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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讀:他是經濟學家,不懂……

2011年9月25日 明報

與雷鼎鳴〈「公義」與財富配置〉商榷

8月29日《信報》刊登了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雷鼎鳴教授〈「公義」與財富配置〉一文,

他指出,「羅斯(羅爾斯)是哲學家,不懂經濟,也不明白平均主義對社會長遠利益的破壞,

我不認為平均主義的政策與公義有什麼正面關係」。

文章非常精彩,是上佳的通識和學術教材,

顯示了帶着偏見,看什麼都只會看到自己想看的東西,

甚至不惜扭曲別人的看法,隨意挪用,視學術要求如無物。

公義的意義

雷教授先把公義人工地界定為「任何使收入或財富分佈更平均的政策很符合公義, 反之則是不公義。」把任何提倡公義的人都看成是不顧所有都要達到「相同」的分配,於是在下文說「能者多得仍獲肯定」。這種竪立稻草人論辯手法相當高明,但是卻顯示了作者不知道追求公義的往往未至於這麼極端,會接受「不論表現,大家都可拿A」。

公義的標準可以多元,首先是否合乎公平(fair)的要求,比如如果有人因作弊而拿A便是不公義。而如果一個人符合了該考試的條件,卻因為得罪了考官而只得D,也是不公義,這是應得(merit)的考慮。至於分佈是否平均也是一個考慮,這是因為如果差距(gap)太大,會有很多問題,比如擁有重要物品的(如土地)可以欺壓他人。有時候,我們的確會較着重應得,比如在足球比賽,我們不會說大家都可拿獎盃,但如果大家實力差距太多,卻會分組別比賽,否則會失去比賽的意義。然而社會難以分組別,是一整體,經濟活動也不純粹是一場競賽,我們便不能不正視貧富差距,而說這只是令「能者不能多得」了。哲學的難題是怎樣把三種考慮融貫,非常複雜,沒雷教授那樣思想簡單。雷教授又唯效益是尚,把公義等同於效益,其實比所謂平均主義更極端。

雷教授說哈佛哲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出版的暢銷書《正義——一場思辯之旅》,內容頗為有趣,大可一讀。英雄所見略同。然而,雷教授用桑德爾來批評羅爾斯,則是胡來。是否懂羅爾斯也許未必重要,但既然說要批評羅爾斯,倒也真要讀懂人家的想法。

讀不懂還是不想讀羅爾斯?

雷教授早已劃地為牢,說什麼「各司所職建構社會是自然美好之事,能促進社會和諧的便符合公義」,但各司所職等於可以拿可恥的薪酬,忍氣吞聲等於促進社會和諧嗎?雷教授更入了柏拉圖數,把「河蟹」說成是哲學家的產物。柏拉圖是把社會看成是一個人的靈魂,他把管治者看成代表理性,武力代表慾望,生意人、手藝者和農民看成是士氣(spirit),三者和諧社會才公義,然而他們怎樣才會和諧?大概是雷教授不敢講的,就是各得其所需!柏拉圖認為國家應去滿足個體的要求,這才符合公義。(但據柏拉圖,什麼是個體所需還是由哲王決定,所以柏拉圖根本不應是鼓吹「自由」的雷教授引用對象!)但我們到底在此發現需要(need)也是公義的要求。

那麼究竟羅爾斯有什麼錯呢?雷教授說羅爾斯「在收入分配上的公義準則可概括為『把最低收入人士的收入最大化』。表面看來,這是平均主義的極致,因為若人人收入都相同,以上的準則才可滿足。」這大概是說羅爾斯著名的差異原則,即經濟上的不平等是容許的,如果那樣能提高最差狀况的人的情况。羅爾斯正是企圖在所謂「共產主義」的平均分配和市場的極大不平均分配走另一條路﹕不平等可以容許,但必須被證立。這為什麼會是平均主義的極致?有些哲學家反而說羅爾斯不夠平等主義呢。

雷教授又投訴羅爾斯的系統裏,「選擇勤與惰的自由意志,在此不存在價值」。因為「美女俊男當上大明星,收入盤滿缽滿,是他們天生幸運,不用給他們更高的收入獎勵他們」。這點恐怕沒有什麼說服力。第一、羅爾斯沒有說不能當美女俊男;第二、羅爾斯沒有說不可讓大明星有多些收入;第三、羅爾斯只是說英俊和美麗未必是那人自己取得的,是天生的(這不是雷一直最重視多勞多得的觀點嗎?)他們不能說他「值得」漂亮,所以我們可把它看成(只是看成)是公有的,但我們也可容許這些俊男美女拿多一點,只要這是對最差的都有利。我不是說羅爾斯很有道理,只是想點出雷根本不了解羅爾斯。

道德錯誤竟可等同公義?

