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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Archives: 有關情理

李怡:今天,我們香港人自己創設文明

2014年11月19日 蘋果日報

中大公佈最新調查,發現民意逆轉,支持佔領運動的市民較上月下跌約4個百分點為33.9%;不支持運動的增加8個百分點至43.5%。與上月調查相反,不支持者超過了支持者。67.4%受訪者認為佔領人士應該現在全面撤離佔領地點,認為不應該的只有13.9%。另外,在「袋住先」問題上,民意也出現變化,儘管若政改方案按人大8.31決定,支持通過的有36.1%,仍少於認為要否決的46.7%;但當被進一步問及,若提委會取消公司票及董事票,全部委員由四大界別人士以個人票選出,那麼支持立法會通過方案者則有45.4%,認為要否決的減至35%。也就是說,若政府第二階段諮詢提出以個人票取代公司票,民意傾向「袋住先」了。

昨天執達主任到中信外清除障礙物,沒有遇到反抗。今天可能會清除更多鐵馬。接下來會向旺、金、銅動手。如果留守者不反抗,政府很可能順利完成清場。佔領運動將告一段落。

爭取真普選經歷了將近兩個月,沒有爭取到中共和港共的任何讓步。學聯上京在機場即受阻,民主運動設想的後續行動,一是以自首引起社會關注,另一是辭職公投。但這兩個行動都不見得會掀起新的抗爭高潮。整個運動可能沉寂,師老無功難免令爭取民主的佔領人士氣餒。

作為長期關注中國和香港局勢的論政者,筆者對這大半年民主運動的發展,和中共港共的回應,基本上都在意料中。在雨傘運動如火如荼的時候,筆者從西方所有社會運動都不獲多數人支持的經驗,就預計佔領長此下去必然不會得到市民中沉默多數的支持。此外,無論從中共的權力結構來看,從香港人的難民心態來看,還是從中國人總想向更高權力乞求恩賜民主的奴性來看,筆者自中英簽署聯合聲明以來,所有論述都是悲觀的。

不過,9.28那天晚上,全城有六七萬人不懼催淚彈湧上街頭,並分別佔領金旺銅三區,以及連續近兩個月的文明抗爭,卻完全出乎久歷世故的筆者意料之外。然後,各佔領區漸漸發展成互助互愛更充滿文化藝術創意的烏托邦社區。佔領區影響向外擴散,從獅子山標語到「我要真普選」的橫直掛幅遍地開花。佔領運動又在學校擴展,一間間大學的畢業禮都出現了抗議活動。筆者在這段期間接觸一些年輕人,他們的見識和表達能力使筆者肅然起敬。

這是最壞的時候,也是最好的時候;這次的佔領會結束,但民主意識、道德力量、抗爭精神已融入廣大年輕人血液裏,因此佔領運動沒有結束,毋寧說它只是開始。

看透了中共本質的老一輩智者,認為雨傘運動在中共強勢和不顧香港民意的高壓下似乎瀕於失敗,全民推動真普選已無望,香港會正式宣告沉淪,筆下也難免辛酸。但在這些表面現象和力量對比之外,我們是否還應該看到更重要的內在力量呢?

數日前筆者看了電影《山本五十六》,電影的結尾問:這場仗為甚麼會打成這樣?這結局是怎麼造成的?筆者想起電影前段,山本五十六在指揮襲擊珍珠港之前,一再要求日本最高當局,一定要先向美國宣戰,不宣而戰會是日本海軍最大的恥辱。結果,日本(據說是繙譯之誤)在襲擊行動開始一個小時後才向美國宣戰。儘管偷襲使日本勝了第一回合,但道德上犯的錯造成終局慘敗,道德缺失一方面使日軍感到恥辱,另方面激發了美國的士氣。歷史上的勝敗,真是由道德力量決定的。美國獨立戰爭是道德力量之勝,國共內戰是中共道德力量之勝。道德力量,正義在胸,儘管居劣勢於一時,但卻會激發無以倫比的力量反敗為勝。看看中共港共和建制派在普選爭議中的嘴臉,他們的強詞奪理和語無倫次,他們不敢同佔領區的年輕人直接對話,他們拒絕學聯上京而說甚麼學聯的訴求中央已知道的廢話;再看佔領區的年輕人、留守者的句句在理,世界上任何人都可以評斷出道德力量在哪一邊,而香港前途會由哪一種力量決定。

