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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不要踩在法院肩上

2014年11月18日 蘋果日報

在港大法律學院舉辦「雨傘運動與法治」論壇上,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列顯倫認為法庭向旺角佔領區頒發禁制令是一個極之奇怪的判令。其中一點是整件事是涉及公共秩序,要處理由佔路而造成的公共滋擾,理應由律政司代表公共利益向法庭申請禁制令,但現在卻由兩個私人團體(的士商會和小巴商會)向法庭提出申請。

當然我們沒有證據證明由兩個商會向法庭申請禁制令是由特區政府促成,但至少可以肯定是因為律政司並沒有直接提出申請,才導致由兩個商會去提出申請。律政司在兩個商會提出申請時,也沒有主動介入。因此我們可以肯定說,特區政府在整件事中,本應是主導的角色,現反好像成為了配角。在私人團體從法庭取得判令,而執達吏又執行不到法庭判令後,特區政府下的律政司及警方,竟變成了只是協助法庭執行判令的助手而已。

法官在禁制令中說明,若執達吏執行禁制令遇到阻撓,可以尋求警方協助拘捕有關人士,並盡快把該等人士帶到法庭處理。但法官在判詞中是確認其實警方是有足夠權力去處理相關情況的,禁制令並沒有額外賦予警方更大的權力。既然特區政府根本已擁有足夠的權力處理佔路的情況,那為何遲遲不採取行動呢?為何現在竟淪落至在民事訴訟中協助私人團體去執行法庭的判令呢?就算要用民事訴訟去取得法庭的禁制令,也理應由律政司去做,但現在特區政府竟連在民事訴訟中直接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的勇氣也沒有!但更奇怪的是,警務處處長竟會主動公開說要全力協助民事訴訟勝訴的一方去達成其民事的訴求!警務處處長竟甘於讓香港警隊去做別人的助手!我相信這在香港的民事訴訟史中是從沒發生過的「奇事」!

為何特區政府淪落至要這樣做呢?為何特區政府要依靠私人團體透過民事程序向法院申請禁制令,用協助執達吏執行禁制令的方法才有膽去清場呢?其實這正反映了特區政府自覺心虛,知道特區政府現在根本沒有甚麼認受權威,暴力清場必會引來更大的社會反彈,即使能趕走一些佔領者,但大量市民很大可能會出來反包圍警方,結果還是不能清場。

心知自己缺乏足夠認受權威去直接清場,特區政府惟有出此下策,由私人團體出面提出民事訴訟,以民事訴訟去處理本屬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問題,讓法庭頒出民事的禁制令。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本屬特區政府下律政司的職權及職責範圍之內,現在這樣做,可避過由律政司直接提出申請,免卻引起不必要的社會反彈,刺激更大的抗爭情緒。

但更重要的卸責招數就是警方明明有足夠權力清場,也要由法庭去頒令要求佔領者離場。特區政府事前必知道,法庭在訴訟中只能按現行的法律審判案件,是不可能也不會處理得到引爆佔領行動背後有關民主普選的政治及法律公義的爭議。明知法院在香港法治制度下的局限,特區政府、律政司及警方就充份利用這法治漏洞,恬不知恥地讓法庭去做醜人,利用法院在公眾享有遠較特區政府為高的認受權威,以配合法院為名,去達到其清場目的。

特區政府完全罔顧這樣做,實是把法院的認受權威在法院不情願下押上了。在香港現在那麼特別的處境下,這樣做必會削弱公眾對法院的認受權威。特區政府為了清場,不擇手段,不惜付上任何代價,連法院的認受權威也不放過,不能不令人心寒。

特區政府這樣的無良手段能否成功清場,仍難預料得到。但可以肯定去說,一個政府以其公權力去漠視公民要求法律須保障公民基本政治權利的公義及合理訴求,甚至用盡一切手段,不惜犧牲獨立法院的認受權威以達其政治目的,其不尊重法治及破壞法治的程度,相比那些在特定情況下及在特定條件下迫於無奈地不遵從法庭禁制令的小市民來說,必是遠大得多。

梁振英特首、袁國強司長、曾偉雄處長,若你們要清場,請不要躲在禁制令背後!不要踩在法院肩上!請你們堂堂正正,用法律已賦予你們的公權力去清場好了!

