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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Archives: 有關電影

蔡子強: 沉默的罪疚

2014年3月20日 明報

「歷史將會記下,在社會轉型期,最大的悲劇不是壞人的刺耳叫囂,而是好人的過分沉默。」

(History will have to record that the greatest tragedy of this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was not the strident clamor of the bad people, but the appalling silence of the good people.)馬丁路德金

奧斯卡最佳電影《被奪走的12年》

近日,走了去看贏得奧斯卡最佳電影的《被奪走的12年》一片,那是根據真人真事改編而成的一套電影。

故事背景是19世紀初的美國,當時南方各州實行奴隸制度,而男主角雖然是個黑人,卻較為幸運,住在北方的紐約,是一個自由人,受過良好教育,且拉得一手好的小提琴,還有一個美滿的家庭,可謂生活無憂,過眦一個中產階級優哉游哉、與世無爭的生活。

但世事無常,一天卻飛來橫禍,被人口販子綁架到了南方,抹煞掉他自由人的身分,當他是奴隸般販賣。在奴隸主的莊園裏,他與其他黑奴,一起過眦悲慘的非人生活,男的做牛做馬,女的卻更糟,在勞動之餘,還會充當奴隸主的泄慾工具。更甚的是,他們被視作奴隸主的私人財產,奴隸主稍不如意,便把他們肆意鞭打和虐待,毫不憐惜,絲毫不把他們當作是人。

當面對不公時袖手旁觀

但《被奪走的12年》這齣電影,並不止於停留在批判奴隸制度這個層次,否則的話,我想它不一定可以拿到奧斯卡最佳電影,本片嘗試探討一個更深刻的主題,那就是:當面對身邊種種的不公義時,我們應否保持沉默,明哲保身,袖手旁觀呢?

當男主角失卻自由後,旁邊的黑人對他的第一個忠告,就是要保持低調和沉默,並說這才是生存之道,否則的話,便會惹禍上身。

片中有一幕讓人印象特別深刻的,就是男主角開罪了一名監工,被後者用繩圈眦頸,吊在樹上,只能靠腳尖僅僅踮在泥濘上支撐。監工後來離開現場,這時四周有其他黑人出出入入,甚至有逗眦小孩玩耍的,但卻偏偏都對男主角的困境和掙扎視若無睹,更遑論有人施以援手。最後,只有一個女人,偷偷走上前給他喝上幾口水,但又急急離開,生怕被人怪罪。

其實男主角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他的第二名主人脾氣火爆,動不動便鞭打黑奴發泄,而他只是在旁默不作聲。他知道這名主人色迷心竅,看中其中一名女黑奴,甚至半夜潛入黑奴宿處,把她帶出去外面泄慾,但男主角卻選擇裝睡,裝作什麼都不知道。

「Its my duty」

其實男主角本來是一個自由人,只是被人口販子綁架,所以如果有人能夠通知他老家的親人和朋友其下落,他們便能拿來證明文件把他營救。於是他試過幾次冒險開口,請別人施以援手,託人幫他送信,第一次是他的第一名主人,這名主人是一個虔誠的教徒,一直善待男主角,第二次則是另一名滿口懺悔的管工,但最後他們都選擇的,不是袖手旁觀,便是索性出賣了他。

到最後,男主角又再次向人開口,那人想了一會,說其實他也很害怕,正當觀眾以為他也會選擇袖手旁觀時,不料那人接眦說,但他還是會選擇幫忙,因為:「Its my duty」(這是我的責任)。

那只不過是一個毫不相干的普通人,他之所以幫男主角,沒有大道理,只是平靜的一句:「Its my duty」,只因他認為,路見不平,拒絕沉默,這是每個人作為人理所當然的責任。

12年後,終於獲救返家,這位原本可以從此過回中產階級舒適生活的男主角,卻毅然踏上另一條路,他不單風塵僕僕,到各地演講,以自身經歷來揭示奴隸制度的邪惡,更身體力行,設立了「地下通道」,營救南方的黑奴。為何他要「懓苦來辛」呢?

我想,他那12年血淚斑斑的經歷,讓他學會設身處地的去想,讓他明白到沉默和袖手旁觀的罪疚。如果他返家後,便對南方的一切視若無睹,那麼他又跟當年那些他曾怨恨,不管他死活只是袖手旁觀的人,又有何分別呢?

選擇沉默讓你成了幫兇

美國已故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便曾經多番提醒大家,面對不公時保持沉默的罪疚。他說:

「當一個人接受罪惡,縱然是被動,但他的責任,跟那些主動參與其中的人,其實沒有兩樣。當一個人啞忍罪惡而沒有伸張正義,他就成了幫兇。」

(He who passively accepts evil is as much involved in it as he who helps to perpetrate it. He who accepts evil without protesting against it is really cooperating with it.)

這段說話,不是為片中黑人的遭遇和命運,下了一個最佳的註腳嗎?

馬丁路德金是史上其中一位討論沉默(silence)最多、最透徹的人權民運領袖,除了在黑人民權問題外,他在越戰這個議題上,也一樣討論到沉默的禍害。他說本來當國家開戰時,批評戰爭的禍害會被人認為是十分的不智,在拖國家後腿,甚至會反過來影響民權運動,但他卻認為保持沉默是一種背叛(silence is betrayal),堅持要打破沉默。

馬丁路德金論沉默

不錯,挺身而出,是有一定的代價,甚至有一定的風險,但馬丁路德金說:

「當有一天我們對重大事情沉默不語,這便是我們生命枯萎的開始。」

(Our lives begin to end the day we become silent about things that matter.)

當大家面對不公義時過分沉默,只會讓自己的靈魂和道德內涵被掏空,讓自己變成一具行屍走肉而已。

今天我們還能選擇沉默嗎?