國際企業顧問公司「GOOD Corps」旗下刊物《GOOD Magazine》日前發表「2014好城市排名」,香港由上年的第24位狂升至榜首。原因竟然是佔領運動:「曾幾何時的小漁村,成長為中西橋樑,不僅重投政治覺醒,更告訴全世界,狂熱的示威一樣可以極之文明」。雜誌形容雨傘運動是植根於互相尊重、表達自由,以及對實現夢想的持續信念。
如果說,以前香港的文明是英國人留下的,那麼從現在開始,我們可以說,香港的文明是香港人自己創設出來的。它會在日後發光發熱。看到這樣的市民,看到這樣的年輕人,我們真是毋須悲觀。

(https://www.facebook.com/mrleeyee)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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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11/19 in 有關情理, 有關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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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耀廷:不要踩在法院肩上

2014年11月18日 蘋果日報

在港大法律學院舉辦「雨傘運動與法治」論壇上,終審法院前常任法官列顯倫認為法庭向旺角佔領區頒發禁制令是一個極之奇怪的判令。其中一點是整件事是涉及公共秩序,要處理由佔路而造成的公共滋擾,理應由律政司代表公共利益向法庭申請禁制令,但現在卻由兩個私人團體(的士商會和小巴商會)向法庭提出申請。

當然我們沒有證據證明由兩個商會向法庭申請禁制令是由特區政府促成,但至少可以肯定是因為律政司並沒有直接提出申請,才導致由兩個商會去提出申請。律政司在兩個商會提出申請時,也沒有主動介入。因此我們可以肯定說,特區政府在整件事中,本應是主導的角色,現反好像成為了配角。在私人團體從法庭取得判令,而執達吏又執行不到法庭判令後,特區政府下的律政司及警方,竟變成了只是協助法庭執行判令的助手而已。

法官在禁制令中說明,若執達吏執行禁制令遇到阻撓,可以尋求警方協助拘捕有關人士,並盡快把該等人士帶到法庭處理。但法官在判詞中是確認其實警方是有足夠權力去處理相關情況的,禁制令並沒有額外賦予警方更大的權力。既然特區政府根本已擁有足夠的權力處理佔路的情況,那為何遲遲不採取行動呢?為何現在竟淪落至在民事訴訟中協助私人團體去執行法庭的判令呢?就算要用民事訴訟去取得法庭的禁制令,也理應由律政司去做,但現在特區政府竟連在民事訴訟中直接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的勇氣也沒有!但更奇怪的是,警務處處長竟會主動公開說要全力協助民事訴訟勝訴的一方去達成其民事的訴求!警務處處長竟甘於讓香港警隊去做別人的助手!我相信這在香港的民事訴訟史中是從沒發生過的「奇事」!

為何特區政府淪落至要這樣做呢?為何特區政府要依靠私人團體透過民事程序向法院申請禁制令,用協助執達吏執行禁制令的方法才有膽去清場呢?其實這正反映了特區政府自覺心虛,知道特區政府現在根本沒有甚麼認受權威,暴力清場必會引來更大的社會反彈,即使能趕走一些佔領者,但大量市民很大可能會出來反包圍警方,結果還是不能清場。

心知自己缺乏足夠認受權威去直接清場,特區政府惟有出此下策,由私人團體出面提出民事訴訟,以民事訴訟去處理本屬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問題,讓法庭頒出民事的禁制令。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本屬特區政府下律政司的職權及職責範圍之內,現在這樣做,可避過由律政司直接提出申請,免卻引起不必要的社會反彈,刺激更大的抗爭情緒。

