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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s Glocal Chatroom》之一:訪問沈旭暉 國際軟實力:香港的最後出路

《Simon’s Glocal Chatroom》之一:訪問沈旭暉
國際軟實力:香港的最後出路

問: 這個新專欄的構想是什麼?國際研究為什麼在訪問國際友人以外,還要訪問不同香港人?

沈: 我一直希望令國際研究「落地」,而除了那些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其實國際視野在日常生活同樣能體現,更是香港人在目前政治困局下能避免捲入純消耗爭議,而有所突破的途徑。這專欄將會是一系列訪問,對象包括香港各個軟實力範疇的代表人物,或大家想不到有視野的人,或冒起的地方標誌組織或人物,或對香港這國際品牌有研究的學者。從這些訪問,希望讓讀者明白香港一直以來擁有的世界面向,從而更理解和懂得運用香港的軟實力,無論發揮在向北,還是向全世界。

一、軟實力作為弘揚香港這「國際品牌」的最後憑藉

問: 那究竟何謂「軟實力」?這概念似乎很虛,如何可以紮實一點?

沈: 要理解軟實力(Soft Power),則必須先理解「硬實力」(Hard Power),後者並非單指如軍事、經濟實力等,根據這概念原創者Joseph Nye的定義,還泛指通過Coercion方式影響結果的力量。然而,在當今以平衡利益和風險為遊戲規則的國際社會,動不動使用武力未必能收得利益之餘,往往先為自己帶來損害,不切實際。因此,Nye以「軟實力」這詞,涵蓋國家、城市「通過吸引力來實現意願的能力」,其中包括文化、價值觀、意識形態、民意、資訊流通等各方面所散發的影響力。「軟實力」概念中更重要的是,按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Carnes Lord的說法,軟實力超出了政權、政府的管轄範圍,而由民間、私人機構或組織以及廣泛的社會、文化群體所掌握。因此,這是不少討厭捲入狹義香港政治、不希望和北京政權對抗、而又不希望香港喪失自身特色的朋友,能有所發揮的地方。

軟實力到今天愈來愈被重視,也被不少研究量化。例如英國Monocle 雜誌連續五年評估全球各國軟實力,早前推出2014/15 年度排行榜,上榜地方各有獨門的軟實力標記,大抵能讓我們理解軟實力包含哪些方面。譬如阿根廷排30 位,編輯評語就提到球王美斯、教宗方濟各去年成為該國軟實力象徵;韓國被譽為流行文化工廠,排第15;美國則以流行文化、資訊流通、創新科技等成就高踞榜首。而軟實力並非與硬政治毫不相干,Monocle 的評分,就指法國去年揭出黑金政治醜聞而排名下滑;中國雖然上升至第19位,對非洲、南美以至東南亞有龐大的基建投資獲得一定影響力,但礙於中央及香港特區政府對香港雨傘運動的處理手法,亦拖累了軟實力的升幅。

二、城市對城市繞過政治禁忌:Glocal Forum的智慧

問: 那香港作為國際都會,應該怎樣拓展自己的軟實力,而避免觸及政治禁區?

沈: 根據《基本法》,軍事、外交的硬實力手段屬於中央政府,但軟實力的種種中介是香港內部範圍。正如Carnes Lord 提到,軟實力是由下而上、由民間散發的實力,某程度成為對在上者的一種意識形態制衡,用流行的港式說法,就是民間捍衞核心價值,但這種捍衞,並不以任何政治目標為綱;即使對北京弘揚其整體實力,也可能有所幫助。

儘管香港不能參與國防外交,但根據《基本法》,被賦予頗大的涉外關係權,而港人以城市對城市的身份,其實完全能政治正確地拓展國際網絡的。譬如2001年成立的「GlocalForum」,就強調比國家主權次一級的外事活動,主要以城市作為單位,也包括跨國私人企業、國際組織和傳媒等,「Glocal Forum」的最大主旨,正如其名字結合「global」與「local」,將國際資源競爭和協商接地,連結上城市本土的現實需要。他們認為,國際資源的壟斷,不局限於國與國之間的橫向層面,也包括中央主權政府對地方城市需要的忽略。香港是「Glocal Forum」106個城市成員之一,「城市-城市」的國際關係思維,對香港這個特區尤其重要,通過這類參與,香港才能得出一個發揮軟實力的平台。

三、極端愛國、極端本土以外的「第三道路」

問: 近年香港興起「本土運動」,這時候談國際視野,豈非和大趨勢背道而馳?會否參與香港政治?

沈: 在這個二元對立的時代,任何理性方案都會被極親北京的一方視為「破壞國家利益、勾結外國勢力」,也會被極本土的一方視為「投共賣港」,這種層次「討論」毫無價值,花一秒的時間也不值。但在這樣的社會生態,上述層次的論述只是剛開始,恐怕還會折騰十年,所以我經常勸相熟的朋友不要浪費時間,應該另尋自己的路,也可以說是「第三道路」。

其實,什麼是「本土運動」也大可商榷:記得年前曾和吳靄儀律師相叙,她說「本土派」很多枝節不無道理,但弄錯了核心部分,也就是香港的開放和多元性,對此我深深認同。從國際關係、地域處境來思考,香港其實自開埠以來一直是國際都市,香港核心價值從來不是閉關自守;假如本土運動要改變香港這百多年來賴以成功的公式,這是本末倒置的。在這層面而言,無論大家多麼不喜歡梁振英,他鼓勵青年的天地不要局限在這1100平方公里內,抽空而言沒有什麼不對,問題只是如何保持向不同方向開放、而不是單一向北望,以及如何在開放的同時保持內部人民利益和凝聚力而已。強調「中國的香港」並沒有錯,但假如忘記了「世界的香港」這固有的身份,中國得到香港還有什麼用呢?