今天,香港不公義的事差不多每天接踵發生,港視的牌照風波、新聞業持續受壓、在普選特首問題上中央「大石壓死蟹」……大家的無力感愈來愈重。

社會同時興起一種論調:「政治咁複雜,唔係我們這些普通人掂的﹗」、「我只不過係『女人仔』而已,不要同我講有關政治的問題﹗」、「我討厭政治﹗」…… 於是大家用諸如此類的理由,來為自己眼見不公義時選擇沉默和袖手旁觀,提供了藉口。

今天香港也是處於一個社會轉型的大時代,我們這一輩成長時曾經堅信不疑的核心價值,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和挑戰。

如果19世紀初的美國南方,那不容你輕易逞強的話,那麼在今天法制尚未完全崩壞的香港,大家又可以選擇沉默和袖手旁觀,拒絕聆聽自己的良知,迴避自己應有的立場嗎?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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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03/20 in 有關電影, 有關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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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望:宮崎駿的歷史洞見——《風起了》與日本戰爭記憶

2014年1月21日 明報

2013年夏,日本NHK電視台播放了一部花時3年拍攝的紀錄片,追蹤日本動漫大導演宮崎駿的新片《風起了》的製作過程。《風起了》講述二戰日本王牌零式戰鬥機設計師堀越二郎的飛行夢想和愛情故事,在日本上映後反響熱烈,亦成為宮崎駿大師長篇動畫系列的退隱之作。

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風起了》都是一部很不「宮崎駿」的宮崎駿作品。和過往的宮崎作品相比,影片一改過往帶有童話式的人物造型和奇幻的故事情節,改走歷史寫實路線,通過導入飛機設計師堀越二郎和文學家堀辰雄的精華背景元素,反思了1930至1940年代的日本戰爭歷史。由於影片涉及敏感的題材,宮崎駿在紀錄片中笑稱,希望這部片不會令我晚節不保。

被集體主義淹沒的「個人」

在日本看完《風起了》,首先感到的是一種過往宮崎駿作品中所沒有的,莫名的沉重感和壓抑感。散場後,觀眾沒有回味的笑聲,大家靜靜離場。一位純粹喜歡設計飛機的年輕人,在那個戰爭年代只能通過為國製造戰鬥機來實現自己的夢想,但其成果卻被軍隊拿去當神風特攻隊的自殺座機,諷刺至極。宮崎駿在影片試映會上說,說來實在難為情,這次我是第一次看完自己拍的電影而落淚。他在接受日本媒體採訪稱,他拍攝該部電影是為了紀念那些在那個艱苦困難的時代依然拚命活下去的人們。

在艱苦困難的時代依然拚命活下去?懷着抗日戰爭的慘烈記憶,中國觀眾或許很難理解這句話背後的日本悲情。在日本社會,「集體」(組織)和「個人」的關係一直處於極為微妙的緊張關係。個人有抱負有理想,但只能通過集體去實現。一方面,民眾在精神上依賴集團。這個集團可以是政府、公司或團體。時至今日,我們依然可以看到日本民眾在接受媒體訪問時這樣說:希望國家(お国)多多為我們做些事情,幫我們解決某某問題之類的話。國家,不是自己的代表,而是作為他者而存在,保障自己的生活,為自己作主。但另一方面,民眾又對集體壓制個人又怒又恨。一些事,自己本來不想做,但基於同輩壓力和終身保障又不能不做。這種過往在戰時瀰漫的「空氣」法則至今仍然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在日本社會通用。個體期待通過集體來實現自己,但集體常常不把個體當人看,肆意糟蹋。

二戰日本民眾的受害者意識須通過以上的心理狀態來理解。1945年天皇宣布戰爭突然結束,日本民眾當時普遍感到震驚和被騙:軍國政府告訴他們「聖戰不敗」,因此他們經歷空襲、忍耐飢餓、捱了兩顆原子彈,更失去親友。國家來人派發徵兵紙,連學徒和生重病的男人都要上戰場。心裏縱是萬般不想,基於社會壓力只能強忍。打了敗仗,士兵平民必須高呼「天皇萬歲」引彈玉碎以示忠心愛國,天皇及軍政大臣卻可出爾反爾輕易轉向,和美國人握手言歡。日本民眾的主流記憶,是把自己對立於戰前日本軍國主義這個「國家」。通過廣島長崎的原爆紀念,東京大空襲的回憶,日本不少戰爭題材的電視和書籍中都隱隱地反映出這種對「國家」的不滿和無奈。而這,形成了戰後遺族追悼被捲入戰爭的親人的感情基礎。

民眾受害心理被右派利用

2013年12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為了實現個人信念參拜位於東京九段下的靖國神社。據當天日本Yahoo網站調查顯示,八成網友支持安倍參拜行為(這個民調的科學性值得懷疑)。對此,中央電視台名主播白岩松在新聞評論節目中慨嘆,難道日本民意真的極速轉右?

其實,並不是所有日本人都支持安倍的靖國參拜。《讀賣新聞》1月13日公布的民調顯示:47%的受訪民眾不支持安倍的靖國參拜。那些即使支持參拜的民眾,也未必認同安倍的歷史認識,而更可能是出於以上這種追悼被無辜捲入戰爭的親人的感情。然而,這一民間受害者意識,時而被當權的右派政治家偷換話語,把日本民眾對無奈被迫出征的家人的哀悼,轉換成對戰時「日軍英勇戰績」的光輝宣傳。安倍內閣的總務大臣、日本陸軍中將栗林忠道(有留美經歷的日軍硫磺島戰役指揮官)的後代新藤義孝辯稱,參拜靖國神社是為了追悼戰死者,哪個國家都有這樣的場所。但靖國神社戰前直接發揮天皇戰爭動員的傳聲筒,又供奉了令亞洲和日本民眾受到戰爭慘禍、負有發動戰爭責任的甲級戰犯,這樣的言論無論如何都難以自圓其說。