戴耀廷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佔中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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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11/18 in 有關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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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我要當個「大多數」(幸運的大多數二之二)

2014年11月16日 蘋果日報

真是太巧,同樣一番話,十天之內竟然聽過兩回。第一回,是朋友轉述,說內地一位媒體人和他在社交媒體激辯關於「佔中」的事情,一時激動,那位媒體人坦白宣告:「二十多年前,我也曾經支持過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但我現在明白了,原來那只不過是少數人的訴求,根本不是大多數人的意願。同樣地,現在香港這幾百萬人再怎麼鬧,也都只是少數人而已。我再也不會犯錯,一定要堅持站在大多數人那邊」。第二回,我親身耳聞,內地一個聚會上頭的新識急着要跟我這個香港來客表態,痛斥「佔中」。他說:「當年我也參與過學潮,上過街鬧過事。但那又能怎樣?沒用的,時代前進的方向不會因為少數人而改變。香港彈丸之地,區區幾百萬人,應該認清時勢,跟上大局,別再繼續瞎鬧,顧及大多數人的利益」。

這些話並不叫人意外,但還是讓我咀嚼良久,接下來一個多禮拜都還會在入睡前省思其中的涵義。不,它們不深奧,很好理解,而且許多人都說過類似的話。我也沒打算去和說這些話的人深談「佔中」的是非曲直,反正大家所得訊息不等,很難有個客觀的共同起點。讓我在意的,是這些言語中的喻詞,例如「形勢」,例如「少數」和「多數」。

單從說理的角度而言,你要批評「佔中」,甚至回頭譴責六四民運,其實都能找到不少論點,甚至還是些不錯的論點。為甚麼有必要把形勢和數量也搬出來呢?尤其數量。難道就因為對方人數較少,所以對方的立場就一定是錯的嗎?一種意見的合理與否,一種取態的黑白對錯,難道和相信他們的人數相關?如果真講推理,我們都曉得這種思路的缺陷,因為真理不由數量而定。但是在我們大部份人的日常思維當中,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關係並不總是邏輯的,而且精確的概念也並不總是最重要的。真正引導我們日常未經反省的思維活動的,往往是一些很感性的隱喻。在那番言語之中,數量便是這樣的關鍵隱喻。當一個人在批評對立方只是「少數人」時,他並不是在邏輯地否定對方立場;他只是想加上「多數等於正確,少數等於錯誤」這個隱喻等式,以增加其說服力罷了。有些時候,一個人甚至還可以放棄任何推理的努力,只消使出這招等式,似乎就足以判明是非。

比方說一些因為房產被拆遷而上訪的百姓,他們跪在政府部門前面的廣場上哭訴;你可以說他們只是少數人而已。少數人受到影響,但地方發展上去了,大部份人會得到好處。又比方三峽水庫工程,動遷人數幾達千萬,至今仍有未了後患;但你還是可以說他們是少數人,因為半片中國都會得到好處。再近一點,為了確保APEC期間北京空氣清明,少數華北農村雖逢降溫,但也還是不准在炕下燒柴取暖。這少數人的一時寒冷(也許這真是少數人了),換來了國家的面子,這豈不也是使多數人蒙利的美事?

這套思路如此流行,乃至於在一些非常極端的時刻,我們會看到它非常極端的表達。譬如前陣子令人神經緊張的連串恐怖襲擊,惹起不少怒火,有些人就在激烈的情緒底下留言網上:「那區區幾百萬維族人,應該全部抓回來徹底漢化。把他們滅了,消融了,我們十幾億人才能得到安定」。它背後的預設仍然是個數量關係;幾十個維吾爾人犯罪,憑甚麼可以牽連整個族群?因為他們到底人少,就算全族加起來,也比不上漢人壯大。多數人有好日子過,一小撮人滅族也就無所謂了。

我明白這是氣話,但為甚麼一個人一生氣,就能衝口而出地吐出一堆如此駭人的言語呢?在某些國家,再怎麼憤怒,一句「黑鬼」恐怕也是個天大的錯誤吧。

能夠順利搬用這套等式的人,想必是站在多數人那邊的吧。也就是說,他恰好不是一個第二天醒來,房子被拆了一半的人;他恰好不是一個長在四川,住在大壩庫區的居民;他恰好不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奶奶,寒風初起,於是打算在APEC那幾天燒炕過夜;他又恰好不是個生在喀什的維吾爾青年,不用到內地大城討生活,在找地方落腳的時候受盡白眼。他恰好不是「少數人」,他真幸運。