四、中國與香港的軟實力:習近平vs Frederic Martel

問: 談到「中國的香港」,令人想起近年香港兩極化的現象,對中國不是極度抗拒,就是盲目崇拜。香港軟實力能怎樣紓緩這種矛盾?

沈: 「中國的香港」,無論喜歡與否,或者將來如何發展,都是當下香港的一個主要地位和身份,這是不爭事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等制度理念和價值固然要堅守,但在民間層面,排他地堅持「我是中國人」或「我是香港人」的口號,都似乎無法在「中國─香港」這個處境中得到應有能量。習近平在去年11月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提到,「要提升我國軟實力,講好中國故事,做好對外宣傳」,然而法國社會學家Frédéric Martel 早前來港時,我請過他在中大講guest lecture,他直指「中國的軟實力是失敗的」,因為受負責硬實力的人干預,這代表了相當部分國際學者的觀點。Martel也提到香港要保持軟實力,要堅守五大特質:前四者屬老生常談─自由、保護知識產權、法治、平等,最後一點卻是「一國兩制」中的「兩制」;這裏所指,除了中國和香港體制上的差異,某程度說明了中港兩地兩種行使軟實力的邏輯差異:只要這成功,同樣也是中國的成功,起碼這是我的信念。(預告:下周我們將訪問Frederik Martel)

2001年董建華政府重金打造的飛龍「香港品牌」,在政府換班後似乎少見了,某程度就屬中國軟實力的邏輯,結局也說明由上而下的軟實力製造計劃實在「飛龍在天」─太過離地。相反,「雨傘運動」期間,吸引各國媒體前來考察報道,即使不談政治,諸般小節如「夏愨村」、「彌敦村」的社區運作、街頭藝術、抗戰智慧等,得到不少「外國勢力」媒體的正面評價,認為這是香港軟實力的呈現,其實,也有不少親北京人士私下對這些創意頗為稱道。從前香港讓國際社會留下印象的,大抵都是獨特的街頭小吃、1970至80年代功夫片,或就算是最老土、最具東方主義標籤色彩的維港帆船、人力車伕等等,都是從民間凝聚的「在地」標誌,這才是由下而上。在這種理解之下,「中國─香港」身份認同這場遊戲,可以得出矛盾、衝突以外的關鍵詞;兩者不作劍拔弩張的對立,但彼此清楚各自有不同的軟實力行使方法和邏輯,只要政府有足夠的胸襟。

五、濱下武志、王賡武、丁荷生:昔日香港作為東亞、東南亞的一環

問: 那「世界的香港」又對香港身份認同如何重要?

沈: 我們不應該為「中國的香港」而遺忘或捨棄「世界的香港」這個身份,而且香港本來就是個國際城市,除了老生常談的轉口港、國際金融中心等,就講香港眾多文化產業,譬如電影、電視劇集、流行音樂甚至足球,都曾經在不同年代征服東南亞甚至美加華人社區。只是近十數年來,無論政府政策或經濟,以至文化、日常生活接觸,均過度傾斜向北望神州的一邊,令香港逐漸忘記了原有的國際身份。近年來,上述提到的電影、音樂等均有被台灣、韓國以至星馬泰追過的勢頭。在21世紀現實環境中,亞洲近年也吹區域整合風,促使香港有必要積極面對和處理跟區內其他國家、城市的互動。香港要重拾國際城市這個身份,再次適應和活躍於國際生態,軟實力是重要的裝備和本錢。何況香港通過自身特色衍生的思潮,正逐漸變成一家之言,也是寶貴的軟實力資本,假如因為近年政治生態而不斷自我設限,令思想界變成一個醬缸,那不單是香港的損失、中華文化的損失,也是世界的損失。

事實上,南洋其他地方反而很善用同一身份。例如旅居新加坡的加拿大漢學家丁荷生(Kenneth Dean)曾研究「新加坡《石頭記》:從石碑解讀東南亞華人廟宇跨國網路」,通過廟宇、會館的石碑,研究新加坡早期華人社團如何編織一個跨國海外華人網絡,這網絡不單止新加坡崛起的憑藉,其實也是香港昔日崛起的憑藉。我在新加坡拜訪過前港大校長王賡武多次,他對不同地方華僑、Chinese Diasporas身份認同的研究,結合他在香港的經驗,其實已指點了一條香港的出路,只是我們懶於思考其可行性而已。正如我早前在專欄分享過日本學者濱下武志的《香港大網絡》,談及香港的國際腹地,高瞻遠矚,卻從未得到過香港重視。這網絡今天依然在新加坡被培養發展,但在香港呢?全球化時代理應更緊密溝通,但在不少人眼中,新加坡彷彿只成了一個純粹拿來比較、抽水的對象,卻沒有了人的層面的糾結了。

六、由Global到Glocal:減少依賴政府的國際身份

問: 不少朋友始終覺得國際視野很「離地」,而作為一個普通的香港人,我們可以怎樣理解和實踐這種「世界的」身份,以及發揮個人的軟實力?

沈: 經歷過80、90年代移民潮、回歸前政治恐慌,眼下雖然「五十年不變」之約還未走到一半,但不得不承認太多東西已經正在改變。然而今天我們實在不必把移民看作非黑即白的概念,因為內裏的空間還有很大。我們不應單純推廣Global視野,而必須結合本土的Glocal。在全球化時代,無論身處何方,都能對香港拓展軟實力和維持國際社會的香港品牌有所貢獻。香港人是可以有一些實質的行動,從個人開始重拾「世界的」身份,譬如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可以是留學深造的較佳、且較廉價的選擇,又或者投資台灣經營民宿,積極試試到日、韓尋找工作機會,尤其從事創新科技行業的。再者,軟實力可以是國際交流然後本土發酵的過程。台灣、韓國、新加坡是近年軟實力累積相當快的城市、國家,而他們無論在官方、民間外交也有不比香港少的經驗,即使是身處當地作日常瑣碎的互動,對於香港人如何處理和發揮自己的世界身份,都可以作為借鏡。

七、多種語言的啟發:香港應以成為「亞洲瑞士」為標桿

問: 那香港除了成為什麼「中藥港」、「科技港」,還有沒有其他路徑選擇?