宮崎駿在3年的《風起了》製作過程中經歷了兩大震撼性事件:一是2011年的3.11東日本大地震,二是2012年因釣魚島國有化而在中國發生的大規模對日抗議遊行。日本在70年前亦經歷了關東大地震,之後全國瘋狂突入戰爭。去年,宮崎駿亦參加了反對安倍制定《特定秘密保護法案》的集會。他似乎隱隱感到過去那個國家壓制個人的時代空氣,又悄然而至。

作者是日本早稻田大學亞洲研究機構現代中國研究所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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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01/21 in 有關電影, 有關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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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子強:愛,就要懂得放手

2013年10月29日 明報

秋天,又是各間大學舉辦資訊日和開放日的季節,近年媒體對此亦漸生興趣,但報道焦點卻非落在莘莘學子身上,而是全程追蹤一眾「怪獸家長」。

無微不至反而扼殺孩子自我追求

前些時候,科大「家長日」成了城中熱話,《星期日明報》亦刊登了署名「小薯老師」的現場直擊報道,描述某些家長如何團團圍着教授門發問:「這科有何出路?」「想轉科點做?」「學士之後研究院又點?」「香港沒有火箭,讀航天工程有乜用?」作者更提到,有家長「查問兒子入讀工程系將來考牌照事宜(那是五至六年後的事?)同場兒子卻甚少出聲;另一父親引述自己讀大學經驗,跟教授討論兒子畢業的最低分數。或許我多心,但中產家長似乎志在『表現他們識嘢』,問題可以細緻到極:談及個別科目內容,轉系技術操作,長遠工作計劃,令人覺得而家好似係佢要讀大學,而唔係佢個仔要讀大學」。

當然,這還未算太誇張,我記得兩年前,中大舉辦資訊日,之後分子生物技術學那一邊的同事林漢明教授,在facebook撰寫了《與怪獸家長對話》一文,記錄了一些有趣的所見所聞,當中甚至提到,有家長到學系的實驗室了解運作,人員邀請她的子女試做實驗,該家長卻指子女沒有到來,她本人會「親自落場」,然後把整個實驗過程轉告子女,該家長細心聆聽簡介、抄錄筆記皆鉅細無遺,其丈夫更在旁邊全程拍攝,令林忍俊不禁。

在兒子身上企圖複製自己的成功

這些見聞在社會中引起了熱議,讓人反思,今天的家長是否看管子女看管得太緊﹖當然他們的出發點是善良的,是出於愛與關懷,但關懷得過分無微不至,會否卻反過來扼殺了子女一種發自內心,自我追求的主動和熱情呢?

近日看了一套由人氣明星福山雅治擔綱的電影,那不是《神探伽利略》,而是導演是枝裕和的新作《誰調換了我的父親》。之前我看過這位導演的另一部作品《奇蹟》,印象深刻,他擅長以淡然的說故事方式,拍出細膩的感情,片中沒有TVB肥皂劇式煽情和催淚的橋段,但在描述人倫時,卻更加深刻和雋永。

這是一個關於兩個家庭於孩子出生時在醫院抱錯嬰兒的故事。福山雅治是一個現代都市裏的成功中產階級,擁有讓人羨慕的學歷、事業和家庭,也因如此,他充滿自信,希望在兒子身上照辦煮碗複製自己的成功。例如電影開始時,便是講述他與太太陪同兒子出席名校入學試,之後又要兒子學琴。他對兒子就是如此嚴格,每天為他把時間表編得密密麻麻,以為這樣就是為兒子好。在兒子面前,他永遠是一個臉若寒霜、要求甚高、一板一眼、望子成龍的嚴肅父親。

直到一天,晴天霹靂,醫院突然通知他夫婦,院方6年前不慎出錯,將他家與另一家的兒子對調了。於是兩個家庭被迫見面,商量如何善後。與他這位嚴肅的父親恰巧相反,另一家的父親卻是一個市井俚俗、貪小便宜、又不拘小節、大情大性的鄉郊大叔,但卻也痛惜孩子,又重視親子關係,常常「無大無細」,和孩子玩作一團,甚至一起洗澡,又替他們修理玩具,在孩子眼中是位萬能的好爸爸。

兩個家庭,就如此有着強烈的反差,一個是聽教聽話,沿着父親為自己鋪下的青雲路,規行矩步地前進的乖孩子;另一個則是淘氣頑皮,鍾愛電玩的鄉郊野孩子,那麼究竟哪家的兒子成長得更加快樂呢﹖為了培養感情,兩家又嘗試調換兒子生活,讓兩個孩子在對方家裏度周末,一方吃的是高級牛肉火鍋,另一方吃的卻是速食餃子,那麼究竟又是哪家讓孩子過得更愜意呢?

導演是枝裕和,就是通過這樣的一個處境和對比,讓大家反思管教孩子之道,以及親子的意義。

我們已遺失了上一輩對子女成長的寬容

看完這套電影後,讓我想起一本小書,那就是呂大樂所著的《四代香港人》。這本書在幾年前大熱,觸發坊間熱議,但當時大家聚焦的,大都是書中講到不同世代香港人在生治、職場中的不同際遇,以及彼此世界觀的不同,反而較少談及,書中其實也剖析了不同世代香港人管教孩子的方法和親子之道。

書中講到戰後走難來到香港的第一代人,對子女的成長都比較寬容,他們自覺學識不高,因此對他們成長、求學、找工作,都採取較為放手的態度,他們專注於為下一代創造條件(例如提供教育),而非親自替下一代作每一個決定。

呂大樂說:「他們一定也曾搖頭嘆息,慨嘆世風日下,在我們耳邊唉聲嘆氣。但是他們的不安、不滿沒有怎樣演變為很有力量的行動,而下一代人似乎也沒有因為他們的意見而錯失了很多機會。簡單一句,他們沒有很大動作。」

孩子無時無刻活在父母的嚴密監視下

但是到了他們的子女長大成人,自己當了父母,管教孩子卻是另一套。第一代人給與第二代人的自由成長空間,在不知不覺間消失了,相反,第二代人管教孩子的方法是,讓孩子無時無刻「要面對來自爸媽的嚴密監視(較正面的說法,是照顧)」。