但更重要的卸責招數就是警方明明有足夠權力清場,也要由法庭去頒令要求佔領者離場。特區政府事前必知道,法庭在訴訟中只能按現行的法律審判案件,是不可能也不會處理得到引爆佔領行動背後有關民主普選的政治及法律公義的爭議。明知法院在香港法治制度下的局限,特區政府、律政司及警方就充份利用這法治漏洞,恬不知恥地讓法庭去做醜人,利用法院在公眾享有遠較特區政府為高的認受權威,以配合法院為名,去達到其清場目的。

特區政府完全罔顧這樣做,實是把法院的認受權威在法院不情願下押上了。在香港現在那麼特別的處境下,這樣做必會削弱公眾對法院的認受權威。特區政府為了清場,不擇手段,不惜付上任何代價,連法院的認受權威也不放過,不能不令人心寒。

特區政府這樣的無良手段能否成功清場,仍難預料得到。但可以肯定去說,一個政府以其公權力去漠視公民要求法律須保障公民基本政治權利的公義及合理訴求,甚至用盡一切手段,不惜犧牲獨立法院的認受權威以達其政治目的,其不尊重法治及破壞法治的程度,相比那些在特定情況下及在特定條件下迫於無奈地不遵從法庭禁制令的小市民來說,必是遠大得多。

梁振英特首、袁國強司長、曾偉雄處長,若你們要清場,請不要躲在禁制令背後!不要踩在法院肩上!請你們堂堂正正,用法律已賦予你們的公權力去清場好了!

戴耀廷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佔中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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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11/18 in 有關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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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我要當個「大多數」(幸運的大多數二之二)

2014年11月16日 蘋果日報

真是太巧,同樣一番話,十天之內竟然聽過兩回。第一回,是朋友轉述,說內地一位媒體人和他在社交媒體激辯關於「佔中」的事情,一時激動,那位媒體人坦白宣告:「二十多年前,我也曾經支持過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但我現在明白了,原來那只不過是少數人的訴求,根本不是大多數人的意願。同樣地,現在香港這幾百萬人再怎麼鬧,也都只是少數人而已。我再也不會犯錯,一定要堅持站在大多數人那邊」。第二回,我親身耳聞,內地一個聚會上頭的新識急着要跟我這個香港來客表態,痛斥「佔中」。他說:「當年我也參與過學潮,上過街鬧過事。但那又能怎樣?沒用的,時代前進的方向不會因為少數人而改變。香港彈丸之地,區區幾百萬人,應該認清時勢,跟上大局,別再繼續瞎鬧,顧及大多數人的利益」。

這些話並不叫人意外,但還是讓我咀嚼良久,接下來一個多禮拜都還會在入睡前省思其中的涵義。不,它們不深奧,很好理解,而且許多人都說過類似的話。我也沒打算去和說這些話的人深談「佔中」的是非曲直,反正大家所得訊息不等,很難有個客觀的共同起點。讓我在意的,是這些言語中的喻詞,例如「形勢」,例如「少數」和「多數」。

單從說理的角度而言,你要批評「佔中」,甚至回頭譴責六四民運,其實都能找到不少論點,甚至還是些不錯的論點。為甚麼有必要把形勢和數量也搬出來呢?尤其數量。難道就因為對方人數較少,所以對方的立場就一定是錯的嗎?一種意見的合理與否,一種取態的黑白對錯,難道和相信他們的人數相關?如果真講推理,我們都曉得這種思路的缺陷,因為真理不由數量而定。但是在我們大部份人的日常思維當中,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關係並不總是邏輯的,而且精確的概念也並不總是最重要的。真正引導我們日常未經反省的思維活動的,往往是一些很感性的隱喻。在那番言語之中,數量便是這樣的關鍵隱喻。當一個人在批評對立方只是「少數人」時,他並不是在邏輯地否定對方立場;他只是想加上「多數等於正確,少數等於錯誤」這個隱喻等式,以增加其說服力罷了。有些時候,一個人甚至還可以放棄任何推理的努力,只消使出這招等式,似乎就足以判明是非。

比方說一些因為房產被拆遷而上訪的百姓,他們跪在政府部門前面的廣場上哭訴;你可以說他們只是少數人而已。少數人受到影響,但地方發展上去了,大部份人會得到好處。又比方三峽水庫工程,動遷人數幾達千萬,至今仍有未了後患;但你還是可以說他們是少數人,因為半片中國都會得到好處。再近一點,為了確保APEC期間北京空氣清明,少數華北農村雖逢降溫,但也還是不准在炕下燒柴取暖。這少數人的一時寒冷(也許這真是少數人了),換來了國家的面子,這豈不也是使多數人蒙利的美事?