我們之所以要討論公正的問題,起點正是因為不可能每一個人的運氣都是這麼好,每一個人的一生當中都有機會變成那「為大多數人而犧牲的少數人」。念及諸種人間不幸境遇,念及任何個體不必要的受苦,因此我們關心社會制度的公正,不使一人遭難犧牲。為甚麼我們這個國家走到今天,會如此輕易地放言他人的犧牲,如此方便地漠視他人的處境?莫非我們都有把握自己不會變成少數人?

是的,重點就在於不要掉隊,不要讓自己淪為少數。比起追求制度之公正,個人的奮鬥上爬要來得容易得多,也有把握得多。不想房子被拆遷影響,那就努力使自己住進一個不可能被拆遷的房子。不想自己被犧牲,那就設法令自己成為一個永遠不會被犧牲的「多數人」。

政治上則更不容許犯下這種投向少數人的錯。好比那兩位因當年支持六四民運而悔悟的朋友,他們的反悔並不在於那場運動的原則有錯(至少這不是他們現在這番言論的要點);而在於他們錯判形勢,對多數人走向的估計有誤。可是,我們又該在瞬息萬變的形勢當中如何明辨政治上的「大多數」,那個等同於正確,等同於「主流」,等同於官方路線的「大多數」呢?不過兩年之前,薄熙來在重慶推動的「唱紅打黑」也曾一度被人以為是「大多數」。六十多年來,還有數不清的「正確」最後被人發現是錯的,還有數不清的「大多數」成了值得追悔的少數。就算六四,當初也有些人以為自己跟上了形勢,最後認錯閉嘴,絕口不提往昔的誤判。在這種情形底下,你有一直當個多數的自信嗎?

套句內地網絡紅人周小平的話,「請不要辜負這個時代」,若想好運到頭,你不能只是不辜負這個時代,你還得不辜負任何一個時代。就像「國學大師」范曾那樣,從文革到今天都幾乎全部正確了,緊緊掌握住了「大多數」的動向。

這就像是小孩玩的那些遊戲,要是不想被「鬼」抓出去,就得靈敏迅捷地跟上大隊,躲進人堆當中。落單掉隊者,咎由自取,怨不得旁人。這種遊戲考驗的不是推理和邏輯,更不是價值;而是聰明。所以「我再也不會犯錯,一定要堅持站在大多數人那邊」,這句話指的不是我終於看清了是非,我終於懂得了曲直;它的意思就是我「成熟」了,學乖了,我比從前聰明了;如此而已,沒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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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11/16 in 有關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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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力行:沈祖堯與侯傑泰的分別

2014年11月6日 主場博客

中文大學副校長侯傑泰接受《大公報》訪問時指,佔領者高呼「我要真普選」,還四處掛上標語,聲稱追求所謂自主和獨立,但不理訴求和實質內容。至於政治理念是什麼,政治世界到底是怎樣一回事,他們不理會,只知道我做了什麼,就可獲得最多人的Like。

在侯傑泰眼中,參與佔領的學生彷彿都是無知的、盲目的、不知所謂的一群。不但如此,在他眼中,學生所有的行為,都是為了博取虛無縹緲的認同,為了滿足心中的虛榮感而作。

面對同樣情勢,我們且看侯傑泰的頂頭上司沈祖堯校長如何回應:「過去兩週,你們對民主自由的渴求,全港全國以致全世界都聽見了,你們的犧牲和你們愛香港的心,我們都看見了,我們都感動了。運動已經達到了一定的成果,大家成功令社會對追求民主有更大的關注和更深的瞭解。」

我思疑,沈校長和侯傑泰兩位所描述的,究竟是否同一批學生?是甚麼讓他們的觀察和感受如此不同?