比起第一代人那些走難移民,第二代人受過高深教育,更加自以為是,亦更自以為了解子女的需要,因此亦更加專橫霸道,留給子女的空間亦更小。

呂大樂又提到,由於每一個家庭的平均子女數目下降,形成由過往父母需同時關愛多名子女,到今天甚至每一名小孩由幾位成人照顧。所以這代人總是無法擺脫來自父母的緊密監視。

這批家長太了解社會競爭激烈,搵食艱難,因而急於為子女及早做好裝備,他們不容許孩子們走上迂迴曲折的冤枉路,而打算憑着自己的豐富經驗和知識,幫子女以高效率的方式走近目標。但也正正是因為這一番好意,帶來了種種的問題。

例如,他們以多元學習和發展為名,這一刻送子女去學游水,那一刻送去學鋼琴,令子女文武全才之餘,卻少了一種發自內心,自我追求的熱情。整個成長過程成了一個進入職場前的準備程序。

呂大樂慨嘆:「究竟年輕一代的二十二三歲是人生的開始﹖還是終結?」「我們信任年輕一代嗎﹖我們相信他們在離開了成年人的監督後還會要求自我提升嗎?」

讓孩子自己生活,那是解決問題的最好藥方

我想起自己的成長經歷。還記得自己年幼的那個年代,沒有「Life Dynamics」,沒有playgroup,也沒有EQ又或者多元智能訓練班,也沒有《心靈雞湯》之類的書籍,但我們相信,即使幾唔開心,幾唔如意,幾多挫折都好,「生活」,本身就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堂堂一個男孩子,只要有一個足球,什麼難題不可以解決﹖只要可以痛快淋漓的踢一場,天塌下來又如何﹖

那時候,一切要較今天來得簡單,大家亦活得比今天輕鬆。起碼教書的不用由朝到晚擔心學生的情緒和EQ,亦不用挖空心思去搞些什麼學生輔導處、成長工作坊、又或者自我改造/增值計劃等,像今天一樣,有幾複雜搞得幾複雜,但結果,香港的孩子,卻從沒有像今天般脆弱過。

愛,就要懂得放手,只要讓孩子自己去生活,「生活」,本身就是解決問題的最好藥方。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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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3/10/31 in 有關電影, 有關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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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子強:字典‧志業‧與畢生追求

2013年9月5日 明報

1964年夏天,南丫島岸邊發現一具屍體,死者是一名年約40歲的外國男性,屍體因在烈日下暴曬多天已呈焦黑。這不是電視劇《神探伽利略》的序幕,而是一個讓人肅然起敬的故事之轉折,那是有關一本辭典的故事。

傳教士與辭典編撰

《舊約》聖經創世紀一章記載,在古代,世人本來說着同一種語言,但後來因為世人要建造一座塔,與天比高,上帝便懲罰他們,讓他們說起各式各樣的語言,從此彼此苦於「雞同鴨講」的障礙。

但有趣的是,後來,上帝的僕人,就是那些傳教士和神父,很多往往窮畢生的精力,便是要把不同地方說不同語言的人士,重新聯繫起上來,除了通過信仰之外,他們也透過編撰字典、辭典的工作。就像耶穌會,他們在異邦傳教時,一向也有一併替當地編撰字典、辭典的傳統,目的是為了克服文化差異所造成的傳教障礙。16世紀末由利瑪竇(Matteo Ricci)神父編撰的《葡漢辭典》,便是一經典例子。

神父不單教育程度和文化修養都比較高,而且在嚴格的修行中,鍛煉出堅強的意志、堅忍的耐力,對於單調、枯燥、艱巨的字典、辭典編撰工作,無疑是理想人選。

在顛沛流離中燃起奉獻的熱忱

1949年,大陸山河變色,鐵幕冷冷罩下,原本散居中國各地的外國神父,均被新政權視為帝國主義敵人,在危城告急下,被迫南渡,其中一批聚集在澳門。他們當中的一群,慢慢收拾心情,準備再為中國做一點事,在對中國文化的嚮往和追尋,以及為未來傳教工作克服文化差異打好基礎,這雙重考慮下,他們立下編撰辭典的宏願,在這顛沛流離的人生低谷,重燃心中奉獻的熱忱。

慢慢,不同國籍的神父陸續加入,於是定下英文、法文、拉丁文、西班牙文、匈牙利文5部辭典的計劃。1952年,辭典基地移往台灣,在沒有影印機,更沒有電腦的那個「蠻荒」年代,一切只能從剪刀和漿糊的剪貼工作開始,神父每天的工作,就是把兩百多部漢語辭典的條目先剪下,再編排和製成詞彙卡,5個團隊共20多位神父,花了3年時間,用這樣笨拙的方法,累積了200萬張詞彙卡。

但這才是一個開始,接着而來是更艱巨的撰寫詞義工作,雖然團隊中人才濟濟,但有些專門用語連中國學者都一頭霧水,更何况收錄範圍包括從甲骨文、金文等,到當代用語、專門術語、市井俚語、歇後語等等,神父慢慢才發現工作的龐大,實超乎想像。原本以為10年可以完成的工作,一拖再拖。到了後來,有些神父離開,有些甚至辭世,財政也日益拮据,到了1960年代,只剩下賀之誠(Tom Carrel)等兩位神父負責的漢法辭典小組仍在苦苦支撐,而其他4個小組卻難逃解散的命運。

就是那份認真和嚴謹讓他暴屍荒野

1964年南丫島岸邊發現的那具屍體,原來就是賀之誠神父。

話說,這位擁有柏克萊大學博士學位的賀神父,治學認真和嚴謹,在編撰工作中,遇上考古相關的議題時,不時利用餘暇,登山涉水到考古遺蹟進行考據工作。這次到臨香港,便是藉由陶器的挖掘,考證台港史前文明的臍帶相連。但這樣的一位飽學之士,卻不通世務,連最基本的生存技能都缺乏,當他滿腦子都充斥着學術和知識的問號時,卻沒半點空間放下凡夫俗子的維生籌謀,不單沒有帶同助手,連食水和帽子等基本配備都沒有準備好,結果在迷路的情况下,被烈日活活曬死,暴屍荒野,客死異鄉。