這套思路如此流行,乃至於在一些非常極端的時刻,我們會看到它非常極端的表達。譬如前陣子令人神經緊張的連串恐怖襲擊,惹起不少怒火,有些人就在激烈的情緒底下留言網上:「那區區幾百萬維族人,應該全部抓回來徹底漢化。把他們滅了,消融了,我們十幾億人才能得到安定」。它背後的預設仍然是個數量關係;幾十個維吾爾人犯罪,憑甚麼可以牽連整個族群?因為他們到底人少,就算全族加起來,也比不上漢人壯大。多數人有好日子過,一小撮人滅族也就無所謂了。

我明白這是氣話,但為甚麼一個人一生氣,就能衝口而出地吐出一堆如此駭人的言語呢?在某些國家,再怎麼憤怒,一句「黑鬼」恐怕也是個天大的錯誤吧。

能夠順利搬用這套等式的人,想必是站在多數人那邊的吧。也就是說,他恰好不是一個第二天醒來,房子被拆了一半的人;他恰好不是一個長在四川,住在大壩庫區的居民;他恰好不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奶奶,寒風初起,於是打算在APEC那幾天燒炕過夜;他又恰好不是個生在喀什的維吾爾青年,不用到內地大城討生活,在找地方落腳的時候受盡白眼。他恰好不是「少數人」,他真幸運。

我們之所以要討論公正的問題,起點正是因為不可能每一個人的運氣都是這麼好,每一個人的一生當中都有機會變成那「為大多數人而犧牲的少數人」。念及諸種人間不幸境遇,念及任何個體不必要的受苦,因此我們關心社會制度的公正,不使一人遭難犧牲。為甚麼我們這個國家走到今天,會如此輕易地放言他人的犧牲,如此方便地漠視他人的處境?莫非我們都有把握自己不會變成少數人?

是的,重點就在於不要掉隊,不要讓自己淪為少數。比起追求制度之公正,個人的奮鬥上爬要來得容易得多,也有把握得多。不想房子被拆遷影響,那就努力使自己住進一個不可能被拆遷的房子。不想自己被犧牲,那就設法令自己成為一個永遠不會被犧牲的「多數人」。

政治上則更不容許犯下這種投向少數人的錯。好比那兩位因當年支持六四民運而悔悟的朋友,他們的反悔並不在於那場運動的原則有錯(至少這不是他們現在這番言論的要點);而在於他們錯判形勢,對多數人走向的估計有誤。可是,我們又該在瞬息萬變的形勢當中如何明辨政治上的「大多數」,那個等同於正確,等同於「主流」,等同於官方路線的「大多數」呢?不過兩年之前,薄熙來在重慶推動的「唱紅打黑」也曾一度被人以為是「大多數」。六十多年來,還有數不清的「正確」最後被人發現是錯的,還有數不清的「大多數」成了值得追悔的少數。就算六四,當初也有些人以為自己跟上了形勢,最後認錯閉嘴,絕口不提往昔的誤判。在這種情形底下,你有一直當個多數的自信嗎?

套句內地網絡紅人周小平的話,「請不要辜負這個時代」,若想好運到頭,你不能只是不辜負這個時代,你還得不辜負任何一個時代。就像「國學大師」范曾那樣,從文革到今天都幾乎全部正確了,緊緊掌握住了「大多數」的動向。

這就像是小孩玩的那些遊戲,要是不想被「鬼」抓出去,就得靈敏迅捷地跟上大隊,躲進人堆當中。落單掉隊者,咎由自取,怨不得旁人。這種遊戲考驗的不是推理和邏輯,更不是價值;而是聰明。所以「我再也不會犯錯,一定要堅持站在大多數人那邊」,這句話指的不是我終於看清了是非,我終於懂得了曲直;它的意思就是我「成熟」了,學乖了,我比從前聰明了;如此而已,沒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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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11/16 in 有關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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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力行:沈祖堯與侯傑泰的分別