侯傑泰又指,青少年現時由追求自主而變成任性,佔領學生不少真的會去打掃馬路,但不會回家,又覺得自己很偉大,傳媒吹捧更令他們輕飄飄,「過後仍是打機,hea住讀書」。對於教育界對運動收科的善後工作,侯傑泰認為要從重視基本價值入手,教學生關注身邊人,包括重視孝道,先準備好自己才談追求理想。

在侯傑泰眼中,學生始終是沒出息的,他們的付出都是不藉一提的,他們的基本價值都是有問題的。侯傑泰是一位「教育心理學家」,我不知道在他眼中,學生是否只是用作分析研究的樣本,而不算是一個「人」,我更不知道沒有理解和關懷的教育,究竟還算不算是教育。

在侯傑泰的言論中,我看到的是高高在上的冷漠,在沈校長的言論中,我看到的卻是走進人群的溫情:「星期日傍晚,看到中環集結的群眾被催淚彈驅趕,其中很可能有我們的學生,令我心焦如焚。這幾天,我看着學生們在街頭席地而睡,被猛烈太陽曬傷、風吹雨打,卻仍然堅持走上街上,不但秩序井然,甚至自發清理垃圾,我又再次忍不住落淚。」

沈校長對學生的關懷不僅體現在他的言論中,我還記得,當梁振英召開記者會,當所有人都金鐘兇險留不得時,我們的校長,選擇親身前來現場,跟學生站在一起。我一直都想不通,為什麼沈校長要以身犯險,因為他只要在辦公室對記者說幾句,就足夠我們瘋傳上一整天了,但來了,他的處境就和在場的每一個人一樣。

現在我明白了,這就是沈校長和侯傑泰的分別。這是一位教育家和一位「教育家」的分別。

現在我們也應該明白,為什麼有些人,即使有如何傑出的成就,都永遠不能得到我們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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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11/06 in 有關情理, 有關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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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英琦:是身份 是尊嚴

2014年10月28日 am730

雨傘運動發生已整整一個月。金鐘有逾千帳篷,夏愨道成為夏愨村,木製雨傘人矗立村口成為標記;旺角則有各方神佛繼續守護,十個橙色垃圾桶路障則眼仔碌碌,有著不同神態。這場運動在膠著,社會在撕裂,看不到策略、妥協、出路。運動由學生帶領,他們在佔領區展示了文明關愛,會在怎樣情況下回家?

中大在10月初做的民調,發現只有約7%年輕人(25歲以下)反對佔領,且在樣本中沒有拒絕回答或無意見的人士。據學者說,這在一貫研究中極為罕見,因為社會上總有模稜兩可的觀望者。這調查顯示的,正是一個跨代的斷裂和隔膜。中大學者籲年長一輩多了解年輕人的想法,於是我這位中年也就每天在面書中尋找,年輕人在想甚麼?大學未畢業已贏得社企挑戰賽大獎的鄧敏琳在獨媒的文章說:「雨傘運動令人重新找回自己」。

她認為這不僅是一場追求民主的運動,「我們出去留守,也是出於對未來生活的詰問,對於無法輕易移民離開我城的年輕人,我們問自己,到底想要怎樣的生活。」學聯領袖岑敖暉寫的也異曲同工:「雨傘運動標誌的就是香港人要告別過往的時代,告別過往對政治的冷漠,告別過往對我城的漠不關心。我們是香港的公民,我們對這個城市,是有感情的,我們對香港的前景,是關心的。」
類近留言和緊張香港的心情在面書多不勝數,年輕人的身份認同,令他們願意為香港爭取最理想的政治制度。當上一代人最緊張的是賺錢和養家,遠離政治,新一代卻認為可以走出來,影響香港的命運,為香港去到盡。他們追求的,除了民主,還有尊嚴。

雨傘運動如何完結,需要跨代的同理心。社會要理解年輕人的情懷,他們不是被利用,只是醒過來了。年輕人也需要思考廣場以外的香港,既然夏愨村有的是關心和文明,如何讓這精神正面影響社區,而不是令一般市民受苦?例如,為何仍要守著銅鑼灣,佔領中信大廈出口又是為了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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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10/28 in 有關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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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干預

2014年10月21日 蘋果日報

梁振英接受亞視國際台訪問時追隨中共口徑,指佔領運動「有外部勢力參與。(是哪個國家?)從不同國家來自全球各地,我不可以透露詳情,這已不完全地只是一場本地運動。」

如果一兩個國家參與香港的佔領運動,那還可以守住秘密;「來自全球各地」對香港佔領運動參與,而能夠完全沒有被發現和看出痕迹,行騙長官卻「不可以透露詳情」,叫人如何相信他的鬼話?