賀神父死後,不幸中之大幸,就是其辭典編撰工作,有其他神父接手,以承繼其遺志。1966年,更在台北成立了利氏學社(利氏即利瑪竇),推動這部辭典的工作。到了1980年代,因為電腦的普及,工作的進度大大改善,但還得到了2002年,7大冊、包含13,500個漢字、30萬個中文詞組的《利氏漢法辭典》,才終告面世,但當中已經歷了半個世紀的寒暑,幾組人的人事更替,才得以完成這心血,當中的艱辛,實不足為外人道。

在字裡呈現人間

以上,是一個熱愛文字、熱愛文化、對自己的工作執著與堅持、專心一意追求極致的故事。

近日看了一套十分動人的日本電影《字裡人間》,講述的也是一本辭典誕生的故事。或許大家會問,今天還有哪些「怪人」,會奉獻自己的青春,以為文化和歷史作出傳承,去製作一部辭典?片中的答案,就是一名書呆子宅男。

片中男主角是位語言學碩士,文字修養深厚,但卻也是宅男一名,愛書如命,房間書本堆積如山,但卻也只是懂得與書和文字交往,相反,與別人交往時,卻舌頭打結,手足無措。同事午飯時與女孩子嘻嘻哈哈,唯獨他卻拿着書本專注的閱讀。最初他在出版社當推銷員,但對於口齒不靈的他來說,卻完全是一件苦差,去到書店推銷新書時總遭奚落。後來因緣際遇,被調職到辭典編輯部,正如同事嘲諷他說,一望過去,便看到他一副「字典相」,不找他還可找何人?起初,男主角仍是誠惶誠恐,甚至發夢也夢見自己在大海中,對着一頁又一頁水上漂着的辭典,載浮載沉。

專注的工作:男人最有魅力的一刻

但是他的宅男個性,慢慢卻被發現其實與辭典的編撰工作十分匹配。編撰小組原本有一位型男,但卻無時坐得定,且不斷埋怨工作苦悶。相反,男主角這位宅男,不單對文字熱愛,且不擅交際的性格,卻讓他能夠專注的做好一些十分刻板、枯燥乏味的文字編撰、校對工作。結果,這個與前述賀神父一樣,缺乏生活技能,連自己也照顧不好,要靠房東婆婆看護的宅男,卻成了一位很好的辭典編輯。當男主角立志要奉獻餘生做好這本辭典時,房東婆婆也鼓勵他說,眼前的他如今渾身散發出一份「男人味」。

對專業的執著與堅持

前述的《利氏漢法辭典》用了半個世紀去編撰,片中的辭典《大渡海》,也用了15年,當中的酸甜苦辣,一樣不足為外人道。電影把辭典製作過程刻畫得很細緻,例如逐張逐張製作那浩如煙海的詞彙卡,並為每個字、詞撰寫定義。例如,如何為一個「右」字定義,便趣味盎然。到了後來,又講到要為辭典擇紙張,那不光是從美觀出發,也要考慮手感及揭頁方便等等。

在這些橋段中,電影刻畫了老一派日本人對專業的執著與堅持,例如片中描述到新來的時麾女編輯,為了遷就配圖而把文字刪減,被老主編發現,立即指正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要求她改正。此外,詞典的噩夢,便是經反覆校閱後,仍發現有紕漏,但片中那已經進入了製作的最後階段,况且只是小小一個紕漏,換了是香港,大家準會隻眼開隻眼閉,便蒙混過關,但片中的男主角,卻決定由頭再做校閱一次,這簡直讓我們這些香港人難以置信,也因為這樣,原本臥於病榻之上的老主編也等不及辭典呱呱落地,這不能不說是片中一個遺憾,但男主角卻並不後悔,因為,這是對自己工作的一份執著與堅持。

我記得台灣漫畫家朱德庸筆下曾經有如此的一幕:

「尊敬你的老闆,熱愛你的工作,接受你的人工,那麼你死後,便一定會升天堂——因為你活着的時候,根本就是在地獄。」

這可能也就是很多香港人的工作觀。我們很多人習慣以「工一份」、「打份工啫」、「捱騾仔」、「受人二分四」的態度去看待自己的工作,而很少把它看成一份Max Weber口中的志業(vocation),只是把它看成是掙錢餬口的一種手段,而不是一種commitment、一種修行、一種追求極致、一種自我實現。

他們相信認真便贏,但我們卻相信認真便輸

網絡上甚為流行的一句,便是「認真你便輸」;年輕人的潮語之一,便是「hea」;人生在世的哲學,就是「最緊要好玩」,或許這就是新一代生活態度的寫照。這也是為何近日很多朋友看到《狂舞派》一片後,找回了一種久違了的感動之原因。

《字裡人間》是一齣向專業致敬的電影,繼《狂舞派》之後,我再一次向讀者鄭重推介。不用擔心,電影拍得並不沉重,相反,趣味盎然。

#有關《利氏漢法辭典》的故事,參閱自李康莉撰寫的〈虎騎徽章下的圓桌教士:《利氏漢法辭典》的故事〉一文,收錄在《辭典的兩個世界》一書內。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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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3/09/05 in 有關電影, 有關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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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子強:向政府說不的廣告人

2013年5月2日 明報

曾被提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智利電影《向政府說不》(No),近日在香港上映。電影基於歷史和真人真事改編,講述1988年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礙於國際社會壓力(例如白宮,以及1987年訪問智利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等),而須舉行公投,由人民決定是否讓他再執政8年,公投中只有兩個選項:「Yes」和「No」。執政者財雄勢大,佔盡優勢,而且當時智利經濟表現不俗,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皮諾切特認為自己有實質的管治成績作支持。