沈: 其實,香港頗有潛質成為「亞洲的瑞士」。瑞士雖算不上是歐洲大國,但它自1815年從未捲入國際戰爭的中立背景,且確實發揮其地理上位處歐洲中部、連結歐洲各國的多元交滙角色,無論從語言、文化以至歐洲、國際事務參與等範疇。瑞士本身就由德、法、意三大語系的文化區組成,也鼓勵國民學習歐洲各國語言,所以國民的流動性極高;而且瑞士在國家與非國家層面的國際舞台都十分活躍,多個國際組織如紅十字會均設總部於當地,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的規模就僅次於美國總部。

香港歷史上作為中國、東亞、東亞南的交接點角色。現時不少富豪、商人,早年就從中國經香港下南洋做生意發迹,中國改革開放後亦回頭循香港進入大陸;文化方面,邵氏以香港作為基地,輸出大量充滿中國民族情懷的國語古裝片、武俠片,也在東南亞取得文化、民族情感上的成功。香港的泛中國身份認同,跟東南亞華人社區其實有着相當共通的情懷。可惜香港兩文三語政策並不太成功,甚至有學者主張廢除英語的官方地位,這樣下去,從前的英語優勢不復存在,普通話又一定不及內地人,同時又沒有機制積極向全球推廣嶺南文化,數十年後,情況不堪設想。事實上,香港依然有潛力更新自己的區域樞紐地位,即使日常小節,譬如身邊不少日以繼夜「煲」日劇、韓劇而被視為師奶、港女的,這些語言能力隨時成為支撐香港新一代軟實力的秘密武器。假如香港下一代在兩文三語以外都懂得日語或韓語【圖】,在地區遊走的能力和不可取代性都會大得多,走瑞士的路也會容易得多。

八、香港、台灣、新加坡、日本、韓國:21世紀的「第三大國際文化板塊」

問: 今天接觸到國際社會的就容易被說成「勾結外國勢力」,如何能夠突破?

沈: 這種文革式上綱上線,只會將國際的香港帶去末日,但中美角力畢竟是客觀存在,我們也不能視若無睹。只要將視野拉闊一點,當今中國和美國代表着兩股文化及意識形態,壁壘分明,但在中美文化之間,特別是在東亞地區,台灣、新加坡、日本、韓國等地扮演着調和性質的第三股文化勢力,我稱之為「21世紀的第三大國際文化板塊」。這自然是籠統地將她們合稱為中、美以外的第三文化,她們各自獨特的軟實力,足以跟兩股大勢力作競爭、協商,這是我近年不斷在日本、台灣、新加坡等地交流,希望建立一些網絡和合作之故。而我們不能忽略香港本身,其實絕對有足夠的軟實力,作為上述第三文化中的其中一股勢力,突出香港的國際、特別是亞洲身份,和捍衞本土身份、中國身份都沒有衝突。希望在這個每周一次的訪問欄目,能給我們更多think out of the box的思想衝擊,讓我們多明白香港與國際社會的互動模式,才可以在不同崗位為香港做應該做的事。

答:沈旭暉
問:梁振嶽

沈旭暉 信報財經新聞 2015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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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5/01/31 in 有關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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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催淚彈-國際標準與香港之謎

2014年10月3日 信報

催淚彈:國際標準與香港之謎

在過去一週,我身在法國,不少朋友以當事人身份,傳來香港政府以催淚彈處理和平群眾的照片時,我完全震驚,這裡的法國朋友也是因為這原因,忽然天天關注香港。我問法國的外交、學術、傳媒界:貴國示威文化源遠流長,民眾勇武無比,對催淚彈見怪不怪,何以如此關心?於是,他們和我分享了法國使用催淚彈的國情和實例,我再找回香港政府的說法,心靈越難平靜。

法國對使用催淚彈有話語權,因為法國是最早在警察執勤引入催淚彈的國家之一,其時在一百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使用催淚彈的前提,就是要民眾知道這是化學武器,對身體可能有害,從而達到一定阻嚇作用,所以任何負責任的政府,都不可能輕易使用。香港行政會議成員說催淚彈「沒有後遺症」,對這說法,我沒有權威解答,但大家可參看10月2日明報對美國杜克大學教授、催淚彈專家Sven-Eric Jordt的訪問,他透露「香港警方使用的CS型(學名為磷——氯代苯亞甲基丙二腈)催淚彈可能引起化學性皮膚灼傷,要數星期才痊癒,反覆被射中更會引發嚴重併發症」,「患哮喘、肺病的人及吸煙者,均是受到催淚彈傷害的高危人群,而在封閉空間使用催淚彈更會致死,例如2013年埃及抗議活動中,首都開羅警方曾向囚犯卡車投擲催淚彈,導致超過30人死亡」,而且香港人口稠密,他擔心「使用催淚彈會造成大範圍的健康不良影響」。

那使用催淚彈有沒有國際標準,還是又有一套「中國模式」?各國警方內部守則都不同,但基本原則只有一點:對和平示威群眾不使用催淚彈,對應付不了的暴力衝擊才使用。在國際新聞,和催淚彈同時出現的名詞往往是「燃燒彈」,或最低限度會有集體破壞行為,催淚彈才是符合比例的武力。以法國為例,2008年學生考試後上街慶祝,最後演變成鬧事,數百人打破商店橱窗、搶掠貨物,破壞了12家商店,群眾最後投擲瓶罐攻擊警察,開始焚燒樹木和垃圾筒時,警察才用催淚彈。同年有法國師生抗議職位被削,學生集體向警投發玻璃樽和石塊展開進攻,警察也是那一刻用催淚彈。2012年法國環保人士雲集,抗議在濕地公園興建新機場,警察也用了催淚彈,之前示威群眾集體投擲石塊、烟花、燃燒瓶。香港示威者有沒有如此勇武?有沒有武力衝擊?全球看直播的人,自有公論。