雷一方面說「對於這些不同意識形態下的『公義』標準,我們暫不論其優劣」,但卻又說「可把它們作為評價不同政策的工具」,還要「運用」得荒謬絕頂。比如談最低工資,硬生生地說最低工資不能有助社會和諧,還要召哲學家幫手。但如前指出,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都重視個人需要。雷又說「自由主義者顯然會視最低工資為大逆不道,因為它的立法侵害了工人與僱主之間自由締結合約的自由(最低工資不容許工人自願以較低薪酬工作)」。但要問一句,自由主義者會反對奴隸主和奴隸自由締結合約的自由嗎?會,因為這違反道德,可見自由主義者不會只以自由立約為標準。

雷又說最低工資會令「生產力最低的工人因為會失去職位,收入下降」。這有什麼根據!至於外傭居港權問題呢?還是說到私有產權去,明顯是說外傭來搶走我們的淨外匯儲備資產。但為何外匯儲備資產等於港人資產,為何外傭取得居港權就會用外匯儲備?不解!

雷教授談「電車問題」真的真的發人深省,他竟夠膽用電車問題來證明鄧小平可拿諾貝爾和平獎!「電車問題」是用來思考效益主義的說服力,應否犧牲一人救五人,即使我們認為人的生存權不容侵犯,在人數這考慮上卻令我們陷入道德兩難。這是一個思想實驗,當中假定了沒有其他方法去救五人,而且是用人命換人命。六四呢,真的是道德兩難?是不是必定要殺人才可維穩?雷也說未必。六四也不是用人命救人命,雷於是說「人民富裕了,物質條件提高,各種年齡組群的死亡率都會下降。」但他弄不清殺人還是殺人,希特勒侵犯他國令其人民富裕還是要作道德譴責,更重要的是令各種年齡組群的死亡率都會下降不等於是救人,否則賣補品的都叫做救人了。難道雷教授是經濟學家,不懂……

作者為香港大學哲學博士

文 王月

編輯 曾祥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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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1/09/25 in 有關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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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春:財富怎分配才公義

2011年9月19日 AM730

雷鼎鳴教授日前在信報發表了一篇名為「『公義』與財富配置」的文章,引起社會上不少討論。

雷文認為財富配置方式的公平比財富分配結果的公平更為合乎公義。他舉了一個較為極端的例子:他說他在讀大學的時候,曾遇過一個不信分數制度的教授,同學只要報讀他的課程,保證人人可以拿A。他問學生,這樣是否公平?發覺大部分學生都不認同這種做法,因為同學們大都認為「能者多得」、「勤者多得」才更合乎公義。既然學生的分數不能人人一樣,社會在分配財富的結果亦不可能人人一樣。

雷先生的這種意見,當然刺痛了一些政客的神經。因為他們現在所做的種種努力,就是要為社會爭取分配結果的公平,而不是分配方式的公平。他們最常用的反駁方式,是指那些接受「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現象的人,根本沒有良心。

人是群體生活的社會動物,在正常情況下都會有同情心,都不會接受自己的同胞會變成「凍死骨」,尤其是在有部分人還可以「酒肉臭」的時候。相信主張要研究分配方式是否公平的人也不會認同這種現象。

老子說:「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有能力的人,扶助一下能力較差的人,讓他們也有機會過好一點的生活,應是天經地義的事,大部分有能力的人都不會反對,有些還會主動自覺地去做。

問題是這種「補不足」應該讓「有餘」的人自己選擇怎樣去做,還是要由「不足」的人來決定怎樣去做?

我看到的情況,是「有餘」的人會主動去做,但有人做得多,有人做得少,整體來說還做得不很夠。於是便出現了一些想替天行道的好心人。他們想逼那些做得少的人做多一點,那就只好透過政治手段去達至這個目的。

在民主社會,主張要富人拿多一些錢出來分的人,可透過民意代表,在立法會內制定法律,向富人徵收更多的稅款,以改善社會的福利制度,讓能力不足者獲得更好的照顧。至於更好的照顧是好到甚麼程度,就不是由富人決定,而是由投票決定,即由多數人的意見所決定。

這個世界,有錢人少,窮人多,由民意去決定,一定傾向分多一點。因此,伴隨民主政制而來的,一定是福利主義的抬頭,政客紛紛爭派免費午餐以換取選票。這是事實,我們不能因為這種說法會損害民主的價值,而不承認這種事實。