智利當年向政權「say no」的運動

相反,反對派卻處於劣勢,宣傳也受盡限制,但每天仍獲電視台撥出 15 分鐘作宣傳。反對派把握這個寶貴的黃金機會,請來年輕廣告界鬼才,為他們「度橋」,製作一系列電視廣告,呼籲選民向政權「say no」,誓教日月換新天。

原本反對派內的「老革命」,他們心目中的所謂電視宣傳,就是說一些「拋頭顱,灑熱血」、控訴「酷政不仁,視萬民如芻狗」、敵愾同仇、大義凜然的說話,以及民主、自由、人權的政治信念。但年輕廣告人卻別有想法,他不想再走悲情路線,反而想運用廣告營銷語言,把嚴肅複雜的議題化為娛樂性豐富的廣告和影像信息,藉此打動觀眾。

廣告人運用創意及想像力打仗

當他第一次把廣告片剪好後試播,便讓那些反對派「老革命」為之側目,說拍得像可口可樂廣告一般,沒有說清極權統治的殘酷真相,簡直是糖衣毒藥。但他卻繼續堅持把政治信息包裝到像汽水和商品廣告一樣,向觀眾販賣,向政權「say no」,就如買支汽水、買包香煙一般,只求感覺良好,哪怕被批評為膚淺無聊,又找來國內外演藝明星,發揮偶像魅力,呼籲fans響應。系列中其中一個廣告,甚至看似安全套廣告,牀上的女人對旁邊糾纏求歡的男伴不斷「say no」,藉此呼籲選民投反對票,可謂離經叛道。

片中有一幕,「老革命」怒髮衝冠,嚷着要對政府譴責,但廣告人卻反唇相稽,說為什麼總是獨沽一味:「譴責,譴責,最後還是譴責」?為何不能用創意及想像力打仗?

但事後證明,明刀明槍有時不如冷嘲熱諷,有時對政治不甚了了的選民,投票往往就真的是膚淺得像買汽水、買香煙一樣,只是選擇讓自己感覺良好的心水而已。

一仗功成不一定要萬骨枯,最後,反對派憑這些軟攻勢扭轉乾坤,在公投中,「No」拿到56%選票,壓倒「Yes」的44%,成功推翻大意失荊州的執政獨裁政府。

道德感召vs.感覺良好;轟轟烈烈vs.以柔制剛

不要太過高估人民的「道德感召」,反而溫情、感覺良好,甚至是「好玩」,才能打動中間選民,尤其是年輕族群。

政治不一定要轟轟烈烈,寧為玉碎,不作瓦存,它也可以上善若水,以柔制剛。川上春樹口中的雞蛋,不一定要擲向高牆,肝腦塗地,壯烈殉道,它也可以乖巧的繞過高牆,輕快上路。

這部電影裏的故事,讓我想起2000年陳水扁和民進黨贏得總統選舉,教台灣日月換新天的那一幕,片中男主角那位廣告人,讓我想起台灣廣告鬼才范可欽。

1996 年總統大選,台灣民進黨遭受空前挫折,為了反省,該黨的領導便走落基層,巡迴舉辦座談,聽取公眾意見。在這些場合,不少年輕人都抱怨,說和該黨交談,好像和自己阿公阿婆「傾偈」一樣,整天糾纏在什麼「二二八」等沉重歷史課題上,根本難以叫他們這些新生代產生共鳴。聽了這些意見後,民進黨痛定思痛,遂嘗試「告別悲情」,重新上路。

廣告人幫助陳水扁變天

於是,2000年,阿扁的媒體文宣負責人羅文嘉,慕名請來范可欽為自己做電視競選廣告。范可欽是什麼人﹖他是台灣廣告奇才,小時候家境貧困,再加上患小兒麻痹症,下肢殘疾。但他卻沒有自暴自棄,後來苦學有成,大學畢業後,加入廣告界,才華橫溢的他,旋即扶搖直上,廣告作品技驚四座,年薪更創下當地紀錄。

經過一番策劃,范可欽為阿扁推出了4個經典電視廣告,包括:

●「鐵漢柔情」篇:為了爭取女性選民,在情人節製作了如此一個廣告,在舒緩的背景音樂下,熒幕打出這樣的字卡:「有一個丈夫」,「15年來每天晚上」,「都要起牀兩次」,「抱着他的妻子上廁所」,「白天他是鐵漢」,「夜晚他是柔情」,隨後出現了陳水扁推着輪椅的背影,再打出「願天下皆是有情人」。

●「家人平安」篇:為了針對國民黨的戰爭牌,即選阿扁因台獨問題會惹來兩岸戰爭,廣告帶出「我的家人都在這裏,怎麼會想見到戰爭呢?」這個信息,以范最擅長的寫實風格,拜訪阿扁在台南鄉下的家人、老師、同學等,拍出感性。

●「年輕領袖」篇:為了彌補阿扁讓部分人嫌棄年輕的弱點,廣告帶出Bill Gates和楊致遠分別於20歲創立Microsoft及Yahoo,甘迺迪、貝理雅、克林頓分別於43、43及46歲當上總統/總理,我國的孫中山先生也於46歲當上民國大總統,年輕無包袱,年輕有抱負。

●「美麗島20周年」篇:這是系列中唯一的悲情廣告,以昏黃的鏡頭、悲情的音樂,帶出當年美麗島事件,一個又一個異見人士如黃信介、施明德、林義雄、呂秀蓮、張俊宏、姚嘉文、陳菊等被審判和送入獄的鏡頭片段,並說沒有這些人,台灣不會有今天的民主和自由,我們得多謝這群「叛亂犯」,「歷史終究是美麗的,我們還會歡喜地走下去」。