對和平示威不想其他辦法解決,卻使用催淚彈,說這是「最低武力」,就是不談道德層面,技術層面也是奇怪。為甚麼在國際社會,群眾暴力必須是使用催淚彈前提?因為那樣催淚彈才奏效。通常示威倫理是,有群眾發動武力進攻,例如擲燃燒瓶,警察正常裝備應付不了,發催淚彈,為的是在對方痛楚時將之拘捕,然後其他沒有使用武力的群眾就散去,畢竟被控襲擊屬於不同罪名。在香港,由於群眾沒有使用武力,警方使用催淚彈後,也沒有特別值得拘捕的對象,群眾忍受了一刻,卻自然沒有散去的意欲。而且,當日現場警方用了一個標語,警告「再不離開就開槍」,那是使用「警告使用催淚彈」的標語背面。外國媒體紛紛以「下一個天安門?」為題報道香港,這牌子居功至偉。難怪有在現場的朋友說,實在不知道是希望清場,還是挑釁。

「催淚彈之變」,是管治意識形態的根本改變。此事不解,沒有人心安。當天親受催淚彈影響的學生,應該保留一切證據,記下自己當天被催淚彈處理前後的經歷,乃至結集以不同語言出版,把「使用催淚彈比其他清場方法人道」、「這是處理群眾運動的最低武力」等官方論述放在附錄,歷史,會有最公正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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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10/03 in 有關情理, 有關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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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天悟:「你懂的」,香港不要懂!

2012年7月30日 信報

本月21日,暴雨把北京變成水都,京城豆腐渣防汛系統完全沖毀,官員第一時間不是忙於搜救災民,而是加強力度維穩。

網上流傳一幅截圖,搜狗CEO王小川在新浪微博貼文:「今晚得知了北京大雨死亡的人數,震驚,10秒鐘說不出話來了,超出我任何理性、感性、認知、想像。政府過兩日會公布數據,我無膽說出來。就一場大雨,還是在首都。這個苦難的民族。」

這條微博不久便給人刪除,死亡人數則由「進步、無私、團結」見稱的執政黨隱去。

水災傷亡不准提

四天後,北京防汛抗旱指揮部召開通報會,滙報水災最新情況,說完受災人口和經濟損失就想走;現場記者群情洶湧齊喊:「死亡人數呢?」但主持人堅持宣布通報會結束,叫發言者退場。

民間不滿情緒升溫,官方其後聲稱截至本月26日,水災死亡人數升至七十七人,但誰會相信呢?民間流傳死者最少數百——因為暴雨時正值周末,很多人窩在環境惡劣的地下房,洪水淹至無處逃生,沒有戶籍的城外人更不計其數,甚至沒人代報失蹤。這種慘事竟發生四年前舉辦奧運會的首都大城,怎不教人目瞪口呆?

水災的死亡真相已變成不能觸及的國家機密,內地媒體人張悅認為官方不許提,原因只有一個:數字超出想像!因此才會把宣傳報道的規格,搞得跟2008年汶川大地震一致,即是要彰顯救災的人性光輝。

到了24日,香港深夜掛起八號以至十號風球,事後內地媒體花特大篇幅報道——《最強颱風襲港無一人死亡繁榮依舊》,內容大概說香港受到十級颱風蹂躪,但市民在颱風過後陸續上班,政府部門緊守崗位,生活如常。報道得到大量網民引用,結尾經常加上一句:「你懂的。」

心領神會的中國人民總能從中讀懂一些訊息。依據慣例,沒有人死不會是新聞,怎麼還成為標題呢?因為這邊廂颶風之下無人亡,下一個問題就是,那邊廂大雨淹死多少人?不許光明正大報道,就只好打出一個又一個「你懂的」的擦邊球,在神州之下,懂得的人還真不少,那是謊言社會的無聲吶喊,受同一種國民教育長大的人,有心的就會聽懂。

記者採訪須撤稿

勇敢的內地媒體不斷挑戰官方底線,傳媒人龔曉躍本月26日在微博說:「《南方周末》八個版在付印前被撤,主管社委苦求未果。北方派過來的大腿和南方某些有抱大腿惡習的細胳膊,你們怎麼那麼不要臉,我們怎麼這麼容易被欺負?」雖然博文迅速被刪掉,但已在網上廣傳。

《南方周末》經濟版記者張育群也發出博文說:「七個同事,在北京跑了超過二千公里,採訪了二十四個死難者家屬,昨天寫完稿就趴床上睡覺了,早上醒來看到消息,只想說二千遍,草尼馬(即粗口諧音)。」除了《南周》外,《新京報》有關水災的新聞也要全部撤稿件,變成整版勸捐的天窗式廣告,為什麼那些深度報道的版面都被撤掉?你懂的。

今年香港書展的「名作家講座」,請來內地作家慕容雪村演講,約四十分鐘的演辭沒有激昂的語調,他說講稿早就寫完了,原本較適合在內地演講,但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在內地很難找到講台,只好在香港發表。講稿全長八千多字,標題是《如秋水長天》,若演化成課本,大約是二十課,讀完就頂得上整個中小學的國民教育科了。

慕容雪村說:

不要臉的政府統治下,「負面新聞」往往被屏蔽、被遮掩,但事實上,「負面新聞」這個詞本身就有問題,把壞事說出來,本身並非壞事……。經驗證明,人們從「負面新聞」中學到得更多。看三十年《新聞聯播》,也未必能夠學到什麼有用的知識,除了知道毛澤東思想可以指導殺豬;而一個小悅悅事件,就能讓人明白父母的責任和路人之所應為……。如果你要做一個真正的愛國者,那麼不僅要愛國家的光榮,也要愛國家的苦難。