2014年11月6日 主場博客

中文大學副校長侯傑泰接受《大公報》訪問時指,佔領者高呼「我要真普選」,還四處掛上標語,聲稱追求所謂自主和獨立,但不理訴求和實質內容。至於政治理念是什麼,政治世界到底是怎樣一回事,他們不理會,只知道我做了什麼,就可獲得最多人的Like。

在侯傑泰眼中,參與佔領的學生彷彿都是無知的、盲目的、不知所謂的一群。不但如此,在他眼中,學生所有的行為,都是為了博取虛無縹緲的認同,為了滿足心中的虛榮感而作。

面對同樣情勢,我們且看侯傑泰的頂頭上司沈祖堯校長如何回應:「過去兩週,你們對民主自由的渴求,全港全國以致全世界都聽見了,你們的犧牲和你們愛香港的心,我們都看見了,我們都感動了。運動已經達到了一定的成果,大家成功令社會對追求民主有更大的關注和更深的瞭解。」

我思疑,沈校長和侯傑泰兩位所描述的,究竟是否同一批學生?是甚麼讓他們的觀察和感受如此不同?

侯傑泰又指,青少年現時由追求自主而變成任性,佔領學生不少真的會去打掃馬路,但不會回家,又覺得自己很偉大,傳媒吹捧更令他們輕飄飄,「過後仍是打機,hea住讀書」。對於教育界對運動收科的善後工作,侯傑泰認為要從重視基本價值入手,教學生關注身邊人,包括重視孝道,先準備好自己才談追求理想。

在侯傑泰眼中,學生始終是沒出息的,他們的付出都是不藉一提的,他們的基本價值都是有問題的。侯傑泰是一位「教育心理學家」,我不知道在他眼中,學生是否只是用作分析研究的樣本,而不算是一個「人」,我更不知道沒有理解和關懷的教育,究竟還算不算是教育。

在侯傑泰的言論中,我看到的是高高在上的冷漠,在沈校長的言論中,我看到的卻是走進人群的溫情:「星期日傍晚,看到中環集結的群眾被催淚彈驅趕,其中很可能有我們的學生,令我心焦如焚。這幾天,我看着學生們在街頭席地而睡,被猛烈太陽曬傷、風吹雨打,卻仍然堅持走上街上,不但秩序井然,甚至自發清理垃圾,我又再次忍不住落淚。」

沈校長對學生的關懷不僅體現在他的言論中,我還記得,當梁振英召開記者會,當所有人都金鐘兇險留不得時,我們的校長,選擇親身前來現場,跟學生站在一起。我一直都想不通,為什麼沈校長要以身犯險,因為他只要在辦公室對記者說幾句,就足夠我們瘋傳上一整天了,但來了,他的處境就和在場的每一個人一樣。

現在我明白了,這就是沈校長和侯傑泰的分別。這是一位教育家和一位「教育家」的分別。

現在我們也應該明白,為什麼有些人,即使有如何傑出的成就,都永遠不能得到我們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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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11/06 in 有關情理, 有關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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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英琦:以人為本

2014年10月14日 am730

我曾是十多年的地區議員,在社區推動改革時曾這樣寫:「民主不是四年一票這麼簡單,在日常生活中,居民有機會討論政策,完善政策……以民主程序落實區政,就是為地區和居民賦權,是『天天民主』。」

過去兩周,我輾轉從社區歸納的聲音和感覺,是佔領並沒有癱瘓政府,卻癱瘓了社區。面書上不斷有人勸說,請「領導者」考慮讓電車重開,但這中間溫和聲音太弱了,無人聽得進去。電車對港島區基層居民和老人家很重要,過去兩周,堅尼地城的電車不能駛至筲箕灣,嚴重影響了居民的生活。再者,讓電車重開,根本不是甚麼撤與不撤的問題,只是以人為本的考慮。