現實是社會的政治氣氛,不斷從右變左,由左變右,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希望在中間找到平衡位置。
二次大戰後,英國工黨執政,為了不斷增發免費午餐,把愈來愈多的社會資源集中在政府手裡進行的重新分配。結果令到資源的提供者失去動力,而依靠政府的人則愈來愈多,經濟因而停滯不前,可供政府重新分配的資源也愈來愈少,社會的整體生活水平反而每下愈況。

在左派政策全面失利的情況下,右派的戴卓爾夫人才有機會取而代之。她上台後,把由政府管理效益不高的企業都私有化,限制工會活動,減少為基層爭取權益者的集體發聲機會,用市場機制去分配資源,政府盡量不去干預。

英國的成功,令歐洲各國紛紛效法,連一向社會主義傾向濃的北歐國家,也逐步由右派政黨執政。蘇聯倒台後,自由經濟的理論就更加為世人所接受。

然而,自由放任、利潤掛帥的結果,卻導致一場全球性的金融危機,於是左派理論又再度回朝。日前丹麥國會選舉,左派政黨又重奪多數議席,顯示世界潮流又有機會逆轉。

香港一向行市場經濟,基本法亦規定香港要行資本主義制度。早年的香港人,大部分都是大陸逃過來的難民。他們吃盡社會主義苦頭,理所當然支持自由經濟。他們但求有一個容許他們作自我奮鬥的環境,並不期求政府的照顧。他們相信天道酬勤,發達者是因為肯捱與懂得食腦。生活不如人,就只能怪自己沒有人家本事。窮人只能「頂硬上」,不會說社會對他們不公義。

在麥理浩來港任港督之前,香港根本沒有福利制度。社會沒有安全網,人人只能自食其力。所以社會上只有貢獻者(contributor) ,沒有依賴者(dependant) ,政府不用抽太多的稅去重新分配財富,香港成了做生意人的天堂。

1967年的暴動,動搖了港英政府的統治,政府為了安撫基層,避免他們成為社會動亂的根源,不得不開展九年免費教育、十年建屋計劃,令社會上能力較差的一群,也可以有好一點的生活。麥理浩能夠在香港連任三屆港督,就是因為他能夠擔當這項重任。

社會要推行福利政策,實質上就是要把個人憑自己的努力所獲得的財富重新分配。提倡這樣做的人可以有兩種理由:一種是想為原先分配的方式不合理、不公平,所以要由政府出面作出修正。另一種是簡單地比較差異,認為有人這麼多,有人這麼少,貧富太懸殊,本身就不合理,因此應該劫富濟貧。

本來,指出原先分配的方式不妥,然後在源頭上加以修正,該是最好的辦法。但這樣做工程太大,需要有理想、有氣魄的政治家才敢去嘗試。所以大部分政客都不會要求修訂分配的方式;而只會要求修改分配的結果。

然而,如何修改結果才好呢?有學者把分配的公義概括為「把最低收入人士的收入最大化」,這豈不是說要最終人人平分,大家一致才最合理。如果說,並不一定要這樣極端,那界線又應該怎樣去劃呢?這樣缺乏客觀標準的劃法會不會太主觀?

這樣情況令到政客紛紛向基層許諾,他們會努力把這條界線向對基層有利的一面移動,令基層誤以為透過政客為他們爭取權益,可能比自我奮鬥更容易有成績。此之所以,近年社會上的社會主義傾向重了,大家期望以解決社會問題的方式,去解決個人問題。人人都在埋怨社會不公義,以至自己生活得不夠好。而不是像以前的香港人那樣,只會先想辦法解決個人問題,而不去理會社會問題。

我絕不是提議大家不去關心社會問題,而是要大家明白,解決社會問題遠比解決個人問題困難。我們不能等社會解決失業問題之後,自己才去找工作做。人應該先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不致成為社會的負擔,才有條件去幫助社會解決問題。一面拿綜援,一面投身改造社會活動的人,不一定是偉大,在某種程度上可謂是不負責任。如果我們的社會上愈來愈多這類人,社會不見得會被改造得更好。現時香港為公義的問題爭論得太多了,爭論的焦點又這麼不着邊際,已令人感到有點煩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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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1/09/19 in 有關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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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鼎鳴:公義與財富配置

2011年8月29日

「公義」一詞,近年常給政客和利益集團掛在口中。他們所指的,與法庭的某某判決一般扯不上關係,但卻很可能是他們為自己訴求自我插上的標籤。我們甚至可刻意把他們的觀點再簡化一點: 「任何使收入或財富分布更平均的政策更符合公義, 反之則是不公義。」此說雖不中亦不遠矣。