如果你的工作與教育、宣傳和意識形態有關,那你要清楚,你所影響的不是一人兩人,而是千人萬人。幾個世紀以來,人類社會有一個共識:讓孩子遠離毒品。事實上,那些精神上的毒品——謊言、謬論、仇恨教育、反人類的宣傳——同樣危險,甚至更加危險,即使做不到全面禁絕,至少也要讓孩子遠離毒品。如果你是記者,就不應該參與造假;如果你是教師,就不應該販毒;如果你是學者,就應該堅持真理、拒絕謊言;如果你是作家,就不該睜着眼說瞎話。這不是最高的要求,相反,是最低的。

高層眼中無讀者

看了以上兩段說話,本港媒體人都明白為什麼這篇講稿在內地不能說,因為愈不要臉的政府愈要臉子,令政府蒙羞的負面新聞當然不能報道。與民眾處於互不信任的狀態,動輒就是成千上萬的人包圍政府部門,實行以暴易暴的原始抗爭,陷入愈維穩愈不穩的輪迴狀況。

近日香港高唱反對洗腦國民教育科的聲音,慕容雪村去年探訪陳光誠時曾遭毆打,他表示:「在中國大陸生活有一個明顯的好處,就是可以隨時分清理論和現實。」香港若推行國民教育科,幸運的會有一批「分清理論和現實」的國民,不幸的話會教出一批理論和現實不分的愚民。

安裕先生昨天在《明報》發表〈覺醒〉一文,談及「美國英國都有國民教育,為什麼香港不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很簡單,美國英國學生在校裏學到的是公民教育,走出校門就可以實踐,就可以活生生的看到。」而身為中國國民,誰都明白課本上的無私執政黨只存在夢幻年代,現實是無官不貪,無權不濫。

內地媒體不斷發出「你懂的」訊息,香港媒體人也愈來愈看得懂,而且有一種「今日吾軀歸故土,他朝君體也相同」的共鳴感。皆因香港媒體的高層愈來愈懂得玩把戲,以資源有限、年輕化、機構轉型等等各種「理由」,把不肯「緊跟機構路線、不聽上層指令」的記者撤掉,行內有個打趣說法:「不撤稿,就撤人」。

內地媒體都由黨控制,高層就是黨員,自由撰稿人彭曉芸說:「現在紙媒的管理者,不是媒體人,他們是官僚,官僚的眼裏,沒有新聞也沒有讀者;只有,上面。」香港的媒體也有很多官僚式管理層,他們眼中也只有「上面」,也許是政治集團,也許是大老闆背後的利益集團,總之就沒有讀者或觀眾。那些高層冷對外界批評,當臉子也不要,公信力算老幾?

凡此種種,預示了香港新聞自由倒退的悲哀,香港人實在不想懂,也不希望去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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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2/07/30 in 有關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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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天悟:那不只是「付足費用」的問題

2012年2月27日 信報

身為一個「香港仔」,特首曾蔭權一定知道泰昌餅家。泰昌原是中環擺花街的小餅店,因末代港督彭定康巡區到來吃蛋撻而「一吃成名」,市民還暱稱為「肥彭蛋撻」。當時沒有人會質疑彭督是否收了利益而選去泰昌餅家,也無人追問他有沒有付款,因為公眾相信當中不涉任何互換條件。

後來泰昌因業主加租一倍須關門停業。消息傳出後,港人蜂擁前去光顧,連日來佔據港聞版重要位置。數月後,泰昌獲得支持而重開,後來還增設分店,其中2005年在旺角新世紀廣場開分店時,更邀得彭定康親身到場;兩年後餅店有大型飲食集團收購,前途和錢途都很亮麗。

攀附權貴 得益不淺

至於特首曾蔭權,記者多年來已知他每次落區前均會派員探路,預先選定光顧的店舖,安排了細節才到場。數年前他與夫人鮑笑薇巡視深水埗區,特意到福榮街的「維記咖啡粉麵店」吃豬膶麵,店方隨即把有關相片放大,貼到門前成為「生招牌」。一幀相片令麵店聲名遠播,街坊稱為「曾蔭權食過的豬膶麵」,內地旅遊雜誌和網站更列為重點推介食肆之一,每逢假日都大排長龍。

不厭其煩地描述泰昌和維記的際遇,旨在說明特首的身份有價,而所謂利益輸送或官商勾結可以是無形的,因為只要特首大駕光顧,已經是給予莫大利益;正如《東方日報》赴澳門採訪,見到當地多間食肆都貼出曾蔭權夫婦光顧後的合照,大收宣傳之效。

小如食肆都因特首光顧而獲得有形利益,何況是成為特首的「深交」呢?華人社會最愛攀關係,許多人千方百計想跟權貴政要做好朋友,若能建立緊密聯絡渠道當然得益匪淺,否則只是一同出席活動,拍個照也不錯,適當時候可大加利用。

正因如此,生意人都渴望跟政界要員交朋友,私人飛機或遊艇當然任坐,若能與國家領導人在重要場合來個合照,照片中雙方緊緊握手或笑容滿面,更可為營商的本錢大增值;若在私人場合親近親近,更可證明雙方關係匪淺。不少人就是利用這些照片或所謂友好關係,向外吹噓在政府中有人脈,因而獲得不少甜頭。

「江湖」春茗 應該避席

特首身份有價,故更加須要廉潔自重,必須避免收受利益之嫌,亦不可以與富貴商人走得太近。身為中共信任、又自稱是「政治家」的曾蔭權,沒理由不懂這個基本常識。

曾蔭權陷入「款待門」,始於《東方日報》上周一報道曾氏夫婦赴澳,期間參加一個團體舉行的春茗,地點位於澳門賭廳場所,出席者包括三山五嶽的江湖人物,曾氏被記者追訪後才匆忙離場;該報翌日再獨家報道,指曾氏夫婦在富豪私人遊艇上過夜,並接受奢華款待,事件令市民譁然。