雨傘運動不是「佔中」和三子當時的想像:那本是非暴力公民抗命,畫面是大家坐下堵路,然後是警察來抓,大家不抵抗不還手,不是要用鐵馬佔據。如今運動並無明顯領袖,佔領的規模和時間也未經思考,只是當晚即時的決定,社交媒體的「物以類聚」性質也讓人企硬,於是沒有人敢說:也許我們需要的是同理心,是以人為本的思維,不能把「人民置於在人民的對立面」?政府的策略是螞蟻鬥螞蟻;參與的朋友應盡早跳出零和思維:道路不是籌碼,因為市民不是籌碼。

過去幾天,我與幾位前區議員朋友都很焦急。我們理解年輕人真心、平和的爭取民主,但民主精神不僅是公民提名,而是要為社區充權,要讓街坊知道他們都可以付出和參與,政策由下而上決定。同學要多落區,理解社區情況,謙卑聆聽社區的聲音。把想像拉闊一點,傳媒報道在佔領區發生的美好事情,不就是理想社區的展現?這不是烏托邦,應該每天都在社區發生:大家互相照顧,可以和而不同;公共空間有共享的家具,老人與年輕人有跨代對話,居民自動自覺把垃圾分類,讓社區可持續發展。

覺醒的市民都不是螞蟻,應有能力以新思維回應現時的僵局。如何以人為本,實踐天天民主,是大家急切需要思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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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10/14 in 有關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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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催淚彈-國際標準與香港之謎

2014年10月3日 信報

催淚彈:國際標準與香港之謎

在過去一週,我身在法國,不少朋友以當事人身份,傳來香港政府以催淚彈處理和平群眾的照片時,我完全震驚,這裡的法國朋友也是因為這原因,忽然天天關注香港。我問法國的外交、學術、傳媒界:貴國示威文化源遠流長,民眾勇武無比,對催淚彈見怪不怪,何以如此關心?於是,他們和我分享了法國使用催淚彈的國情和實例,我再找回香港政府的說法,心靈越難平靜。

法國對使用催淚彈有話語權,因為法國是最早在警察執勤引入催淚彈的國家之一,其時在一百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使用催淚彈的前提,就是要民眾知道這是化學武器,對身體可能有害,從而達到一定阻嚇作用,所以任何負責任的政府,都不可能輕易使用。香港行政會議成員說催淚彈「沒有後遺症」,對這說法,我沒有權威解答,但大家可參看10月2日明報對美國杜克大學教授、催淚彈專家Sven-Eric Jordt的訪問,他透露「香港警方使用的CS型(學名為磷——氯代苯亞甲基丙二腈)催淚彈可能引起化學性皮膚灼傷,要數星期才痊癒,反覆被射中更會引發嚴重併發症」,「患哮喘、肺病的人及吸煙者,均是受到催淚彈傷害的高危人群,而在封閉空間使用催淚彈更會致死,例如2013年埃及抗議活動中,首都開羅警方曾向囚犯卡車投擲催淚彈,導致超過30人死亡」,而且香港人口稠密,他擔心「使用催淚彈會造成大範圍的健康不良影響」。

那使用催淚彈有沒有國際標準,還是又有一套「中國模式」?各國警方內部守則都不同,但基本原則只有一點:對和平示威群眾不使用催淚彈,對應付不了的暴力衝擊才使用。在國際新聞,和催淚彈同時出現的名詞往往是「燃燒彈」,或最低限度會有集體破壞行為,催淚彈才是符合比例的武力。以法國為例,2008年學生考試後上街慶祝,最後演變成鬧事,數百人打破商店橱窗、搶掠貨物,破壞了12家商店,群眾最後投擲瓶罐攻擊警察,開始焚燒樹木和垃圾筒時,警察才用催淚彈。同年有法國師生抗議職位被削,學生集體向警投發玻璃樽和石塊展開進攻,警察也是那一刻用催淚彈。2012年法國環保人士雲集,抗議在濕地公園興建新機場,警察也用了催淚彈,之前示威群眾集體投擲石塊、烟花、燃燒瓶。香港示威者有沒有如此勇武?有沒有武力衝擊?全球看直播的人,自有公論。