以上幾個案例的詳細構思,見張俊雄、邱義仁、游盈隆策劃:《破曉:2000勝選大策略》一書。

正如一位資深廣告人曾指出:「陳水扁的廣告比較能吸引中間選民的青睞,其他陣營的廣告只有自己的支持者喜歡。」事實上,這次選舉阿扁的得票超過39%,衝近四成,這是民進黨在以往中央層次選舉,一直無法達到的極限。如果沒有這近四成的選票,即使是宋楚瑜、連戰分票,阿扁亦未必可以坐收漁人之利。不少分析便認為,吸納到中間選民,尤其是年輕的「首次投票一族」,是阿扁致勝的關鍵。有估計在高達200萬的「首投族」中,近七成都投阿扁一票。

廣告人構思出倒扁「紅潮」

只可惜,阿扁上台後急速腐化,范可欽這位廣告鬼才,後來在2006年施明德發起的「倒扁運動」中,投向施的陣營,作為自己6年前幫助阿扁上台的自我救贖。他不惜披甲上陣,成為運動總部的發言人。他在運動中於創意上的最大發揮,就是帶出「顏色的力量」。他覺得倒扁群眾無論靜坐好遊行好,黑、白色的衝擊力都不夠大,撇除了島內政黨藍、綠陣營的代表顏色後,只剩下紅色可以用。於是在這樣的創意下,倒扁靜坐正式開始後,「紅潮」便席捲整個台灣,更配合了歌曲《紅花雨》,視覺、聽覺雙管齊下,在百萬人的「天下圍攻」中,達到一個高潮,再通過媒體的報道,「紅潮」震撼了海外。

1988年智利反對派那個「向政權『say no』」的運動,廣告人想出的是彩虹旗,他們一樣明白「色彩的力量」。

佔中運動又如何?

台灣的「倒扁運動」已經雨過天青,香港的「佔領中環運動」卻方興未艾。向2017年的假普選「say no」,將是香港未來一場波瀾壯闊的運動。剛過去的周日,佔中運動組成12人協調小組,成員來自商界、宗教界、醫學界、法律界、社工界、教育界等,卻見不到廣告界。戴耀廷兄、陳健民兄,和朱耀明牧師,是否要「諗一諗」呢?

蔡子強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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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3/05/02 in 有關電影, 有關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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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天賜:感性主宰自己

2012年3月5日 晴報

台灣大導演李安再次憑《少年Pi的奇幻漂流》獲得最佳導演、攝影、視覺效果、配樂等四項大獎,這也是李安繼《斷背山》之後,再在荷里活揚名立萬。

他愛改編劇本拍成電影。《色/戒》、《臥虎藏龍》都是中國作家的作品,外國小說也改編了好幾部。

然而,李大導並不是懶於想故事,而是在人家作品中,加入了自己所思的主題,而且是新穎的。

《色/戒》以張愛玲一篇短篇小說為藍本,所拍的內容並不是如台灣馬英九想到的:「懷念抗日戰爭中的愛國年輕鋤奸團」,而是狠狠嘲笑「性慾歡愉與罕有價值物質」便令一個女子失了宗旨,忘記了神聖任務!其實,她是正常女人,難逃「色」慾與鑽「戒」!

《少年Pi的奇幻漂流》有兩個奇幻漂流版本,受眾相信哪個版本?「老虎版本」很多人寧願相信,「老母版本」即使真,也不願相信。我們凡夫俗子都喜「感性主宰自己」的,一試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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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3/03/05 in 有關閒情, 有關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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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話題:誤讀與顛倒 ——從得獎藝評看香港電影的低俗與主體

2013年3月3日 明報

藝術發展局藝評獎結果公布,來自內地的賈選凝,憑一篇題為〈從《低俗喜劇》透視港產片的焦慮〉的影評拿了獎金達五萬元的金獎,一石激起千重浪,引起媒體廣泛報道和爭議,事件很快升溫到激化中港矛盾的民粹主義程度。

「畀五萬蚊大陸妹踩香港!」這句網絡流傳的標語很能概括箇中非理性。賈選凝接受訪問時回應稱:「如果以我得獎者身分,加上又是大陸人,以這兩點遷怒於我,我無話可說,這是我的一種『原罪』。」明顯聰明地看出這種非理性而予以柔性的反擊。

好一句「遷怒」,她當然是被遷怒的。因為事情鬧出來後,較有理性的評論已針對整個藝評獎徵文的理念、評審團如何組成、有否足夠具藝評公信力的人擔任評審、評審過程具體如何、如何能把不同類別的藝評放在一起評定、官方如何看待藝評及其判別優劣標準,以至藝術發展局所謂推動本地文化藝術的固有機制、如何使用公帑等等。她不是唯一被批評的對象,也早有論者呼籲﹕「放過賈選凝吧!」她背後千瘡百孔,被詬病多年,甚至曾鬧上法院的藝術資助評審標準和機制,才是更值得投放怒氣的對象。

事件最大的輸家是本地藝評,最大的贏家是《低俗喜劇》和彭浩翔(電影趁此事重新公映!)。賈選凝作為惹火尤物和嫌疑棋子的雙重身分,雖然猶抱琵琶半遮臉地同時扮演獲利者和受害人的角色,但不中計的評論人仍大可取其大者,將目光從她那具選美質素(賈被揭曾參選內地華姐選舉)的臉蛋離開。

然而,對不起,我卻無法把目光從她寫的文章離開。那不關乎她的評論是否寫得好,足資摘獎(因為比賽總有評審品味的主觀元素和參賽者的相對優劣),也不關乎辯駁社會意識批判是否影評的適當進路,而是其得獎文章以至之前在香港媒體發表的香港電影評論,所表現出來的,對香港電影和箇中所謂「港味」的一再誤讀,既典型又嚴重,只是港事太多紛擾,人們無暇細顧,藝評事件恰好提供良機,讓我們進一步審視和了解這種誤讀。