曾蔭權當天早上先致電香港電台解畫,然後再接受無綫新聞部訪問,自爆曾四度乘坐商人的私人遊艇和飛機,其中兩次乘私人遊艇赴澳門,另外兩次則乘私人飛機往布吉和日本,所有行程均有付費,但只付一般郵輪或飛機票的價錢。他強調已按機制辦事,覺得很公道,最重要是沒有佔人便宜,亦沒有利益衝突,於心無愧,對於誠信受質疑感到傷心。

曾蔭權表示,朋友相聚只是「家常便話」,沒有提及前特首董建華,而朋友關係不會影響他對公務的決定。他聲稱卸任後對政治沒有野心,已在深圳福田東海花園租樓,打算退休後短住。

曾蔭權說得理直氣壯,但傳媒繼續窮追猛打,揭發特首租下的「曾大屋」,原來是東海花園君豪閣的頂樓複式戶,身價達半億元人民幣,內裏設有露天花園和錦鯉池,用料極盡奢華,裝修費貴過三年租金,業主分明做蝕本生意。

屋苑發展商黃楚標是香港數碼廣播的主要股東,外界質疑筍盤是否涉及延後利益,政黨更向廉署舉報,要求介入調查。黃其後向傳媒聲稱,誰人租住都要裝修,強調是以市價把單位租予特首,卻拒絕透露金額。他補充說,特首租住可產生「名人效應」,令單位更易租出;換言之,那份租約的確有無形利益。現在傳媒和立法會議員主要追問「特首有沒有付足費用」。但事件之所以涉及特首誠信、有沒有貪污或官商勾結,更深層次在於「為什麼要接受富豪款待」。

非撿便宜 而是送利

特首不是誰都能埋身,若能成功款待他,而那種關係竟是親密到同乘私人遊艇或私人飛機出遊,在「與世隔絕」的環境下度過數天,就算每次均付足所有費用,或者如他所說「依足機制辦事」,但獲得那種關係的商家,其無形利益將遠超成本價,款待者才是最終得益。因此,若說利益輸送,特首不是撿便宜者,反而是送利者。

若同樣事件發生在一個民主國家,政府最高長官屢次接受富商款待,然後又以「超筍價」租樓,可不是一句「問心無愧」就可以了事。

剛放棄「香港人」身份的台灣著名文化人龍應台女士,2003年卸任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長後,在《遠見雜誌》寫了一篇長文〈當權力在手〉,文中提及她當官時許多活動都有商業贊助,其中一次是世界知名的運動鞋廠捐八百對跑鞋;事後經理說如她帶孩子來買鞋,會打半價。

龍應台準備帶在德國長大、當時十三歲的兒子前去買鞋。誰料孩子說:「你要知道喔,你去買就是腐敗。」孩子解釋經理的半價優待是來自與政府活動的合作,由政府行為所衍生出來的優惠,就不應該由她個人來接受,接受了,就是公器私用,就是腐敗。

龍應台登時張口結舌,探究為什麼兒子懂得這種價值判斷,兒子反問一句:「吉斯是怎麼下台的?」吉斯是德國民主社會主義黨(Party of Democratic Socialism)的主席,因為他把公務飛行所累積的里數用來換取機票作私人度假用途,結果須要下台。

若以同樣標準看待,曾蔭權還能問心無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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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2/02/27 in 有關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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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看好黃金拒領車牌,濟世為懷絕少捐款

2011年10月11日 信報

一、

十月五日,喬布斯(Steve Jobs, 1955-2011)病逝,轉眼一周、筆者是「電腦盲」,更不是什麼「果粉」(蘋果粉絲),然而,這數天來還讀了不少—當然不可能是大部分—有關喬布斯與蘋果的文章;作為電腦門外漢,筆者以為《時代周刊》及時推出由其前老總艾息遜(W. Isaacson)執筆的六頁特稿最有可觀;艾息遜為喬布斯「官式」傳記作者,該書因傳主棄世將提前於本月二十四日發行。另一篇「果粉」不應錯過的好文章是史密遜學社(Smithsonian.com)的〈喬布斯:偉大藝術家〉,不從發明家、企業家、推銷員的角度入手,令人對喬布斯有更全面的認識。

在鋪天蓋地的懷念、讚美聲中,筆者認為形容喬布斯為當代發明活字印刷的古騰堡(J. Gutenberg, 1398-1468),是最為恰當的評語。和古騰堡的印刷術一樣,喬布斯的發明開啟了知識傳播的新紀元。古騰堡之後,民智大開;現代資訊秒傳千里無遠弗屆深入民間以至無處不在,則由喬布斯啟其端!正因為如此,不少論者指出他的貢獻,比IBM的屈臣(T. Watson, 1874-1956)和微軟的蓋茨(B. Gates, 1955-)更大!

喬布斯所以全球擁戴,筆者打個切合香港現實的比喻,他是個成功的物業發展商,唯其興建的不是一般受薪階級望亦不敢望的世界級豪宅,而是大部分中產階級都能負擔得起的住宅,這類住宅不僅價格貼近人民的平均收入,而且盡善盡美、設備齊全,滿足了消費者想像得出的需求,而繼續推出的住宅無論在結構上配件上休閒空間上均勝從前,惟價格則不升反跌(在科技產品市場沒有通貨膨脹這回事),由是大受市場歡迎,這位發展商亦因此成為用家偶像。

