長皺起他那標誌式眉頭說﹕「佔中這件事,他真正擔心的是內地人會效法……香港愈來愈衰,對他來說,也不及讓你有真普選令他害怕。」

上周《人民日報》海外版「持平地」報道香港泛民對普選意見,連佔中亦有介紹。戴耀廷也覺得報道友善得令他奇怪。道長解畫指香港傳媒過度閱讀了,今次不過是一場意外,估計個別編採人員同情香港情况,試打擦邊球。觀乎中午報道被刪,就知道不是反映中央態度轉變。相反,狠批佔中的《環球時報》才反映中央路線﹕「《環球時報》才是中國第一黨報,其編委來自中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即國安背景」。

「香港民主運動會連帶衝擊中國,所以我對香港前景好悲觀,他沒理由放生你」

兩人談道,一九八○年代簽署《中英聯合聲明》,正值中共政權六十來最開放時期,或許草擬期間的確想讓香港有真普選。那時想像是用幾十年,把中國與香港的政制接軌。內地有民主,香港的特首普選不過是選個市長罷了。誰也沒想到,六四槍聲一響,政制改革煞停,只進行局部經濟改革。

在二十年經濟發熱,政改缺席的歷史下,道長形容,共產黨在內地有如市場裏的壟斷集團,最關注市場是否夠火紅,生意是否興隆,整個國家如同權貴圈子的「搵食基地」。他們不想國家亡,只因有着數可取。道長形容,這種奇怪的「國家支持的權貴資本主義」,相比東歐和蘇聯,要搞民主化難度更高﹕「我有錢在手怎樣搞政改?」他更大膽假設,若今天再發生一次六四,「他開槍的理由更大」。

在這個脈絡下,梁說,讓香港真普選阻力強﹕「佔中他最擔心是,內地人會否效法。他怎樣向十三億人解釋,香港可以普選特首,內地連獨立人大參選人也做不到?」梁說﹕「香港民主運動會連帶衝擊中國,所以我對香港前景好悲觀,他沒理由放生你。」

有人說,香港是台灣示範單位,讓香港普選,可令台灣對統一放心。梁文道和戴耀廷異口同聲指論調已過時,中共對台灣已誠信破產。梁形容,現在倒過來是香港做內地示範單位﹕「我擔心是他們拿香港做他們的實驗,拿香港做試點,卻試一個在中國行得通的方法。」

「我如何向大家交代,在中國土地上有一個地方,它的執政黨不是共產黨?除非民建聯改名(為共產黨)。」

梁進一步分析,近來流行「西方花園」批評,指西方民主不適合中國,其實是推崇「富中國特色民主」。學者如Daniel Bell、王紹光、蔣慶、甘陽等近年說的「儒家政治」為一例。梁相信,中國式民主要滿足兩個目的﹕一,能滿足百姓對民主訴求,解決政權合法性危機;二,亦能滿足利益集團的需要。

道長這樣解釋權貴的想法﹕「第一,權貴家族有共識,這樣搞下去條船會沉,我們不能讓條船沉,要讓下面的人爽一下,讓他們不要那麼多『嗲』(投訴)。第二,我們幾百家族,不可每次鬥得像薄熙來那次般,要有一個遊戲規則解決分配問題。」道長近來研究古羅馬共和(Roman Republic)歷史,發現其選舉法是平民投票,被選上都是貴族,覺得中共心裏的模式也類似。

梁文道估計,香港未來的普選模式是﹕「選,大家都有得選,不過我幫你們先揀一些真正『有料到』的人,因為他相信民眾是盲目的。」戴耀廷苦笑反問﹕「按你分析,香港普選死梗?」梁無奈道﹕「我覺得係。」

戴耀廷認為,中共必須改革,否則沒有出路。但梁文道卻指,一些客觀事例證明中共改革諸多困難﹕

一,中國近年人口老化,出生率或高考人數均顯示要放寬一孩政策。然而計劃生育辦公室全國聘五十萬人,政策改變會影響大批人利益,故此改變生育政策只聞樓梯響,「這顯示不能放棄權力的程度到那裏。不要說民主,人口政策也做不了」,梁說。

二,為何曾鈺成沒法入閘特首選舉?梁文道以中共思維解說,全場愕然﹕「我如何向大家交代,在中國土地上有一個方,它的執政黨不是共產黨?除非民建聯改名(為共產黨)。若你香港可以,內地民主黨派如民盟,不也可以做執政黨?」梁解釋,這反映中共對香港政策,最先考慮是對內地影響。

梁更提出一觀點指近年內地面對反對聲音,不是疏導或回應問題,而是瘋狂打壓,藉以「製造敵人」。他以佔領中環為例,指內地不會真心理解佔中,就先定性佔中為「顛覆香港」「反中亂港」﹕「你會發覺香港人愈憤怒,他不是安慰、呵護,而是砌你,打死你。於是戴耀廷這些溫和人被他迫到這地步,然後更多溫和的人走出來,他便說,現在香港敵對勢力愈來愈多,我更不會讓你普選。」

「香港愈來愈衰,對他來說慘一些,還是有真普選他驚一點?當然是真普選他驚,寧願你香港死都不關他的事。」

戴耀廷認同梁文道一些分析,例如中共會以香港為民主試點,中共亦會先考慮自身利益多於香港。但戴認為,若習近平有心進行政改,會否基於一種共產黨能延續的生存考慮,把佔中視為危中有機,讓香港先試行真普選,作為內地未來政改參考?戴強調,他不是天真到假設中共有良知,只是想像,權貴們也要學習如何在普選下繼續爭取經濟利益。

梁文道對戴耀廷說﹕「你比我樂觀,我是很悲觀。」梁認為中共政權領導人不是真心考慮共產黨延續,只是追逐短線利益。兩人就此討論﹕

戴﹕按你說法,由於泛民會在立法會投反對票,二○一七只能沿用二○一二年選舉方法。

梁﹕他(中共)就開心。

戴﹕但這對特區來說是個管治死局,沒出路。

梁﹕沒錯。

戴﹕對中央有何益處?

梁﹕沒益處。

戴﹕這只是惡性循環,民間挑戰他,他的干預愈多。

梁﹕問題是哪一樣代價大一點?香港愈來愈衰,對他來說慘一些,還是有真普選他驚一點?當然是真普選他驚,寧願你香港死都不關他的事。

戴﹕共產黨要否為自己生存找出路?

梁﹕我不覺得他們認真找出路。掌權者不是要解決問題,只想「條船不要在我這兒沉沒」,只想趕快交棒(模仿送走燙手山芋的手勢),不要做亡朝皇帝。

筆者﹕寧可香港暴動也不讓你普選?

梁﹕沒錯,你香港是生是死他不太關心,最關心是對內地的影響。(戴耀廷無奈地搔頭)

有人指,內地富豪資產在香港,弄死香港如揑死生金蛋的雞,那不是香港爭取普選籌碼?梁說他聽過一種陰謀論,叫人不寒而慄﹕「有什麼更好的方法可以買起香港?香港的市場冧,他便來掃便宜貨」。

戴耀廷嘆口氣問,中共能否明白,有篩選的選舉,香港人根本不能接受?梁文道無奈說,兩制下,中港政治環境落差大,造成今天的困局。梁反問大家﹕「若今天在內地任何一個地方,例如上海,容許有篩選的普選會如何?(眾人嘩然)嘩,不得了,大家覺得像『解放了』,但香港就是不接受。」

文 譚蕙芸
協力 陳嘉文
圖 林俊源
編輯 梁詠璋
fb﹕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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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3/04/07 in 有關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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