低俗與本土的錯綜關係

認識港片北進情况的人都曉得,「低俗」兩字乃內地官方和傳媒近年在北上港人作品上經常加上的形容詞。王晶,以至劉偉強,都曾被批評以至「勸喻」不要再拍攝散播「低級品味」的電影,部分內地電影觀眾責怪合拍片成風後,部分香港導演只懂「食老本」,粗製濫造。偏偏,這些觀眾只要有機會,都不吝表示他們其實熱愛香港電影,其中更不乏自稱喝港片奶水長大者。《低俗喜劇》的推出,正是因應這怪現象的商業計算之舉。

你說我低俗,粗製濫造,我便粗拍(據說《低俗喜劇》只用八天完成)低俗給你看,而且以此為包裝、招徠。所謂只拍給港人看云云,也是推銷手法,明白彭浩翔的,自然知道他從未放棄內地市場,只是他更懂曲線賺錢,名利雙收;正如《3D肉蒲團》,標榜純港味之餘,貢獻票房的始終是組團南下觀看的內地人。

賈文並非只批評《低俗喜劇》低俗,文章最大的重點,在指電影偷換了概念,視「低俗」作為「本土性」,卻大受香港觀眾歡迎,反映出港產片已「誤入歧途」。

把商業手法誤讀成本土性打造工程,不能只以「過度認真」形容。香港電影的確原本便有它低俗的元素,其實說得真切點,是不怕低俗、不避低俗才對。我認識的一名內地電影學者,不止一次向我「投訴」港片歧視內地女性,因為港片中的內地女性不少是妓女。我說怎麼會呢?你看《香港有個荷里活》的妓女是找周迅來演,《旺角黑夜》的妓女是張栢芝,她們都是當時香港影人和觀眾最喜歡的演員喔。妓女在香港電影中常是正面人物,除了因為「銷魂處便是英雄地」(《一代宗師》對白),也與妓女本是香港人常有的自嘲認同對象有關——凡事向錢看,什麼也可交換……你說這是低俗,但對不起,正如我經常強調,男盜女娼,正好便是香港電影的最大特色之一。

低俗也有真假

不過,《低俗喜劇》裏搞的,不是這種自然的低俗,而是故意強化、誇大,擺出成為賣點的「低俗」,情况有點像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中,不同地區反而會各自標榜所謂本土或民族特色,促進一體化的資本流通。《低俗喜劇》中低俗和本土的「結盟」,成功讓觀眾受落,證明主創人懂得玩這種遊戲。

至於本地觀眾這一邊,由於以上的層次問題,他們喜歡《低俗喜劇》大可各有千百種原因,不能全歸結到「壞品味」勝利,以及再推一步,說反映了對「強國」的恐懼,然後推出第三步,眼紅大陸優勢而尋求「自我感覺良好」的「精神勝利」。

賈文這重重誤推並不偶然,因為這正是近十年內地人對「大國崛起」的心理狀態投射。說西方資本主義大國沒有什麼了不起,只是歷史機遇造就;「××國能,中國人為何不能?」;他們歧視、針對以至圍堵我們,因為懼怕我們強大,懼怕「睡獅醒轉」……諸如此類的說法,不絕於耳。對於香港電影,以前拍出討人喜歡的「經典」,只是你們幸運,現在你們的優勢喪失了(港人自我矮化加強了這種看法),再拍不出好東西,反而害怕我們,來醜化我們了。

賈文作者可以因為自己的品味不欣賞「低俗」,但分辨不出「低俗」的真假層次,以至看不出或不承認香港電影原有的(不避)低俗成分,如果不作動機考察,大抵有着更深層的文化(差異/誤解)因由,值得我們深思。面對這種明為誤解,實為顛倒(例如把彭浩翔討好大陸人的佈置倒讀為醜化大陸人),有心為香港電影主體性定位的,也不得不直面它們,奮起一辨/辯。

一度嗅不到的港味

香港電影有其有別於其他地區的電影特色,表現某種「港味」,以至體現香港精神和「香港性」(Hongkongness) ,其實是不必強調,也一眼看出,毋庸爭辯的事實。整個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的香港電影發展史,本身便充滿取之不竭的例證。全世界的觀眾,要從一堆電影中分辨出哪一部是港片,毫無難度,因為這些後人常用「本土性」標籤的特色,是跟表現出強烈風格的導演調度、演員演出方法、電影敘事方式、慣用對白、固有觀念等扣上緊密的關係——許冠文與他的小動作、成龍與諧趣功夫、周潤發與飛躍雙手開槍、周星馳與「無厘頭」搞笑場面……都是可輕易認出,而且效法者眾,匯成一代風潮的電影文化現象。只是以往這些顯而易見的東西,一直缺乏理論的歸納、提純、整理,沒有一個漂亮的宏觀格度,沒有一個大而化之的名目(而這恰好也是香港特色)、招牌,以致在它們有所轉化和發展時,容易被視為等同消失。

論述上要定義港味或香港特色,以往一直採取枚舉法。枚舉法讓一盤散沙般的文化產品對象,集合到概念大旗下,但當這些對象在現實中再也找不到時,論者便要棄用這個概念,或把它送到歷史的神桌上供奉。「香港電影已死」,正是在這種操作下提出來的說法。

把香港電影比喻作生命體,有誕生、成長、衰落,之後自然是「死亡」。當現實中再直接找不到過往被視為「港味」的電影產品,便說「香港電影已死」,這固然不負責任,也是極其冒險的做法,因為一旦「港味」經轉化重新「出土」,尷尬難免。

不得不指出,藝評獎評審團主要成員,藝術發展局藝評小組主席林沛理,正是年來倡說「香港電影已死」的論者之一。他激賞誤讀香港電影本土性的文章,大概可以理解。

誤讀是詮釋學的共識以至策略,誤讀可以帶來新觀點,刺激討論發展;但詮釋學的誤讀在於開放,而非一棍打死。我誤讀,我存在;我誤讀,你我有未來;而不是,我誤讀,你不存在(或看不見你存在)。

文 朗天
編輯 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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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3/03/03 in 有關電影, 有關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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