二、

蘋果產品的售價極具市場競爭力,若干論者遂在蘋果—喬布斯與發展中國家的血汗工廠之間加上等號,去周六本報「獨眼新聞」引述一項調查,指「蘋果多家內地代工廠一直嚴重侵犯勞工權益」(蘋果獨佔個別產品六成〔百分之六十!〕利潤代工廠只分得百分之一利潤)。代工廠利潤微薄是眾所周知事實,惟與蘋果似無直接關係,因為以蘋果的i系列產品(i-Products)為例,其零件(microprocessors,微處理機)無一由其設計或製造,而是分由三星、Wolfson、松下及Infineon等公司供應(較早前的Apple II電腦亦如此),這等於說蘋果以「平靚正」的標準從市場採購這些零件。發展中國家以創造就業為目的而展開割喉式競爭,造就了蘋果產品功能廣泛、使用方便且售價持續下降(相對功能的提升而言)的優勢。血汗工廠的確存在,只是「罪」不在蘋果更與喬布斯本人無涉。至於血汗工廠對一國經濟以至勞苦大眾的利弊,是從上世紀初期英國費邊(Fabian)社開始便爭論不休,可惜迄今仍無定論—血汗工廠的工人不是「人」,值得同情,但事實是他們吃得飽穿着暖且有瓦遮頭,如果沒有血汗工廠,這些人便是失業大軍的一員,可能流離失所、飢寒交迫甚至倒斃街頭……。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應「干預市場」,比如制定「最低工資」及諸種勞工福利(派發成本昂貴的「免費午餐」在所難免)。但所有種種,應以不會扼殺工商界的投資意欲為最高原則。

三、

和他的同齡人蓋茨不同,喬布斯對慈善性捐款,向來不大熱衷,可是,米賽斯學社網站(blog.mises.org)稱他為「世上最偉大的Philanthropist」,原因是喬布斯全神貫注、專心致志於把產品做到最好、取價最合理,令全人類受益匪淺;即使他沒有「炫耀性地捐款」,亦無損其「偉大」。

這裏岔開一筆,說點題外卻與文旨相關的事。幾乎所有的英漢字典都把Charity和Philanthropy譯為慈善事業,唯原文此兩字頗有分別,前者源自拉丁—古法文—古英文,有「基督徒愛世人」之意;後者源自希臘文,意為「愛世人」。一個有神一個無神,這兩個「同義字」真不知應怎樣譯才恰可了。以筆者的認知,Charity是有目的有對象如賑災如扶貧的慈善活動;Philanthropy的動機是「造福人群」,比較抽象,即以平常心達到普濟世人的目的。當然,兩者都有「慈善心」,只是前者顯露耀眼後者比較內斂而已。

無論如何,喬布斯不是俗世眼光的「慈善家」,他以產品而非捐款「愛世人」,因此遭以炫耀性捐款為樂事的「慈善家」尤其是慈善事業「寄生組織」(統籌慈善事業是「大工業」)的冷嘲熱諷;然而,他不僅不為所動,於重奪蘋果控制權後,還索性取消蘋果及他離開蘋果後創辦三數家公司的慈善部門。

喬布斯為何這樣不從俗做善長仁翁,可能他的傳記會闡明;不過,筆者猜度這與他不信任「建制」有關。另一方面,美國慈善事業若以援助第三世界國家為對象(如蓋茨如端納),則有剝奪本國人民福祉之嫌,以慈善捐款可以扣稅,等於慈善捐款愈多政府稅入愈少,令政府只能在增加財赤或削減福利開支間作選擇,結果不利總體經濟且分薄窮困階級的福利。特立獨行的喬布斯有此種考量而不捐款,不足為奇。不作捐款之外,喬布斯對游說費的控制亦十分嚴格,而且是「無寶不落」,今年第一季,蘋果用於游說的資金五十六萬美元,不及谷歌及微軟的三分之一;蘋果大破慳囊的目的在使眾議院通過法案「保障蘋果合法地運送一種可能被定性為危險品而禁止運送的電池(Lithium batteries)」。

四、

喬布斯精於行銷之術,且善與傳媒打交道,一九七○年起在《華爾街日報》任職、現為該報個人科技專欄作者的莫思伯(W. Mossberg)在allthingsd.com寫〈我所知道的喬布斯〉,有不少「內幕」。其一指九七年喬布斯「回朝」後,每個周末都打電話給他,和他詳談蘋果新產品,這是作者從事新聞工作數十年未遇的「禮遇」,喬布斯如此「不恥下問」,目的彰彰明甚;其一是指喬布斯二○○九年「換肝」後他們在公園散步,喬布斯雖處復元期,仍堅持走完「全程」。喬布斯長年為惡疾所病,這令其忘我工作的精神,愈令人起敬。

喬布斯少為人知的身份是「金甲蟲元祖」(Orginal Gold bug),早在一九七九年,他便建議他任信託人的Grinnell書院購進黃金以實校產,這家以創辦人為名成立於一八四六年的艾俄華州名校,現有校產近十三億美元,未知與一早購金是否有關。喬布斯看好黃金,與他不信任「建制」進而賤視其所印的鈔票不無關係;他對「建制」的輕蔑態度,還表現在他從未為座駕領車牌上(相信他有駕駛執照吧),喬布斯的平治(2007 Merceder-Benz Sl55 AMG)不掛車牌,真是咄咄怪事;報道此事的EconomicPolicyjournal.com對喬布斯不領車牌的心理作了近十項揣測,惟只有看不起政府避免與官方有接觸之說較具說服力(有關「無牌汽車」種切,有興趣者還可上www.iphonesavior.com看個真章)。喬布斯的車沒有車牌,並非一時之象,而是「向來沒有」;該作者為此去交通部門查紀錄,未見喬布斯名下有汽車登記當然因此未見他被罰款(據加州法例,駕無牌車每次罰款二百五十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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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1/10/11 in 有關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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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天悟:偵查報道是一齣大片

2011年9月26日 信報

《爽報》出版了!上周面世以來,每天都觸動行家的神經,其對手更緊盯內容,不斷發重炮指這份免費報「荼毒青少年」,重點報道團體抗議、撕報紙及學校發出「報禁」的消息,而該報首兩天連載陶傑的小說,已被淫褻物品審裁處暫定為第II 類物品,即屬不雅物品,不可向十八歲以下人士發布,而且必須密封包裝及附有法定警告字眼。