對和平示威不想其他辦法解決,卻使用催淚彈,說這是「最低武力」,就是不談道德層面,技術層面也是奇怪。為甚麼在國際社會,群眾暴力必須是使用催淚彈前提?因為那樣催淚彈才奏效。通常示威倫理是,有群眾發動武力進攻,例如擲燃燒瓶,警察正常裝備應付不了,發催淚彈,為的是在對方痛楚時將之拘捕,然後其他沒有使用武力的群眾就散去,畢竟被控襲擊屬於不同罪名。在香港,由於群眾沒有使用武力,警方使用催淚彈後,也沒有特別值得拘捕的對象,群眾忍受了一刻,卻自然沒有散去的意欲。而且,當日現場警方用了一個標語,警告「再不離開就開槍」,那是使用「警告使用催淚彈」的標語背面。外國媒體紛紛以「下一個天安門?」為題報道香港,這牌子居功至偉。難怪有在現場的朋友說,實在不知道是希望清場,還是挑釁。

「催淚彈之變」,是管治意識形態的根本改變。此事不解,沒有人心安。當天親受催淚彈影響的學生,應該保留一切證據,記下自己當天被催淚彈處理前後的經歷,乃至結集以不同語言出版,把「使用催淚彈比其他清場方法人道」、「這是處理群眾運動的最低武力」等官方論述放在附錄,歷史,會有最公正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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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10/03 in 有關時事, 有關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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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松炎:老年稅的討論失焦

2014年8月24日 明報

自從上周公布周永新教授向政府提交的全民退保報告和老年稅建議後,社會的討論又走向敵我分明的兩個極端,一派以「養懶人,社會誰來埋單」為理據,大力反對;另一派則以「老淒涼,養老天經地義」為由,全力支持,可惜兩派討論,完全失却焦點。政府卻先訂底線才諮詢,冷眼旁觀看你兩派誰能勝,坐收漁人之利。

其實,今天有點像時光倒流,要討論的話題,二十年前已經討論得非常透徹,如今好像又要再從頭討論一次,結局大概早已知道,大家卻沒有從歷史中學習,一錯再錯。其實只要仔細想想,到底二十年前的同一討論,最終有沒有解決老無所依的問題?(若果有,今日根本不需要再討論!)最後誰人獲得最大利益?誰人付出最多?

今次政府故技又重施,同樣以人口老化、老人貧窮為經,恐嚇大家老來無依的淒涼境遇,利用市民的善心和憂慮,然後政府把後門關上,大呻財政前境困難為緯,力陳政府快將入不敷出,無力支持全民退保云云,但老人貧窮問題非常嚴峻,加利得稅又會危害經濟等等,所以剩下的方案只好向各位將老而未老的僱員僱主伸手,由雙方供款支付。

大家有沒有發覺,近年每次有關解決社會問題的諮詢,政府的方案就是向市民增加收費,香港好像沒有一個會承擔的政府一樣。這有點像祈福黨式的銷售騙案,二十年前,即一九九三年,立法局同樣建議老年退休金計劃,內容和理據幾乎與今次所提的老年金一模一樣,政府隨後同樣進行先訂底線的大型諮詢,建議即時向每位長者每月派發當時工資中位數的30%(約二千三百港元),日後隨物價指數為調整,但政府只提供一百億注資,其餘全部須由僱員僱主供款。(二十年後的今天,建議的金額增加至每月三千元,政府注資增加至五百億。)

然後,商界大力反對,加上七十八位芝加哥學派經濟學者聯署反對,指計劃未能針對有需要人士,成本高效益低,勢將跟隨西方社會保障計劃而導致供款大增,泥足深陷。政府遂改為公積金制度,現稱之為強積金,先哄你為自己退休打算,自己供款自己使。但供了十四年,市民累計已經供款超過三千五百億港元,但老人問題依舊,最大得益者其實係由政府全權成立的積金局和一眾信託人,他們透過收取全球最高的行政費用,已坐收逾六十六億港元的市民血汗錢,仍將會繼續收下去。

問題未解決 肥了基金信託

食髓知味,二十年後改名老年稅,捲土又重來,再推隨收隨付。但反對理據相同,就連提議者自己都承認制度不可能持續,至二○四一年便無以為繼,我們這一代人把一個個災難送給下一代,只為自己安享晚年,於心何忍?而最終一定又是成立什麼什麼局,以超高薪聘請局長和職員,強逼市民每月供款,但老人貧窮問題依舊不變,只肥了基金信託,財源滾滾流。

強積金,一場騙局?