佔領運動以來,最大的外國勢力介入,就是澳洲媒體《Sydney Morning Herald》揭露梁振英秘密接受澳洲上市公司UGL的400萬英鎊,作為支持該公司在亞洲擴展生意的醜聞了。這件事有人認為會促成梁下台,而梁下台正是佔領運動的目標之一。這大概是唯一「有外部勢力參與」的事件。

至於香港人呼籲美國、英國、聯合國開聲支持香港民主,倒是很多,只可惜「外國勢力」似乎不想得罪中共這個財神,而至今還是不大肯「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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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10/21 in 有關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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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子強: 的要一再把人逼上梁山?

2014年10月17日 明報

局勢的發展讓人憂慮。周一媒體報道,國務院副總理汪洋訪問俄羅斯時指出,西方支持香港反對派試圖在香港製造「顏色革命」,此舉讓人擔憂,這是中央為佔中運動公開定性。之後,親中喉舌亦大篇幅以「顏色革命」來攻擊運動,同時,《人民日報》海外版,更說清場行動呼之欲出,佔中運動面對清場的沉重壓力,這令人擔憂,這是為清場鳴鑼開道。

本來,在此一個星期之前,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董建華於10月5日晚發聲明勸退學生,聲明措辭溫和,更對學生的民主訴求態度正面,說:「佔領行動的學生和年輕朋友,你們對民主的訴求,我們都清楚聽到了。你們對理想的執著,我們是理解的。」董在聲明中以「我們」代替「我」,更讓人聯想到這是中央而非僅是董的個人表態,一時間,大家都以為可以暫時為運動舒一口氣。
中央對三子和學生區別對待?

但個多星期後,卻有這「顏色革命」之說,如果兩者並沒有相悖,這讓人揣測和憂慮,中央可能要對運動一分為二,區別對待,對學生懷柔,從輕發落,但對佔中三子等,則追究到底,施以重手,甚至以較嚴重的罪名來作起訴。畢竟,如果以同樣重手段來對待莘莘學子,不利爭取民心,所以要重施「團結一大片,打擊一小片」的慣技。
我毋須對讀者隱瞞,陳健民是我多年來很要好的朋友,而戴耀廷則是我在大學學生會年代便早已認識的朋友,至於朱耀明牧師則是我合作多年、十分尊重、宅心仁厚的一位長者,我對他們都有親身的認識,對他們的人格向來尊重。

今天,你說三子包藏禍心,搞的是「顏色革命」,搞的是顛覆和篡奪政權、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我實在無法不為他們感到憤憤不平。大家似乎忘了,他們是如何走上今天這條抗爭道路。

同一班人,為何會由主張溝通而變成佔中?

大家似乎忘記了,4年之前,他們與很多溫和派,是如何主張與中央進行一條溝通和對話路線,在政改問題上有商有量,陳健民甚至親身走入中聯辦,與有關官員握手和談判,惹來激進民主派和網民的千夫所指,以及各種惡毒的謾罵。結果,他們還是頂住了壓力,玉成了2010年的政改方案,為民主派與中央達成難得的共識和協議。今天把他們罵個狗血淋頭的親中喉舌,似乎忘記了當日曾經是如何肯定他們。

只可惜,在接下來幾年,中央之前所作的承諾並沒有兌現(例如與民主派就普選和政改建立恆常的溝通機制),甚至對當年達成協議的盟友,作出各種背信棄義,或親自出手或假手他人的狙擊,才讓陳健民等對中央心灰意冷。

佔中是被中央的強硬路線所逼出來的

結果,溫和的一套不能奏效,才迫使他們嘗試抗爭的一套,從主張溝通和對話,變成了籌備佔中。所以,他們絕對不是一群一直躲在暗角、伺機而動的顛覆、陰謀和革命分子,反而是被中央一條強硬路線逼上梁山的好漢。他們如何走上佔中之路,心路歷程如何,那都是公開的,大家不難翻查得到。

我相信整個過程中,三子沒有私心,更沒有政治上的野心,有的,只是對民主和普選30年來鍥而不捨的追求。
中央或許怨恨佔中三子,但卻有沒有想過,三子是如何被中央自己的強硬路線,「for us or against us」,非友即敵的二元思維,以及消滅中間溫和派的做法,而逼上梁山?