當外界以「全城震怒」、「家長憂心」、「學校討伐」的字眼套在《爽報》頭上,員工憂心的不是外憂,而是老闆表示不滿的內患。據悉從籌備到出版,該報每天都在改版,老闆黎智英經常親自指導,而《蘋果日報》新任總編輯張劍虹,日前更被指派兼任《爽報》總編輯,相信未來會有翻天覆地的改變,毋須急於把這份面世僅五天的免費報定型。

脈絡上有起承轉合

張劍虹綽號「沙膽虹」,曾任壹傳媒行政總裁,其後離職,至去年中重返《壹週刊》擔任內容顧問,今年四月一日調任《蘋果日報》當總編輯,該報自今年起報道風格有明顯轉變,銳意加強專題報道,政治新聞靠邊站。至於兩份報紙風格會否「歸一」,且拭目以待。

一份報紙的成與敗,是由讀者和廣告商集體投票去決定,而新聞工作者的責任是做好報道,對於免費報日漸盛行,有傳媒學者認為會扼殺了收費報的生存空間,令到新聞報道流於膚淺,更指「一宗偵查報道,至少要數千字才能說明事情始末」,但免費報沒有那種篇幅。然而,黎智英則反駁,指全新的多媒體報紙平台有聲有畫,簡單內容已可令讀者得到詳盡資訊,那是表達手法的問題, 「唔一定寫到五、六千字先明白」。(九月二十日《蘋果日報》)

目前本地兩大報紙集團都會在網站加設新聞片,短則數十秒,長則三數分鐘,而大稿最多約一千字。反觀免費報的頭條新聞則只有四、五百字,到底詳盡的偵查報道,是否可在三數百字,或者兩三分鐘的影片裏把內容說盡呢?一位曾在雜誌社專題組工作多年的前輩,說出一個精警的比喻: 「史提芬史匹堡執導的經典名片《舒特拉的名單》,能否變成兩分鐘的影片?答案是可以。但會否感動至此?能否讓人看清整個故事的來龍去脈?史匹堡導演最終以一百九十五分鐘去回答這個問題。」那位前輩同時是電影迷,常常用電影比喻新聞報道,妙絕的說法是: 「沒大新聞的日子,爛片都可以上封面,因為始終都要出版。」但面對嚴謹題材的偵查報道,他坦言不可能用數百字就寫完, 「偵查報道如寫劇本,要鋪排出完整故事,脈絡上有起承轉合,難道每一個步驟只寫一百字?連最表面的內容都交代不了。以雜誌來說,一般報道短則是二、三千字,長則超過五千字,十版八版是最低消費,我處理過的故事,最長是十八版」。

前輩指出,偵查報道耗費極多人力物力,動輒超過一個月才完成一篇報道,當中必定要有特別的訊息(message)存在,例如踢爆毒奶粉事件,不能僅僅指出有某種現象,還要探討當中的前因後果,例如存在集團歛財手法、生產過程涉及貪污造假、受毒奶粉禍連的嬰兒苦況、如何追討及補救等等,報道出街前後是要有全盤計劃,而「贏頭輸尾」更是偵查報道的兵家大忌,因為顯示採訪團隊不夠精進全面。「偵查報道是一齣大片,不一定要拍到三小時那麼長,但絕不可能短到只有兩三分鐘,那只夠出一條trailers(電影預告),或者看來很精采,但只能說是斷章取義」。

港產片是怎樣死的

因為版面所限,報章的偵查報道的篇幅遠較雜誌少,而且傾向把新聞元素分割成不同副稿,讓讀者易於閱讀,有需要時更會推出系列報道,單是主稿已動輒超過一千字,合計起來一篇報道也有二、三千字。當免費報紙只能取其兩至三成字數,再配上一兩張圖片去呈現一篇報道,真的能取其精華,還是剩下浮誇的外殼?看來傳媒學者憂心處,自有其道理。

事實上,每個記者都想成為「大片」導演,但問題是偵查線索可遇不可求,許多時候更會徒勞無功。在巧婦難為無米炊情況下,目前報章充斥了不少連四百字、三分鐘都不值的爛報道,但為了迎合讀者或網民,只要能套上「網民鬧熱」、「美少女」、「小學雞」、「中學鴨」、「全城熱話」等等字眼,就可以把篇幅無限擴大,譁眾取寵也在所不惜。當讀者一再受騙,神經變得盲目了,就會像香港影迷被粗製濫造的港產片騙得大多,最終拒絕入場,只會把錢送給荷里活的大片。

各位報館老總,你們知道港產片是點死的嗎?簡單的答案毋須四百字:一是自己不爭氣,拍片濫而粗;二是眾多電影人熱切迎合內地市場,放棄了本土特色。講完。

咸故vs甜故

《爽報》連載了陶傑撰寫的小說,以大學生的性生活為主軸,內容亦提及大學生示威被禁錮的情節。有人說這是「甜故」,即網民對有成人題材故事的專稱,翻查網絡流傳的解釋,指甜故是「咸濕故仔」。

對於「咸變甜」的說法,很久之前聽過一位博學前輩說過,那其實是忌諱的轉音,正如沒人居住的房屋應叫「空宅」,但因與「凶宅」同音不吉利,所以被稱為「吉宅」;而性慾橫流的「咸故」不宜在大眾面前提及,便改稱為「甜故」,此稱謂其實早已有之。一些副刊或娛樂版記者,近年經常被上司要求報道時要「加甜」,即是要「耍點鹽花」增多花邊枝節,但有時鹽分太多就變得難入口,高檔的色情和低俗的色情只是一線之差,如何控制火候,實在是一門高深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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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1/09/26 in 有關情理, 有關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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