「能者多得」仍獲肯定

我在大學本科時要必修三門生物課,後來聽到某生物教授並不相信分數制度,任何人選讀了他的課,不論有無上課,有無考試,全都可拿A。我當時對生物課「意毒恨之」,得知消息後大喜若狂,趕忙註冊;但整個學期只上過一課,果然拿A,但什麼也沒學到。

在我開的課上,我時會問學生,若不論表現,大家都可拿A,這是否公平?同學雖對此等「美事」心存嚮往,但倒無人說這是符合公義的安排。他們的取向當然是建基於對「不勞而獲」的否定。「能者多得」、「勤者多得」仍是大多數同學的核心價值。

我不相信平均主義的財富或收入分配符合公義,但大家心中「公義」的標準是什麼,卻總該講清楚,否則「公義」便只會淪為無意義的政治口號。講清楚「公義」的準則,並不意味大家會意見歸一,此事涉及太多主觀價值和意識形態的問題,但清楚準則後,我們對某些社會問題或政策的認識,科學分析的成分當可增加,意識形態的干擾可望減少。

什麼是「公義」?這顯然是一個思想家為之着迷的千古疑難。我們在此大可簡單論及幾種不同的標準,讀者可自行作出判斷。坊間近有哈佛哲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出版的暢銷書《正義——一場思辯之旅》,內容頗為有趣,大可一讀。

各種主義解讀不同

西方思想的源頭是古希臘。我翻了翻大學時必讀的課本柏拉圖的《共和國》(Republic,國內有譯作《理想國》),見內中大幅篇章迂迴曲折地討論「公義」的含義。簡而言之,柏拉圖與書中的蘇格拉底都相信人的背景能力不同,分工合作各司所職建構社會是自然美好之事,能促進社會和諧的便符合公義。這種觀點與內地以前主張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大相逕庭,但與今天所說的和諧社會卻是若合符節。

在共產主義者眼中,「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是達致理想世界時公義的準則。各盡所能是責任,各取所需是權利。顯然,共產主義世界中私有產權並無地位。

在自由主義者眼中,自由是根本性的,在不影響他人自由的條件下,任何人都應享有最大的自由選擇權,包括行使私有產權及與他人締結合約的自由,政府若侵犯了這些自由便是不公義。

現代經濟學中,市場競爭會導致明確的收入分配結果:勞動者的薪酬會趨向其邊際勞動生產力(即工資等於多僱用一個勞工後他所能起到的額外貢獻),利率或資本的投資回報率會等同資本的邊際生產力(在這裏為求簡化,我抹掉風險所起的作用)。工資或利率若人為地壓低或抬高,脫離了它們應有的水平,收入分布可視為不符公義。

哲學家羅斯(John Rawls)1971 年出版了他著名的《公義論》(Theory of Justice)一書(亦是桑德爾重點的批判對象),書中提出一整套公義的理論基礎。

羅斯在收入分配上的公義準則可概括為「把最低收入人士的收入最大化」。表面看來,這是平均主義的極致,因為若人人收入都相同,以上的準則才可滿足。

最低工資也有不義

實際上,羅斯卻並非如此極端,他有限度地容許收入差異的存在。例如,若最低收入的人眼見有人比他高薪,原因是他們更努力工作,這種收入差距可造成動力,使最低收入的人也有誘因提高自己的收入。此點在羅斯的體制中是容許的。

但羅斯對收入差異的容忍度也止於此。在市場經濟中,能力、外貌、教養、意志、運氣等等因素都影響着收入。羅斯認為這些都是任意性的因素,容許它們影響收入是不公義的。美女俊男當上大明星,收入盤滿缽滿,是他們天生幸運,不用給他們更高的收入獎勵他們。某人勤奮用功,取得好成績,原因只是他在良好家庭成長,致有此優秀的工作習慣,他們同樣也只是比其他人幸運,不須用高薪回報他們的努力。選擇勤與惰的自由意志,在此不存在價值。

對於這些不同意識形態下的「公義」標準,我們暫不論其優劣,但可把它們作為評價不同政策的工具。這裏談一些例子。

最低工資是否符合「公義」?柏拉圖與蘇格拉底要求政策能有助社會和諧,但最低工資不見得能起到這作用,我們很難說它符合公義。自由主義者顯然會視最低工資為大逆不道,因為它的立法侵害了工人與僱主之間自由締結合約的自由(最低工資不容許工人自願以較低薪酬工作),現代經濟學也不應認為最低工資符合公義原則,因為此法例會促使僱主不再聘用邊際生產力低於最低工資的工人。

就算我們用羅斯的觀點,最低工資一樣要被視作不公義。生產力最低的工人因為會失去職位,收入下降,剛好違反了羅斯所鼓吹的要提高最低收入人士收入的原則。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相信是最符合最低工資的思想了,既然大家可「各取所需」才算是公義,領取最低工資也就沒有什麼不對了。

第二個例子是外傭居港權是否有違公義?