學生退三步,政府卻連一步也沒退

如今,佔領運動開始至今已經近3個星期,進入了膠着狀態,留守人數亦日漸萎縮,同一時間,社會上不滿佔領運動影響民生和生計的聲音日增,街頭衝突日增,佔領運動愈來愈艱難。今天,很多人都呼籲三子和雙學(學聯及學民思潮)要撤,好讓參與者可以重新整裝,再度上路。
正如上星期我在本欄所指出,學生領袖差不多又暗示又明示,說若然要他們說服廣場和街道上的同學和群眾退場,政府也必須有一些相應的善意和讓步,否則的話,他們根本難以說服同學和群眾。畢竟良性互動,不能只靠單方面,政府亦要相應釋出善意。

但一個星期以來,學聯退了又退,最先是開放通道給政府總部人員返工;後來,由要求公民提名,變了承認不能一步登天,只要求政府向中央提交一個補充報告;到近日,再應承政府若然重新開放公民廣場,可以重開金鐘道,但政府卻一直「闊佬懶理」,寸步不讓,甚至連與學聯對話最後也取消了。

周二,學聯秘書長周永康被人要求退一步,結束佔領運動時,不無委屈的說,他們已經退了三步,但政府卻連一步也不曾退過。

屈辱,只能帶來更大的仇恨

正如陳惜姿所說:「到底他們想解決問題嗎?抑或只想把民怨轉嫁到學生身上?」我相信,有識之士是看到的。
權在你手,當然政府可以繼續寸步不讓,把學生逼入死角,把他們逼上梁山,但政府和中央都要知道,你們若然真的只求一個「尾彩」的話,將會以喪失整整一代人作為代價。

屈辱,只能帶來更大的仇恨,唯有給對手尊重,才能打開和解之門。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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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10/17 in 有關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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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英琦:以人為本

2014年10月14日 am730

我曾是十多年的地區議員,在社區推動改革時曾這樣寫:「民主不是四年一票這麼簡單,在日常生活中,居民有機會討論政策,完善政策……以民主程序落實區政,就是為地區和居民賦權,是『天天民主』。」

過去兩周,我輾轉從社區歸納的聲音和感覺,是佔領並沒有癱瘓政府,卻癱瘓了社區。面書上不斷有人勸說,請「領導者」考慮讓電車重開,但這中間溫和聲音太弱了,無人聽得進去。電車對港島區基層居民和老人家很重要,過去兩周,堅尼地城的電車不能駛至筲箕灣,嚴重影響了居民的生活。再者,讓電車重開,根本不是甚麼撤與不撤的問題,只是以人為本的考慮。

雨傘運動不是「佔中」和三子當時的想像:那本是非暴力公民抗命,畫面是大家坐下堵路,然後是警察來抓,大家不抵抗不還手,不是要用鐵馬佔據。如今運動並無明顯領袖,佔領的規模和時間也未經思考,只是當晚即時的決定,社交媒體的「物以類聚」性質也讓人企硬,於是沒有人敢說:也許我們需要的是同理心,是以人為本的思維,不能把「人民置於在人民的對立面」?政府的策略是螞蟻鬥螞蟻;參與的朋友應盡早跳出零和思維:道路不是籌碼,因為市民不是籌碼。

過去幾天,我與幾位前區議員朋友都很焦急。我們理解年輕人真心、平和的爭取民主,但民主精神不僅是公民提名,而是要為社區充權,要讓街坊知道他們都可以付出和參與,政策由下而上決定。同學要多落區,理解社區情況,謙卑聆聽社區的聲音。把想像拉闊一點,傳媒報道在佔領區發生的美好事情,不就是理想社區的展現?這不是烏托邦,應該每天都在社區發生:大家互相照顧,可以和而不同;公共空間有共享的家具,老人與年輕人有跨代對話,居民自動自覺把垃圾分類,讓社區可持續發展。

覺醒的市民都不是螞蟻,應有能力以新思維回應現時的僵局。如何以人為本,實踐天天民主,是大家急切需要思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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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10/14 in 有關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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