若然覺今是而昨非,趁幾位芝大經濟學者近年相繼離世,重推全民退保,理應先廢除強積金,把積存供款轉移到老人稅,一步到位。但如今卻稱每年才一萬二千元的強積金供款,即使投資有道,仍不足以養老,故須再添!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當日既然明知無助解決老人貧窮問題,仍強行通過強積金的決定,如今弄至無數投資虧蝕,或回報比通脹增幅還低,卻已先交高昂行政費,供款者到老一場空,豈非一場騙局?然而,知錯不改,反以世銀的什麼五支柱子為名,架牀疊屋,既不取消強積金,復又增加老年稅,兩套制度皆由僱員僱主支付,皆為強制投資,須付高昂行政費,沒完沒了。

既然政府明知計劃不可持續,為何政府仍樂見其成?事緣當今世界貨幣制度,自一九七一年美國單方面取消布雷頓森林(Bretton Woods)協議的金本位制度以後,各國爭相印銀紙,透過貨幣貶值,推高通貨膨脹,已經成為全球政府騙財的不二法門。推動通脹,不但可以為政府減輕債務,更加可以從土地利益中賺取豐厚利潤,亦可以增加稅收和用者自付的服務金額,及可變相強迫投資和誘使加快消費,帶動經濟增長,減少失業。當通脹不斷上升,老人貧窮問題自然愈加嚴峻,大家愈覺全民退保不容再拖。因為即使年輕時努力儲蓄,年老時的高通脹把你一生積蓄付諸東流。若你以為靠投資保值,你就正中下懷,只要舞弄幾次什麼金融風暴,你的金山銀海一夜間煙消雲散。

一場完美風暴 逼供款借貸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每次討論老人貧窮解決方案,政府推動的必然是需要市民增加供款,增加投資,這就形成完美風暴的必須條件:政府加印銀紙,推高通脹,百物騰貴,生活質素下降,先讓儲蓄者虧;繼而減低利率,逼令市民增加供款,增加投資,推高資產價格,誘使借貸;然後一場完美風暴,再讓投資者蝕。借口拯救經濟,政府又再加印銀紙,就這樣循環下去,萬劫不復。

政府要承擔 控制通脹

反觀北歐,老人退保金額大部分由政府支付,理據很簡單,年輕時僱員僱主已先交稅,待年老時回收,這是繳交薪俸稅的唯一道理;只要政府理財用錢受憲法與民主制度有效監察,概念清晰易明,而且可令政府注意控制通脹,政府實在沒有理據拒絕承擔。常以政府財政緊促,快將入不敷出為由反駁,實情不過是只計收支,不計資產。香港政府坐擁萬億流動財產,還成立什麼未來基金,只為不停透過基建旋轉門,作資產利益轉移。况且,政府作為全港土地業權人,土地皆以租約批出,推高通脹的最大得益者正是土地價值升幅的獲利政府,契約到期還可長收長有,土地資產價值可以億兆計,所謂莫財,不過是重申土地屬於政府,不屬於人民而已。

其實,解決老人貧窮問題,絕對不是派錢可以解決的。真正的解決辦法在於控制通脹,長久維持低生活費用的社會,對前景自然無憂;推動分享經濟,鼓勵社區關懷,衣食住行皆可免費共享,生活自然無慮;開放閒置農地,建設社區園圃,老有所用,自給自足,回饋社會,傳授後輩,人生自然精彩;慈善團體贈醫施藥,出自市民善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孝尊敬悌,社會自然感恩。

文×姚松炎 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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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於 2014/08/24 in 有關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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