假設沒有最低工資,有居留權的外傭不見得能夠大幅加薪,那麼不少家庭便不用擔心因負擔不起外傭工資而使到婦女要留守家中幹活,柏拉圖的和諧社會便不會遭破壞。

若從共產主義的大同世界出發,國家之間根本便不應有界限,外傭居港權當然不違公義。從自由主義及經濟學的角度看,容許她們自由選擇僱主和職業也只應是好事。外傭收入一向偏低,她們有居港權後工資可望上升,此亦符合羅斯的公義原則。

但為什麼這麼多港人反對她們擁有居港權?我認為這是因為私有產權的公義原則被違反了。別的資產不說,光是港府所擁有的淨外匯儲備資產已值1.2 萬億港元(2.3 萬億資產減去1.1 萬億欠債),等於每名港人平均擁有17 萬港元。這筆錢是港人辛勤工作所得,任何移民政策的放寬,尤其是放寬可能會以領取福利為目的的移民來港,都可被港人視作是侵犯他們的財產權,可被視作不公義。但假如新來的優質移民能為港帶來好處,則又當別論。

「電車問題」發人深省

第三個例子可說明「公義」的準則可以非常具爭議性,難以訂定。在談這個例子前,我們可先思考一下桑德爾在他書中所討論的一個發人深省的「電車問題」。

假設你高速駕駛一部電車,前面有五個人,你已來不及停車,這五人必遭撞死,除非你立時轉軌,但這樣卻會撞倒另一人。大多數人恐怕都會認為轉軌是對的,撞死一個無辜的人比撞死五個無辜的人好。

但假如情況有變,前面還是有五個路人,你唯一能阻止慘劇發生的方法是製造另一悲劇,把身邊一個胖子往路軌推跌,擋着車子,以增煞車的效率,這樣其他五人便可逃過一劫。這種做法,很多人會不以為然,但犧牲一人救五人的性質都是一樣。

我們就用鄧小平應否得諾貝爾和平獎這一尖銳話題作例子。反對者認為他要為「六四」的亡魂負責(假設有幾百人慘死,具體準確數字在此不重要),但贊成者卻認為是他奠定了三十多年來中國驚人的經濟增長的基礎。經濟增長與人命有什麼關係?所有有關這問題的嚴肅研究都會告訴我們,兩者關係極度密切,人民富裕了,物質條件提高,各種年齡組群的死亡率都會下降。以中國這三十多年來死亡率下降之快,鄧小平政策所救到的人命恐怕是要以百萬人作單位計算,那麼他應否得和平獎?

若無回報表現遜色

我們甚至可以把問題弄得更尖銳。假設鄧小平本人確信在中國的歷史條件下,維穩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姑不論這是否正確,但反對者其實並無有力的反駁理據),而他又肯定認為在「六四」開槍使無辜者慘死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這點他倒是未必對),那麼問題豈不成了上述的「電車問題」?

在西方社會,不認同鄧決策的很可能是多數,但以我長期觀察,在內地答案可能剛好相反。由此可知,有時「公義」問題是會「審死官」也找不到共識的。

在實際的經濟決策中,我們很少會遇上像鄧小平所要碰上的道德難題,但某方得益,往往卻會意味另一方受損,決策者應何去何從?

在這問題上,我不認同羅斯的平均主義思想,但相信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對社會是好事,而且符合公義。

奧運選手若得不到額外的物質回報,相信表現會較遜色,不能為全國人民帶來光榮。我們若把所有球星的薪酬與一般平民劃一,能否欣賞到精彩賽事?歐洲福利國家大手抽稅大手開支,人民收入的確更平均,但經濟已沉屙不起,未來二三十年恐怕改變不了局面,將來或要掉入「均貧」而不是「均富」的陷阱中。

羅斯是哲學家,不懂經濟,也不明白平均主義對社會長遠利益的破壞,我不認為平均主義的政策與公義有什麼正面關係。

http://francis-lui.blogspot.com/2011/08/blog-post_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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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1/09/19 in 有關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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